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 星期四
无神论者拜偶像——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巴尔扎克有一个著名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讲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外科医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认个人智慧、能力有限,也会到代表神祇的场所寻找灵感、寄托情怀,因为神坛是真理导师、精神家园的象征,借用而已,非关迷信。文革当中国人种种顶礼膜拜毛泽东的行为与此类似。
经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观念,为超自然体中的最高者,一般认为不具物质躯体但有躯体形象;衪不受自然规律限制、还高于自然规律,主宰世间万物,对物质世界施以直接间接的影响云云。先民的图腾和各种宗教的神明无不具有这等地位。给神祇赋予人形并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见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号召民众,是凝聚人心的捷径。采用颇频、屡试不爽。以无神自居的共产党也乐此不疲,可见纯粹是个实用主义的招术。
党内、延安时,由刘少奇出面,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规定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初衷是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因效果不错,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适应国人的文化习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为大,道家独尊太上老君,释家只有一个真佛。遂将“党的集体智慧”归拢起来,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诏告天下,便于人民理解遵循。因为“一国三公各行其是”、“晋政多门不可从也”。从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国的地位,随革命形势发展、胜利接踵到来,水涨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达顶点-----变成拟人化的红太阳。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于神明的需要,起源于原始社会对自然规律的向往与恐惧。出于自卑的心态、依附强势的渴望、不劳而获的取巧等。后来,出现了哲学与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些令人自愧不如、肃然起敬的理想或学问。人类的信仰与崇拜嵌入了正义、向善、利他等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转为一神也呈普遍趋势。后来,科学兴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则变成了实验实证,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们开始由信仰主义变成物质主义。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经使政治家认识了信仰力量之伟大,学会了如何培育民众信仰一个特定的人。因为,无论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里,只需巧妙地引导利用,就能诱使人们,以事半功倍的侥幸心理寻求真理、把政治理念当作真言咒语,在生产和生活中执行、应用,以期神迹发生。中国曾具有把马列主义宗教化、毛泽东个人偶像化的绝好条件,天时地利、水到渠成,只消十几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无以复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虽浓,崇拜的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政治理念,与膜拜传统神明本质上不同,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狭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谦卑的、追求是超越的;虽然祈求指导,却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迹发生,准备自己做成……;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众知道,毛泽东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爷、也不是消灾解祸的送子观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随毛泽东,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某种伟大事业。冀望毛泽东能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他们膜拜的是正义和真理、以为毛泽东是其代表,并非盲目崇拜个人。
不料,那个漫延全国的“红海洋”潮涨也骤、潮落也疾,推动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暂时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则逐渐回归大江南北。也许是因为,宗教在几千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机制,会应时而变、随遇而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稚嫩,长而未全、强而不壮,容易代谢紊乱,夭折于世事变迁。短期效应有力,功能后继乏力。在其门下,修行太苦、成果贫乏;加上内部管理不善,运营代价太大,信徒难免后悔不迭、众叛亲离。表面看来:政治信念现实性极强,不能快速实现信众就会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来世,相关许诺不必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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