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托人带话：希望你们“把金门炸一炸”

——毛、周、蒋酝酿的“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

　　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愿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2月，中共进一步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的口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曹聚仁问“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实际价值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周恩来年谱（1898-1976）》）


　　1956年春天，著名无党派人士章士钊前往香港，手上带着一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告诉蒋介石，将来祖国要是统一了，你们的地方军政大权仍归你们管，外交上交到中央就行了，除此之外如果你们地方建设有什么资金不足的，我们中央也绝对可以补贴的。


　　蒋介石获悉中共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及完成统一大业的设想后，考虑再三，也产生与大陆接触的想法。当时，蒋介石正面临岛内和美国的压力。一则“台独”势力在日本成立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二则美国也在密谋换下蒋介石，让更听话的人来当“总统”。


　　蒋介石父子经过物色，最终确定曹聚仁为合适人选。曹是著名学者和报人，与蒋经国曾在赣州共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曹1949年之后住在香港，与国共高层都有联系。


　　蒋介石派蒋经国两次找到曹聚仁。曹答应接受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请去台北，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据曹聚仁的长女曹雷回忆：“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蒋介石曾派密使赴大陆商讨统一后人事安排》，2010年9月6日凤凰卫视）曹聚仁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介绍前往大陆。


　　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周恩来年谱（1898-1976）》）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许多爱国人士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曹氏之事，可见中共中央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周恩来、陈毅、邵力子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在宴席上，曹氏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2009年10月10日中新网；《周恩来年谱（1898-1976）》）


　　8月14日，曹聚仁将周恩来与其会谈的情形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文集《北行小语》。此举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立刻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了震动。


　　同年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


　　10月7日，周恩来在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等人陪同下，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答复他，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周恩来当时即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周恩来年谱（1898-1976）》）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后来曹聚仁回港之后，向蒋经国详细汇报了与周恩来等人会谈情况，以及蒋介石故乡的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寝食难安。


　　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还曾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蒋介石托人带话：希望你们“把金门炸一炸、打一打”

　　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开始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面对严重的形势，蒋介石希望大陆有所行动，以维系大陆与台湾的联系。1959年毛泽东跟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透露玄机说，1957年蒋介石曾经托人带话给周恩来，希望我们能好好地把金门炸一炸、打一打。（《蒋介石曾派密使赴大陆商讨统一后人事安排》，2010年9月6日凤凰卫视）

　　1958年，国际局势紧张，美国对我国台湾的干涉也进一步升级。是年8月23日，大陆万炮轰金门，采取“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2004年版）大陆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在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制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台湾当局也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8月的一天，毛泽东再次接见曹聚仁，让他把中共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曹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文章，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炮击金门后，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几句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陪同下会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周恩来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笔者注）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周恩来年谱（1898-1976）》）

　　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一度引起苏联的紧张，苏联等国内外许多朋友一开始不很理解，担心会被“拉下水”。10月5日和14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说明中共中央从原来准备分“两步走”到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目的是，“不能让美（国）换得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他说：“我们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我们把台、澎、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那就总有一天会回来”。周恩来还指出，蒋介石也不赞成美国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响蒋军的士气，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完全受美国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14日，《周恩来年谱（1898-1976）》）

　　当时以解放军的军事实力，金门和马祖是可以拿下的。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如果台湾不能同时解放，那么台湾和大陆将被隔开，接触将更加困难。而且，国民党如果丢失了这些在大陆沿海象征性的据点，将更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9月2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关于沿海军事斗争工作的方针：“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毛泽东当日回复：你“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年谱（1898-1976）》）10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后确定对金门采取“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即只打炮而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把守敌困死。

　　为了进一步扩大美蒋间的矛盾，争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反对美国，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为蒋军护航。

　　这份文告，粉碎了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扩大了美蒋之间的矛盾。

　　万炮轰金门，实际是在“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台湾当局对此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从金、马撤军的要求。可见这也是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一部分。

　　对台湾问题，大陆是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为了进一步争取蒋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已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建议。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等国民党原高级将领。他在讲话中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要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后来，这些人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利用自己的影响，纷纷做台湾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的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一定影响。

　　进入1960年代后，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大陆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

　　童小鹏回忆：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这年1月4日，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致陈诚信，正式传达了当时大陆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遣人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信在周恩来修改后，曾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周恩来年谱1898-1976》）周恩来还在这封由张治中先生给台湾当局的信的背后，写了这样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

　　“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一纲”，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蒋介石称：“两个中国”及“中立主义”的幻想，不明事实，不明道义，不负责任，美国不应对此事加以考虑。陈诚则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中国政府的和平呼吁和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台湾当局自然也有所触动，表示：今后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不再称自由中国而用中华民国。蒋经国又托人表示：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敌对活动，还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秘密会晤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的密谈时间、地点，以及双方的参加人员，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资料，对这次周恩来与两位台湾高层要人秘密会晤作一综述。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生前有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讲述了1963年底他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直至30多年后，吴瑞林才从他的老战友、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口中得知，周恩来此行有绝密目的。可惜吴瑞林知道这一消息3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为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文集中，收入了一篇罗青长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先披露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在南海秘密会见台湾高层领导人这一消息。

　　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我问他：“是否要报告海军首长？”罗青长说：“我已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不必兴师动众。示意我不要再报告海军了，你回到广州后，可将此事告诉陶铸和黄永胜两个人就行了。还有舰队参加此项接待任务的有关人员。”（吴瑞林《镇守南疆》，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12月7日，也就是罗青长与吴瑞林所约定的第5天，周恩来按时来视察黄埔，与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蒋介石父子均有历史渊源的国民党原高层人士张治中先生，随行人员还有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他们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陪同，从新洲乘船到达黄埔，吴瑞林到新洲将他们接过江来。

　　在134扫雷舰的护航下，848护卫舰沿珠江口向伶仃洋进发。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第二天吃完早餐后，吴瑞林对周恩来说：“这里到了万山要塞的防区，属陆军管，要塞的司令员、政委等领导同志都到码头上来迎接首长了。”吴瑞林并未陪同总理上岸。

　　周恩来、张治中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万山要塞视察，召见了要塞机关直属队的35名校官，并合影留念。合影后，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坐了一天的船，要休息一下，还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周晓青《1963年周恩来在万山要塞神秘“失踪”数日》，《文史博览》2010年第3期）不过，周恩来秘密会晤的并不是什么澳门商人，而是台湾来的两位神秘人物。

　　罗青长回忆：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罗青长《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录了周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的情况，但对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秘而不谈。而该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则披露了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根据当事人罗青长回忆，周恩来是与台湾两位客人进行秘密会晤，而不是电视片所说的一位客人。

　　早在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就发表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某杂志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

　　按照惯例，两党谈判历来都是对等的。蒋介石是台湾国民党的首脑，大陆与他对等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查，蒋介石在这一期间，在台湾的公开活动排得满满的，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经过认真分析，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多有不合。到1963年，陈诚不得不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而且这个时候，陈诚病魔缠身。正因如此，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的一些药品。以周恩来的身份地位，台湾方面对等的，并且能跟蒋介石直接沟通的就蒋经国了。文诗碧说“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有一定的可信性。

　　秘密会晤，大陆方面周恩来、陈毅、张治中、童小鹏、罗青长都一起到了万山要塞，他们是否全部参加，不得而知。台湾方面，罗青长说是两位客人。除蒋经国外，另一位客人的地位应该与陈毅、张治中身份相当。至于随行人员，有一位神秘人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他是否就是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的沈之岳？

　　联想万山要塞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这位澳门商人是否就是沈之岳，无疑值得研究。沈曾被安置在澳门弹丸之地，他所担负的恐怕不仅仅是普通的特工任务。他是否与这次国共秘密会晤有关，有待进一步解密和考证。

　　当年陪同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的童小鹏的回忆，与罗青长的回忆有些不同。童说：1963年底，我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代表团一行经广州、昆明出发。在广州停留时，周恩来于12月7日乘海军南海舰队军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在舰上，经有关部门安排，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自己有困难而拿原则去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考虑对台政策的。（《童小鹏对台工作忆旧》，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童小鹏的回忆或许出于保密考虑，没有全部披露真相，并且真中有假，扑朔迷离。如说周恩来会见是在舰上，这显然是个烟幕，因为如在舰上，作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不可能不知道，而童说周恩来会见的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章含之在回忆中美建交过程时提到，“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很明显，童小鹏文章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化名。

　　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说：“1962年（应为1963年--笔者注）的12月7日、8日，周恩来到了广东一趟，陪同他的，还有陈毅，还有张治中，他们说来干嘛呢，是来看看珠江口的防卫，但是看珠江口的防卫，这么大阵仗，而且这个组合也都有点奇怪，于是现在有人就说，他们当时到广东是为了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张稚群。张稚群到底是谁呢，很多人就说其实是一个化名，因为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他应该是台湾那边派过来的一个密使要来跟他们秘密相见，那这个密使会是谁呢，你想想看，这方有周恩来、有陈毅，有张治中，那一方总不能是个等级太低的人吧。终于，有人就说，说不定他就是蒋经国，这个传闻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很多人说，蒋经国是回过大陆，见周恩来指的就是这一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潜行”--国共两党商谈统一内幕》，凤凰卫视2010年9月4日《皇牌大放送》）

　　至于会晤地点，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的地区，国民党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因此，猜测会晤是在东沙岛。但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会晤就在万山要塞管辖范围之内，其原因：一是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的是“台湾客人”，并说明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既然台湾来人是客人，那么说明大陆方面就是东道主了，会晤应该是在大陆管辖的地方举行；二是会晤期间，由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指挥舰队进行军事演习，以掩护这次秘密会晤。


　　蒋介石同意不修改陈诚遗言

　　这天晚上，海上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了，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童小鹏说：“可以叫总理起床了，总理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啦。”周醒来，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我多年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个小时啊。”（吴瑞林《镇守南疆》；另见吴瑞林原著、吴继云整理《周总理的一次绝密之行》，《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直到1995年春节，罗青长去吴瑞林家中探望时，才透露了周恩来这次绝密之行的目的。罗青长回忆说：“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罗青长《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1965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副总统陈诚病逝。陈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据说，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当时，台湾当局的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的亲属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代表、原国民党桂系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1965年7月13日--笔者注）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只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周恩来会见一位朋友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31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话中间，毛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7月20日，蒋介石由蒋经国作陪，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曹向蒋氏父子出示了毛泽东所写的《临江仙》词，并逐条介绍了中共开出的条件，蒋氏父子经过一番斟酌讨论，也加入了他们的一些意见，由此形成了一个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大意为：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刘丕林《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但由于1966年5月“文革”全面爆发，风云突变，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严重冲击，蒋介石也心存疑虑，“国共第三次合作”因此搁浅。

　　（作者系文史学者）

　　邓因，《同舟共进》 2013年第11期，原标题：“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