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者拜偶像——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巴尔扎克有一个著名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讲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外科医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认个人智慧、能力有限，也会到代表神祇的场所寻找灵感、寄托情怀，因为神坛是真理导师、精神家园的象征，借用而已，非关迷信。文革当中国人种种顶礼膜拜毛泽东的行为与此类似。

　　经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观念，为超自然体中的最高者，一般认为不具物质躯体但有躯体形象；衪不受自然规律限制、还高于自然规律，主宰世间万物，对物质世界施以直接间接的影响云云。先民的图腾和各种宗教的神明无不具有这等地位。给神祇赋予人形并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见于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号召民众，是凝聚人心的捷径。采用颇频、屡试不爽。以无神自居的共产党也乐此不疲，可见纯粹是个实用主义的招术。

　　党内、延安时，由刘少奇出面，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规定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初衷是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因效果不错，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适应国人的文化习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为大，道家独尊太上老君，释家只有一个真佛。遂将“党的集体智慧”归拢起来，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诏告天下，便于人民理解遵循。因为“一国三公各行其是”、“晋政多门不可从也”。从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国的地位，随革命形势发展、胜利接踵到来，水涨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达顶点-----变成拟人化的红太阳。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于神明的需要，起源于原始社会对自然规律的向往与恐惧。出于自卑的心态、依附强势的渴望、不劳而获的取巧等。后来，出现了哲学与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些令人自愧不如、肃然起敬的理想或学问。人类的信仰与崇拜嵌入了正义、向善、利他等内容，不再是纯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转为一神也呈普遍趋势。后来，科学兴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则变成了实验实证，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们开始由信仰主义变成物质主义。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经使政治家认识了信仰力量之伟大，学会了如何培育民众信仰一个特定的人。因为，无论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里，只需巧妙地引导利用，就能诱使人们，以事半功倍的侥幸心理寻求真理、把政治理念当作真言咒语，在生产和生活中执行、应用，以期神迹发生。中国曾具有把马列主义宗教化、毛泽东个人偶像化的绝好条件，天时地利、水到渠成，只消十几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无以复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虽浓，崇拜的毕竟是个政治人物、政治理念，与膜拜传统神明本质上不同，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狭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谦卑的、追求是超越的；虽然祈求指导，却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迹发生，准备自己做成……；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众知道，毛泽东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爷、也不是消灾解祸的送子观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随毛泽东，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某种伟大事业。冀望毛泽东能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他们膜拜的是正义和真理、以为毛泽东是其代表，并非盲目崇拜个人。

　　不料，那个漫延全国的“红海洋”潮涨也骤、潮落也疾，推动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暂时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则逐渐回归大江南北。也许是因为，宗教在几千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机制，会应时而变、随遇而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稚嫩，长而未全、强而不壮，容易代谢紊乱，夭折于世事变迁。短期效应有力，功能后继乏力。在其门下，修行太苦、成果贫乏；加上内部管理不善，运营代价太大，信徒难免后悔不迭、众叛亲离。表面看来：政治信念现实性极强，不能快速实现信众就会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来世，相关许诺不必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