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联历史的大型丛书《苏联史》，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五卷。《苏联史》主要论述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全部历史。丛书主编、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在访谈中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世七十四年之后轰然倒塌，要真正查明其因由，首先必须厘清苏联所走过的真实的路，结论应有翔实的资料支持，而不能是想当然。可是苏联历史中伪造的东西太多了，揭露和纠正这些东西困难重重。“我们力求做到的是，所提供的历史事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看法是有据可依的。”
写出历史事实，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苏联史》中写了以往史书很少记叙，或者根本不提的历史事实，过去我们读《简明教程》，关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知道十个资本家部长组成的临时政府，对二月革命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十月武装起义是列宁、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对武装起义的真实过程不甚了了。由姚海教授撰写的《苏联史》第一卷《俄国革命》详细介绍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具体经过，各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它推翻了三百年的罗曼罗夫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除布尔什维克党，还有许多政党在这里展开了博弈，这里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立宪民主党，所知不多的社会革命党，还有一直被骂倒的孟什维克，这些政党在二月革命中借助群众的力量，迫使沙皇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布尔什维克那时候势单力薄，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并非《简明教程》所说的领导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经过几次改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政府并不能以十个资本家部长来予以定性。二月革命是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于十月武装起义，《简明教程》和苏联影片所展示的有不少是歪曲虚构的东西。当时列宁在地下，武装起义的全部工作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及其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组织实施的，这是一年后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过的事实。攻占冬宫完全不像在电影和油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只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了一发空炮（不是发动总攻的信号，只是一种威慑），从彼得保罗要塞打出几枚炮弹，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几乎未发一枪就在混乱中进入冬宫，轻轻松松地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布尔什维克收取德国金钱问题，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但我国出版的史书却保持沉默。本书第一卷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布尔什维克确实得到德国的马克，根据现有材料，包括列宁有关书信和俄共（布）特别档案，德国经费问题的存在是难以否定的。不过拿了德国的钱并不一定就是德国的间谍，这是两回事。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让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客观上无疑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它愿意出钱资助布尔什维克，完全符合逻辑。布尔什维克搞革命需要经费，取得德国的马克，也符合逻辑。如果把利用德国经费视为布尔什维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采取的策略的话，问题不难理解。德国经费问题是否存在与布尔什维克是否被德国收买，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对这样的问题，史书无需回避。
有些事过去和现在俄国出版的史书是避而不谈的，例如1921年苏俄武装入侵并兼并格鲁吉亚共和国。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由孟什维克执政。众所周知，孟什维克是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所以在格鲁吉亚采取的政策措施较为稳妥，得到民众的欢迎。对身边的这样一个政权，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布尔什维克政权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能够腾出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政权不顾两国刚刚签订的相互承认的条约，出兵格鲁吉亚把它兼并了。这段历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苏联出兵侵占波罗的海三国的预演。
国内战争末期，由于对粮食征收制不满，农民暴动蜂起，在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关头，布尔什维克政权被迫中止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并进而允许自由贸易。这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顺便说一下，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 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不仅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临时政府、沙皇政府都实行过这种政策，把它们的政策译作“余粮征集制”显然不妥，因此本书按照本义把这个词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这虽系翻译问题，但涉及对俄国史的了解。
对国内这个最大的农民阶层作出让步之后，布尔什维克党需要重整旗鼓，打压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挽救和维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和统治。由此引发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几项重大措施。
俄国居民大多数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在国内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东正教。1921年苏俄发生严重的饥荒，东正教会曾积极参加救荒工作，成立了赈济灾民委员会，并且宣布准备捐出非宗教用品的教会珍宝。但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教会的赈济灾民委员会，同时以救济饥民为名，开展没收东正教教会的珍宝运动，没收对象包括宗教用品，对反抗的教会人士实施暴力镇压。这是一箭双雕的措施，既压制了宗教势力，又取得大量的珍宝来充实国库（而不是救荒）。
当时能够同布尔什维克竞争的政治力量还有两个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两个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从二十世纪初起就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十月革命后它们半合法地存在于苏俄社会。尤其是社会革命党，它在农村有广泛的影响，被列宁称作真正代表农民的政党。它们的存在对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重大威胁，这种威胁不在于他们个人，而在于他们的影响，因为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绝大部分早就被捕入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无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在居民中影响力却继续存在。因此1922年布尔什维克精心组织了一场对他们的审判，史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他们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活动是在1919年以前，1919年他们宣布停止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获得苏维埃政权的赦免。此后他们没有采取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并且其多数领袖都被关押在狱中。因此审判他们是有违大赦的法令的。审判引发国际上的广泛抗议，各国工人组织、社会党以及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在国际上是失分的，但是在国内收到了消除社会革命党影响并进而将其取缔的效果。当局的打压手段也落到孟什维克党头上，该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还有一支力量是不能让布尔什维克安心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里知识分子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一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俄国，移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生活窘迫，并且经常被征去从事体力劳动，干粗话，有的甚至遭受镇压，因此他们对新政权没有什么好感。内战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们对新政权不再采取敌对的态度，但是思想上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不小。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把一批不听话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把他们的影响关在国门之外，也对其他知识分子发挥杀鸡儆猴的效应。于是有数百名知名学者、科学家被驱逐出境，由于是用轮船运送的，史称“哲学船事件”。部分知识分子如医生则被流放至边远地区，以发挥他们的医疗功能。这些遭驱逐的知识分子，并无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只是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当局的这种做法虽然屏蔽了他们的影响，但也使苏维埃政权失去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中有些人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杰出学者。不过驱逐的做法也无意中为世界保存了一批学者，使他们得以逃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
这些措施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在对农民做了让步之后，再也不敢在其他方面后退、退让了，他们要把对农民让步的损失在其他领域找补回来，加强对其他领域的控制，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所依靠的手段是强制、暴力，是专政手段。这样，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革。这种做法预示了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命运，也预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是大镇压的先声。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及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各种说法都有，歧见纷出，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史》是如何处理的？
郑异凡：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我国苏联史著作讲得不多，或者有意回避。俄国的苏史著作，谈得也不深入。然而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决定了苏联以后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正是在打倒了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后才得以推行自己的模式，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的。本书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依据解密档案，特别是二十年代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以及一些人士的回忆录，对当时的党内斗争的过程、争论的内容、各方的观点、争论结果做了详细的记叙，尽量复原当年的斗争情景，展示了二十年代苏联风云激荡、复杂多变，各种派别集团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图景。读者能从中看到斯大林的升迁之路，斯大林模式的源头。
二十年代苏联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集团，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联合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斯大林多数派等派别集团，对他们的主张、他们奋斗的目标不应当回避。这里既有权力斗争，也有理论斗争，还有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法之争，世界革命方针之争，并不能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归结为一批反党反苏的反对派，一伙外国间谍内奸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斗争。
二十年代的政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文化体制问题。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其地位。这多亏当时大部分领导人曾经流亡西欧，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不排斥各种艺术流派、各种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当时对文化艺术的控制还相对比较松，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还能继续发挥惯性的作用。
列宁与第二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
不过，从布尔什维克夺权之时起，就非常重视对舆论的控制。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查封了几百家报刊，在国内战争期间，为战争的需要实施了严格的军事信息的检查制度，虽说是战事的需要，实际上检查的范围常常超出军事的需要。进入二十年代，书报检查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关，如国家出版局。书报检查制度曾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苏联长期以来不承认本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苏联百科全书中的书报检查条目都只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这种制度，矢口否认其在苏联的存在，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官方才正式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并予以废除。随后，学者在档案库发现大量有关书报检查的档案，整理出版，这就为研究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不言而喻，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史著作中是看不到有关记叙的。本书第三卷对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对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的影响首次做了详细的记叙。
斯大林体制的确立是在三十年代，虽然在二十年代其体制的某些特征已经出现，例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几个重要特征才最后形成，这就是农业集体化、重工业化（包括军事工业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与大清洗的实践。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的作者、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依据最新档案资料对此形成过程做了详细可信的叙述。有些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就客观地详细介绍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1934年发生的基洛夫遇刺案，到底谁是幕后的指使者，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办法是客观地介绍各种疑点和说法，而不做结论。历史上经常存在某些不解之谜，苏联的历史尤其如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历史学家是不应匆匆下结论的。关于斯大林的镇压的规模至今仍有争论，问题是许多资料被销毁或者没有保存下来，可以看到的资料由于统计的方法不同、统计的范围不同、统计的时间不同、认定的镇压标准不同等原因，斯大林时期镇压牺牲者的数量存在不同的说法。本书作者并不急于做出结论，而是详细介绍各个领域镇压的情况，例如分别介绍了对军队领导的镇压，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镇压，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镇压，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读者由此可以对当年的镇压规模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对镇压的总人数无论苏联还是今天的俄国官方都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掌握这个数字的最权威的人士当推苏联和俄联邦两朝平反委员会主席雅柯夫列夫，然而他也没有发表官方的正式统计，而只是在记者访谈时说了一个大致的数字，这是因为镇压牺牲者的人数还在继续调查之中，确实有许多牺牲者的情况至今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客观地介绍各家的说法和数字。实际上，关于斯大林的镇压就现在已知的数字来说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了，是不能用任何理由为之辩解的。它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削弱了苏联的国力、军力和科技力量，严重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向心力，如此等等，不能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只不过杀了一些该杀的人，只不过有点扩大化而已！
在苏联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改革，但最终还是走向解体的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
郑异凡：苏联存在的七十四年里进行过三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次是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第三次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较起来，列宁的那次改革是最成功的，它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平息了农民暴动浪潮，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由于没有同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放开的同时，没有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政治体制的保护，因此不赞同新经济政策的人一旦掌权，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宣布结束改革，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
一般说来，改革都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关头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采取的救亡措施。列宁的改革是在遇到国内农民的反抗、暴动，再不改变政策，苏维埃政权就有灭顶之灾的情况下被迫实施的。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在斯大林的那一套已经使苏联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实施的。斯大林逝世后，党内的领导层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缓和国际局势等问题上很快就达成一致，这就是说，无论何人上台执政，都会执行这个方针的。时至今日，还有人说什么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只要看一下秘密报告本身，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只能说，它为否定斯大林模式开了一个头，斯大林模式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例如斯大林的体制问题，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即那些涉及反对派的问题，赫鲁晓夫依然坚持斯大林的说法，不予平反。这样，苏联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就根本无法说清。对这些问题应当本着历史事实说话。本书第七卷“赫鲁晓夫时期”还没有问世，不过那里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记叙。
赫鲁晓夫的改革，特别是干部制度的改革触犯了享受特权的那些干部的直接利益，一批“在册权贵”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由于惯性的作用，赫鲁晓夫下台后原先的一些改革措施继续进行，这就是柯西金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领导人，改革不久就被中断了。勃列日涅夫的一项重要建树是修补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缺陷，如健全社会法治秩序等等。他的目标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而不是改变斯大林模式，这就注定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必然走上停滞的道路。第八卷《勃涅日列夫的十八年》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叶书宗教授在撰写上有一个特点：尽可能地写人物的活动。本卷在写作上努力着眼于写人，写苏联那个时代在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的思想、行为、活动，等等。这样读者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一个不爱学习、懒于思考、懒得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打猎、收藏汽车、爱好奖章的“平庸”领袖的形象。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读者都非常熟悉，他的改革以至苏联的解体，许多读者都是目击者，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执政短短几年所走过的历程，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并不容易。第九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的作者、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还原了改革的整个过程。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考察和描述戈尔巴乔夫执政整个过程的史书。厘清改革的真实过程是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性工作，要评价戈氏的所作所为，首先必须了解其具体过程，不能想当然。
戈氏的改革事先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是被形势、问题推着走的。他上台伊始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被某些学者看做第一项改革措施，实际上大谬不然。加速发展战略是企图在原有体制下加快发展，就像用鞭子驱使老牛破车加速快跑一样，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战略失败之后，戈氏才想到必须改革原有的体制，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才出现戈氏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单纯的经济改革遇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碍，于是进而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正确也好，错误也好，戈氏走的每一步都是客观形势逼迫的结果。在这里要寻找“背叛”、“出卖”的主观动机是文不对题的。以1991年的全民公决保留苏联为例。人们往往只记得百分之多少的人主张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忘记了要保留的是“革新后”的联盟，而不是原封不动的联盟，因为这时候要保留原先的苏联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在全民公决之后，有谁提出过革新的联盟方案呢？我们看到唯一的一个革新方案是戈氏拟定的原定8月中旬签署的新联盟方案，然而这个方案由于“8.19 事变”而胎死腹中，因而失去了最后挽救苏联的机会，这以后出现的是叶利钦等人制定并签署的独联体方案了，正是这个方案结束了苏联的存在。
像诗人勃洛克所说：“俄罗斯是个难解的谜。”被“哲学之船”驱逐出国的哲学家别尔嘉也夫说过：“俄罗斯人天性很极端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有时表现得崇尚暴力，有时又表现出非暴力主义。俄国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如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至苏联解体，按说都是翻天覆地的重大的变革，但是都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完成，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一方面表现了人类二十世纪的文明进步，不把暴力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人心向背。当现存制度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像列宁所说的是一堵已经腐朽的墙，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塌，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有人去扶这堵墙的。我们在俄国历史上多次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部《苏联史》虽说是“空前”的，但是希望不会是“绝后”的，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作者关心苏联史的研究，撰写出更多更好的苏联史著作。
郑异凡、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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