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怎样对待读书人的？

　　一

　　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读书人的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读书人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读书人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读书人，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作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人才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是“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读书人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读书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二

　　第二阶段是渐启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也在他们的薰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作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读书人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读书人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登基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读书人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读书人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事，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读书人弱点的灼见，更多一杆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读书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他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三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读书人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侧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鲠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读书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读书人，但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读书人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辞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像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四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那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就是说因为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生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


　　五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表示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张宏杰，《书屋》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