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案的玄机和蹊跷（下）

　
　　◇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１）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２）“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３）“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４）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５）“５７１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６）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５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７）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３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８）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２２４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００７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１９７０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８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磐”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１００分，语文考了５０分。那就是数学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７５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１５～２０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１９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磐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吧！

　　史学，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