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 星期四

朱元璋是怎样对待读书人的?


  一

  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读书人的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读书人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读书人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读书人,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作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人才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是“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也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即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读书人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读书人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二

  第二阶段是渐启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也在他们的薰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作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读书人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读书人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登基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读书人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读书人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事,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读书人弱点的灼见,更多一杆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读书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他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三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读书人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侧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鲠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读书人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读书人,但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读书人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辞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像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四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那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就是说因为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生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


  五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表示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张宏杰,《书屋》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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