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上）

　　◇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位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无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１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５７１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２０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点个人的感情色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　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３０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１）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３０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测！
　
　　（２）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５７１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５７１工程纪要“。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５７１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３０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３）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５７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发７２，２４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４１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１）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２）加速我们的准备。（３）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４１，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烧掉”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法庭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１）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中发７２、４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２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弛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弛、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５７１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２）“材料之二”的第３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５７１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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