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天下大亂的日子裡，周恩來的處境也很不好過。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餘波蕩漾的同時，社會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浪潮。在這背後，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涌，呼之欲出。為此，他不得不在支撐危局的同時，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掙扎苦戰。
周恩來很清楚，由外事口發起的這股倒陳浪潮是衝著他來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後挑動的結果。而他本人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裡，朝不保夕，隨時可能被拋出來，落得和劉少奇、陶鑄等人一樣的下場。在這種情況下，周的精神壓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膽，已經做好了最壞的精神準備。鄧穎超甚至把裝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掛在門廳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時，可以隨身帶走。
不過，讓周恩來稍稍感到寬心的是，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拋出他的意向，在應付亂局方面還得依靠他。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打消周心裡的憂懼。因為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大搞下去的話，很快就會禍及他本人，最終逼迫毛在既成事實面前作出選擇。到那時，毛澤東的態度就難說了。陶鑄被打倒的情況就是前車之鑒。
周恩來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生存慾望極強，善於擺脫困境，化險為夷的老手。這次，他更是使出渾身解數，設法渡過眼前的這場劫難。他深信只要他本人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堅決跟著毛澤東走，毛就不會允許別人動他。這樣，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關於這一點，周本人曾幾次對外事口的造反派這樣說過﹕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 又說，我要是不緊跟毛主席，你們不打我也得倒；我緊跟毛主席，你們打也打不倒。
兩個月後，當這場風波終於逐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周恩來有意當著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對造反派說﹕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倒要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入黨四十六年來，我犯過不少錯誤，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學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後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策動這場風波的幕後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隱忍退讓，避其鋒芒，以政治上的太極軟功來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勢。這是周氏自文革發動以來最為難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經大亂，他每天都為應付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就是回到家中仍然無法休息，因為當時中南海已經被各大造反派組織組成的“揪劉火線”團團圍住，牆外的高音喇叭晝夜喧囂不停。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不得不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戰，處境狼狽，飽受煎熬。當時，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周十分孤立，經常遭到江青組織的集體圍攻。江青更是擺出女掌櫃的架式，對他隨意訓斥、辱罵、奚落，有些場面連在場參加圍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無論江青怎樣撒潑，對他當眾羞辱，周氏都始終咬緊牙關，默默忍受下來，絕不逞一時之忿去刺激江青，讓她找到對他下手的機會。
據當時擔任空軍司令員、軍委看守小組組長，並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回憶說﹕這一段是總理最苦悶的時期，他那時情緒不高，很沉默。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麼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我當時既佩服總理真有涵養，又為這樣一個老革命落到這步田地感到心寒。
其實，吳法憲並不大了解周恩來這樣退避忍讓的心機，倒是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同時也覺得江青鬧得太不像話，於是傳話關照周說﹕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對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鬥。對江青，對的我支持，不對的我反對。你總理無非是有幾個條子存在她手裡，你就怕這個？
這裡，毛澤東一語道破了周恩來的心病，並將了他一軍。不過，毛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正是由於毛的放縱和對“伍豪啟事”的態度，江青才敢騎在周恩來的頭上大發雌威。對此，周心裡有難言之苦，不便明說，因為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以及毛、江兩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說的話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鬥，到頭來很可能落得和陶鑄一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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