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资料（上）

一、周伯萍的亲笔回忆

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的第二十二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说——

“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

关于这件事，杨继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美国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网页载有他同访谈者李肃的以下对话——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个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周伯萍是在80年代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后来我为了写书，落实这个，不能听孤证啊，又亲自上周伯萍家里去，03年还是02年，去他家里去了，就问他这些事情。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后来我去问他，他不吭气。正好巧合，我跟他谈话，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我的同学照片，我说那不是常西昌(音)吗？他说你怎么认识，我说是同学。老先生本来穿的西服革履接受我采访，后来回房，跟老伴说是常西昌的同学。我就再问他几千万，他说，咳，你管这干什么。他以一种长辈的身份来教训我，就没有谈成。”

李肃：那您没有追问他具体数字吗？

杨继绳：所以我很傻，我就不该说我是他女婿的同学啊。
杨继绳：他不但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还说这话，就几千万。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是不是两千万啊，他说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肯定不止两千万。

李肃：那您当时要是多问一点或者少问一点？

杨继绳：多问一点四千万，三千万也可能是的。所以他说是，反正是几千万，这是肯定确切的。

李肃：而且就是说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

杨继绳：报到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销毁这个数字，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当时不是制版印刷嘛。

李肃：据您所知，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还有没有其它高层领导人知道？

杨继绳：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因为陈一咨不是在外面讲四、五千万吗？是不是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以上引文说的是，1961年大饥荒严重的年代，关于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其实这是“饿死人”的委婉说法）的消息、传言、内参和告急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到中央。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提到的这份汇总全国各省上报的表格，或许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获知的最系统性的全国定量统计报告。它显示，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到千万数量级之巨。具体的数字，周伯萍不肯告诉杨继绳，据杨本人的推测，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凑巧是周伯萍女婿的同学，让周觉得不能把真情告诉一个后生小辈。

同样很凑巧，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笔者夫妇的大学同学。2008年我们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周老先生让这位同学将两本个人回忆录亲笔签了名郑重赠送给我们，其中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由他的儿子编辑，标明“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印刷，没有书号，没有定价，也没有印数，显然是只在亲友间流传的私人印刷品。全书52节，其中第46节“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即讲了这份被周恩来严令销毁的人口和粮食统计表。周伯萍老人已经于2012年仙逝，笔者觉得，他在这本书中留下的记录，对杨继绳先生的叙述有澄清、补充和印证的作用，特别是它给出了人口统计的具体数字。所以在此原文照录如下，以飨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

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

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贵阳上任去了。后来听说，他在贵州任上政绩不凡，升任党、政、军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间，被当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行。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这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当时分管计划统计工作的副部长赵发生同志曾对我说，总理在这张表上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改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总理对粮食购销调拨计划是多么关心！

国栋同志辞别总理后，立即带我去先念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先念同志赞叹不已，说“总理日理万机，还挤出时间来亲自处理一张报表的问题，真太感人了！我们一定要竭力向总理学习，丝毫不能懈怠！”国栋同志和我都表示完全拥护他的意见。

以上文字出于周伯萍老人之手，属于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文中透露的最值得注意的信息就是，1961年初的时候，各省都发生粮食告急、拒绝调拨粮食出省的情况，到了粮食部长和副总理李先念都调不动的地步，只得周恩来亲自出马。周恩来下令编制的粮食调拨计划表显示，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了3000万。粗看起来，周伯萍在杨继绳追问下没有吐露的“天机”应该就是3000万这个数字。不过细看杨继绳同李肃的对话，杨当时追问的数字同周老后来透露的数字有所不同：首先，杨继绳说的是1961年底，而周老回忆的是“1961年开始”，因此，他说的数字应该是上一年度1960年的统计结果。其次，杨继绳打听的数字是当年饿死的人数，而周老的数字是比正常时期减少的人数，它包括比正常时期少出生的人数以及比正常时期多死掉的人数，只有后者才是饿死的人数。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他们以哪一年作为基准来推算比正常时期减少的人口，也无法知道推算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用1983年国家正式公布的人口数字作一个大概的验算。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的第二十三章第一节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作了这样的计算。据他计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8.6万人，1959年为274.4万人，1960年为997.9万人。而因饥荒而导致比正常时期少出生的人口为：1958年385.4万，1959年687.3万，1960年959.9万。假如当年以1957年为正常时期来推算，那么到1960年末为止的三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者共有1371万人，比正常时期少生的共有2023万人，合计比正常时期人口减少3394万人。一般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9，60，61这三年，周老他们造表统计的时候，1961年刚刚开始，当年的数据还没有，假如他们认为1958年还不算非正常时期，那么以1959，60两年的数字计算，则得到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272万，少出生的人口数为1637万，两年合计减少为2909万。周老他们得到的3000万人口减少介于上述两个数字之间。说明当时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掌握的人口减少状况同二十多年后国家公布的数字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宁说，1983年国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的那几年的人口数字还是沿用二十多年前统计部门所收集到而一直没有公布的资料。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各地上报的人口减少数字可能有相当大的折扣，经过了层层的掩盖和缩小，不过这些数字至少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了解到的全局性人口非正常减少值，虽然当时没有对公众公布。

以上的估算或许也可以解释，周伯萍当年为什么不愿意简单地把3000万这个数字告诉杨继绳，因为它不是饿死的人数，其中包括饿死的人数，也包括少出生的人数，而且是相对于某个“正常时期”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如果贸然将此数字通过采访者之笔公之于众，引发各种误解和议论，将给他带来麻烦。不过他老先生在辞世前还是把这一段经历和具体的数字以更加严谨的方式记录在案留给后人，不失为是一种对历史的负责态度。

二、周轩进关于父亲周伯萍的回忆

周伯萍先生在那段时期的经历并没有到此为止，最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对于他在当年的经历又有进一步的介绍。那是不久前，周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的二公子周轩进在网上写的一篇题目为《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的纪念文章，其中一节“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说——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更不要说一些，从未与爸爸谋面，却假冒爸爸谈话的学者们了！当然“缺粮人口”之差和“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饿死人数”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实是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这正是需要学者们去研究的。

以上这段文字在周伯萍本人的回忆之外，又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其中提到周恩来在听完汇报后曾同周伯萍根据一些原则做过重新计算，得出了1700万和2000万这两个数字。周公子说：它们“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老爷子在欲言又止的谈话中说的这些话，过于简略，又不甚连贯，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些疑问。两次缺粮人口的时间间隔是什么？所谓缺粮人口的标准是什么？前面说过，“非正常减少人口”同“非正常死亡人口”是有差别的，“非正常减少人口”应当等于“非正常死亡人口”加上“非正常少生人口”。我们在前边引用的杨继绳的计算中可以看出，那些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非正常减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的是“非正常少生人口”。一个数字怎么能同时既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又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呢？又如何理解一个数字既反映了“饿死人数”，又不等于“饿死人数”呢？

根据周伯萍的回忆，3000万就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数字。他们的表格已经同时“交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虽然马上销毁，至少已有六七个人知道。重新计算得到的数字如果仍然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值，那周恩来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它们都低于3000万这个数值，他甚至可能会向那几个知情者通报修正后的数字。然而周恩来却关照周伯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从他口气的严厉程度来看，这两个数字背后的现实比3000万还要可怕，为什么会这样呢？（未完待续）

华新民，《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