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联历史的大型丛书《苏联史》，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五卷。《苏联史》主要论述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全部历史。丛书主编、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在访谈中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世七十四年之后轰然倒塌，要真正查明其因由，首先必须厘清苏联所走过的真实的路，结论应有翔实的资料支持，而不能是想当然。可是苏联历史中伪造的东西太多了，揭露和纠正这些东西困难重重。“我们力求做到的是，所提供的历史事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看法是有据可依的。”
苏联对1949年后的全体中国人影响太大了，《苏联史》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部国别史那么简单，您觉得中国人修苏联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郑异凡：中国与苏联本是同根生，长期以来“以苏为师”，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建设走的都是苏联的道路。虽然我们夺取全国政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实现的，但是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全国解放之后，领导核心的党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国家是按照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建设和运行的。以苏为师，走苏联的路，曾经是我国长期奉行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发现不能继续走老路了，国际国内形势逼得他们不得不改，于是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然而，这一次中国没有跟赫鲁晓夫的苏联走，而是继续坚持斯大林的道路。苏联有过公社化、集体化，中国有人民公社化，苏联有大清洗大镇压，中国有反右扩大化、有“文革”，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中国长期效法的榜样，被苏联否定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反而得到发展。此等在苏联已经是教训的东西，我们过去不仅没有记取，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做下去，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对苏联历史的无知和对他们的错误缺乏认识。
我们这些苏联史研究者，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深感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影响之深，深感其刻骨铭心的危害。从“文革”结束之日起，就开始反思苏联的历史，力求探明苏联历史的真相。我们深深感到过去所学的苏联史有大量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和事件，需要展开独立的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不仅存在大量历史空白点，而且存在大量伪造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对苏联走过的道路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考察。我个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从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接触到不少苏联反对派的材料，对这些资料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看，摆脱《简明教程》的观点，就会得出另样的结论。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一些开始摆脱苏联教条束缚的学者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交流观点心得，逐渐形成一致的看法。那时能够看到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文革”的教训使我们比较容易看清苏联问题之所在，比较容易认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公布苏联历史档案，透过档案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真相。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变了，对苏联史上许多问题就有了新的看法。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对苏联史若干问题的研究走在了苏联学者前面。
我们这些苏联史的研究者“不幸”或者说“有幸”看到苏联的解体。“不幸”是因为我们长期从事苏联史的研究，非常希望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摆脱困境，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不希望我们的研究对象国从现实中消失。说“有幸”，是因为苏联时代的结束使我们能够面对一段完整的历史，并且我们也有幸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某些时刻，使我们能够研究、撰写一部“前朝史”。写前朝史比写当朝史条件要好一些，至少前朝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可以大大减少，有关档案不再是仅供少数御用学者专用的保密材料，可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酝酿一部中国人写的苏联史，这部书应当是客观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接近历史真实的史书。
这部《苏联史》是由多人合作撰写的，各人对材料的把握、事实的判断都不同，可能在某些细节上甚至有互相矛盾的看法，在成书过程中是如何协调的？
郑异凡：1995年由沈志华牵头在中国社科院立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目标不是简单地编译一部大型工具书、档案资料，而是为撰写新的苏联史做资料准备，因此1996年由我牵头在中央编译局为九卷本“苏联史”立项。参与这两个项目工作的主要人员，就是现在这部《苏联史》的作者。我们的做法是，谁写哪一段历史，谁就负责编译这一段历史的档案，这样就把编译档案与撰写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使我们撰写的历史能够立足于扎实的历史事实之上。
长期的磨合和交流使我们对苏联史中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这就保证了我们整部书观点的一致性，不会前后打架，互相矛盾。作为主编，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协调书中的观点，我们通过每年都要召开的苏东历史研究会的年度学术会议和会后的时间，讨论遇到的疑问和难题，沟通思想。在已经出版的五卷书的原稿里，我没有看到观点矛盾、前后打架的情况。
人文科学需要发挥个人的独创性，这是任何集体都难以取代的。具体问题的研究靠个人的钻研，靠每一卷的作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我们在强调全书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一位作者的独创性，由作者独立撰写所承担的那一卷，对写作风格、文字运用、叙述简繁、字数多少等等不做任何限制，使每一卷书既是《苏联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可以单独阅读。事实上，撰写某一卷的作者，都是该卷所涉及问题的专家，对那一段历史最有发言权。
在您主编的这套《苏联史》之前，俄罗斯或苏联以及欧美史学界，是否有类似大部头的通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著作有什么特点？
郑异凡：苏联史长期处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强烈影响之下，苏版的《苏联史》无非是《简明教程》的扩大。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涉及斯大林的内容有所修改，但总体上没有跳出《简明教程》的框架和意识形态，并且由于坚持不给党内的各种反对派平反，苏联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依然说不清楚，特别是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当时的领袖、列宁的战友排除在历史之外，或者仅仅是以反面人物的身份出现，这些历史是绝对无法说清楚的。所以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里，我们没有看到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多卷本苏联史问世。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里，俄国历史学家在苏联史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编档案、写专著，最突出的成就是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资料，例如由雅科夫列夫院士主编的大型系列历史文献集《二十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与此同时，俄国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新的不同版本的苏联史，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不同作者撰写的单卷本的或者两卷本的《苏联史》，如索柯洛夫等撰写的两卷本《苏联史教程》、祖波夫主编的两卷本《二十世纪俄国史》、菲利波夫等撰写的《俄国现代史》等等，尚未见多卷本的苏联史问世。
苏联解体前，西方一些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能够看到某些苏联档案，例如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随身携带出去的档案，二战期间德国从苏联缴获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还有一些流亡或叛逃国外的人士的回忆录和在苏联已经被查禁的书刊，所以反而能够写出较为真实的苏联史。值得一提的是1950-1978年陆续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十四卷本的《苏维埃俄国史》，这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史书，可惜只写到1929年，并且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远远赶不上现在公布的档案资料。
苏联解体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都还没有见到多卷本的苏联史问世，因此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这九卷本的《苏联史》暂时是空前的，是国内外第一部多卷本的《苏联史》，具有开创性。
您刚才谈到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中，俄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上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异凡：二十多年来俄国史家对苏联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解冻”之后，开始公布一些有关苏共的档案资料，纠正斯大林时期对苏联历史的歪曲，但是这个过程随着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推翻而中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解冻”的进程，开始填补“历史空白”，公布一些绝密档案，打开了苏联历史研究中的许多禁区。苏联解体之后，许多重要档案馆对学者开放，历史学家得以深入接触到尘封多年的档案，为真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
对苏联历史的重新审视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最初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剧作家、政论家等等非史学界人士，他们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是“外行”，但恰恰是他们凭自己的敏感、经历和历史见闻，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出新的看法，尽管多少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但非常富有启发性。
以著名的剧作家米·沙特罗夫为例。他发表在1987年第4期《新世界》上的《布列斯特和约》（中译名为《1918年的苏俄领袖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前进，前进，前进……》（1988年上演）等剧作在恢复革命的真实历史方面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些剧本里，过去一直被从历史上抹去的列宁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登上了舞台，有的同列宁争论，有的支持列宁，斯大林也不再是一贯正确的了，他也会受到列宁的批评。这样，剧作者就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幅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生动画面。沙特罗夫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以革命的名义》（1957年）的剧作者，他的《我们一定胜利》（1982年）上演后，勃列日涅夫曾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去观看，因为这些党的领袖所知道的党史知识不会超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教给他们的范围。沙特罗夫写过很多关于列宁的剧作，显然仔细研究过列宁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知道许多官方历史教科书所不提供的资料。《布列斯特和约》一剧写于1962年，当时无法发表或者上演，只能发表一些片段，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得以全文发表。这自然推动了当时提出“填补历史空白点”、恢复历史真相的运动，同时也给苏联的历史学家背后猛击一掌。
接着，历史学家也开始投入重新研究。他们从事两方面的工作：
过去苏联历史学家能看到的机密档案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进入绝密档案库，这种历史学家多半是御用学者，他们利用垄断的地位，按照官方的需要，随意剪裁历史，例如瓦加诺夫的《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及其被粉碎》就是这样的著作。此书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但是都是为讲解苏共的既有说法服务的。从198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解密档案，苏联解体后各级档案馆对外开放，历史学家得以发掘整理档案资料，报刊杂志上不断披露从档案库中发掘出来的专题资料，在长期工作之后又开始出版大量的专题档案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А.Н.雅可夫列夫院士主编、众多著名史家参加整理编辑的系列档案丛刊《二十世纪俄国文献》 ，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公布解密档案，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文献》、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斯大林与世界主义——苏共中央宣传部文件》，等等，这些档案文献我国正在翻译出版。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在此基础上撰写苏联史的论文和专著，如俄国史、苏联史、苏联国家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尽管由于史家掌握的材料多寡有异，观点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事实看法和评价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体上逐步走向写真实的历史的道路，纠正了以往对历史的伪造和歪曲。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只讲列宁和斯大林，不讲托洛茨基，能说清楚吗？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把十月革命后的所有党政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都打成“人民敌人”、“叛徒”、“内奸”，这样的历史能让人信服吗？一边宣布社会主义 “建成”，一边实施大镇压，把千百万无辜人士投入监狱、集中营，予以枪毙，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的党史，这样的苏联史，是不是应当改写呢？写真实的历史必然要否定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说是填补历史的空白也好，说是恢复历史真相也好，归根结底，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被雪藏于“特藏库”（спецхран）的禁书禁报禁刊，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的著作，刊载反对派文章的报刊也解禁开放，有的公开重印，如各种版本的《布哈林文选》、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等等。这使读者得以看到一些被定为“人民敌人”的人的真正观点和主张，而不是靠斯大林著作和党的决议中多半是被歪曲或断章取义的转述和引文来了解他们的主张。苏联当时曾有禁令，禁止在论文和著作中直接引用反对派的言论，只准转述，否则就是宣扬反对派的言论。过去一些被查禁的图书，如“异议人士”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等，也得以公开出版。顺便说一下，此梅德韦杰夫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并予以废除。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许多俄国的学术著作、历史资料以至档案文件等等可以在网上看到和下载，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撰写《苏联史》时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服务。
俄国的史学家，第一，可以看到和使用各种新的解密档案材料，第二，在写作史学论著时不再有过去那些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了各种条条框框，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结果来写作了。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再是政治家的工具。政治家已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发号施令了，即使有人想发号施令，也无法再定于一尊。对苏联历史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争论在继续，但争论不再能够由官方来统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Л.С.列昂诺娃教授指出：“当前，俄国史学家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归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观点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在这种学术生态条件下，苏联史的研究出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包括论文和专著。
罕见的照片：有中文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底革命进攻万岁”的苏联集会。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
苏联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被认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材料。《苏联史》在叙述1938年之前的历史时，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哪些不同甚至冲突的地方？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郑异凡：刚才讲到，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有了长足发展，这是史学的进步，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你承认也好，否认也好，并不影响其存在。书写历史只有客观真实和歪曲伪造之分，并不存在什么“虚无主义”。硬要说“虚无”的话，那么其典型著作应当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把一部党史变成斯大林一个人的活动史，列宁也只是个陪衬。十月革命是他斯大林和列宁两人领导下实现的，国内战争是他和列宁指挥下取得胜利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他斯大林英明领导下进行的，全盘集体化的错误是下面干部犯下的，是他斯大林英明地纠正了错误，使集体化走上健康的道路，等等。这是一部遭到严重歪曲的历史书。（未完待續）
郑异凡、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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