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上述“大鬧懷仁堂”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出於保持晚節和隱忍順守的雙重心態，一直嚴守中立，很少說話，對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沒有參與，也沒有出來制止，只是在一旁聽著。這與“三老四帥”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的態度大相徑庭，形成鮮明對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時，責問了康生一句﹕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有意和會上“出格”的言行劃清界限。比如，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以示抗議時，他對譚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來。目前大陸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鬧懷仁堂”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都有意迴避了周對譚拍桌子的這件事，而這恰恰是後來周本人在修改懷仁堂會議記錄時親筆加進去的。 又如，當陳毅提到周恩來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他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 再如，當陳毅講了前述明顯針對林彪，並且對毛澤東有所影射的話後，周又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來在會下卻又換了另一番面孔。顯然，老總們大鬧懷仁堂，對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灕的批駁，乃至延安整風中的種種往事，深深地觸動了他，道出了他鬱結心中多時的塊壘，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為快。“大鬧懷仁堂”後的第二天，周在連續接見財貿口和國防工業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的講話中，對文革運動中要不要黨的領導、該不該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問題，態度十分鮮明，措辭嚴厲，與“三老四帥”在會上的講法並無不同。
比如，周恩來在申斥造反派奪權後讓黨委靠邊站的作法時，說﹕你們簡直沒有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並宣布﹕中央各部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數，國務院各部黨組要恢復，責任還是部長、司局長負。
在談到揪鬥幹部的問題時，周恩來更是痛心疾首，激憤之情難以自抑，反復強調老幹部是黨的財富，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他們。他甚至把現在對幹部的批鬥同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相提並論，還聯繫到延安整風審幹時的經驗教訓，說﹕這次對幹部的批判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間不到一年，發展速度卻超過十七年。想到這，我就難過。“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這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如果不告訴同志們，這樣發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時，周恩來知道事情鬧得有些“出格”，特別是陳毅的發言和譚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會讓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為會議的主持者脫不了干係。所以他採取主動，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為此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不過等汪赶來時，高潮已經過去。 會後，周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不想把事情鬧大，因此沒有再向毛作進一步的匯報，希望通過冷處理來平息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邊卻不想放過在政治上轉守為攻的機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馬上向江青作了匯報。為了逃避批評而在家稱“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經抓住對手的把柄，馬上精神大振，對此定調說﹕這是一次大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 並立即安排張、王、姚三人連夜向毛澤東當面匯報。
毛澤東早已分別從不同的渠道獲知了“大鬧懷仁堂”的一些情況，一開始似乎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當葉劍英向他報告說“今天和伯達打了一仗”時，甚至還表態支持葉的看法。 不過，毛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據作者當年採訪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時，他回憶說，毛在聽取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三人匯報時，開始還面帶笑容，像是在聽笑話，但在聽到陳毅發言中講到延安整風那一段後，隨即變色，不過當場並沒有發作，只是在張春橋匯報周恩來對《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時，毛說了一句﹕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在聽完匯報後，毛沉吟了一會兒，表示﹕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要抓鐵路和煤炭。
顯然，這次黨內高層集體“大鬧懷仁堂”事件，讓毛澤東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頭所指，名為批中央文革，實則是衝著他發動的文革運動而來的。中央文革不過是替罪羊。這麼多人竟然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對他發動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緒如此激憤，批評得如此尖銳，建國以來前所未有。
特別是陳毅關於延安整風的那段話，更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這不啻是揭了毛在黨內一貫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當年的延安整風中，毛正是依靠了劉少奇這一派人為他打天下，鬥垮了所謂黨內教條和經驗兩個宗派，才確立了他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如今劉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腳踢開，淪為文革的鬥爭目標，罪名比當年的王明還大。
被人當眾揭了老底，對習慣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多年來的第一次，其內心的惱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馬上採取斷然手段，把這次黨內高層的反對聲浪壓下去的話，不僅文革運動半途而廢，而且他本人也將威信掃地，劉少奇一干人也將乘機殺回馬槍，在政治上清算自己，這樣一來，他的一世英名就會毀於一旦。這是毛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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