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 星期四

干柴烈火同气相求——文革杂谈


启麦来稿


  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之所以“战无不胜”,因为他深通命理之学、会推算沧桑之变。用现代语言说,大约相当于他能看准社会潮流、历史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吧。老毛这方面能力到底如何,人见人殊,发动文革正逢其时,则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实为证。

  现在称之为“权力之争”的党内高层斗争,那时的用词是“路线斗争”,意思是一样的。路线也者有两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从时间上看,1966年的中国,离基本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国、北洋时期不远,前清遗老遗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记忆犹新,连制度的受益者都说那样的社会乏善可陈。至少,1949年之后的中国,贫富差距大为缩小、社会面貌比较新鲜、经济建设颇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较健康,国际地位大为上升-----不为人忌是庸才,被人围堵说明受到重视。所以,社会主义为称作“阳关道”,资本主义则是深渊上的“独木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均以社会主义为标准。个人思想与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极力修正、掩饰。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欺骗甚或逼迫全国军民执行他的旨意,干下那些不可思议的暴行的只是一小撮人,其实不确。过来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曾争当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与封资修坚决斗争来着。就像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白人殖民主义者以奴役亚非拉土著为荣;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以杀戮犹太人为己任;种族歧视的美国,有色人种长期遭受社会意识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无一不是背景厚重社会主流、理直气壮的正义事业。一如延续到后来的冷战双方;缠斗到今天的文明冲突,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因其出于信仰,绝非一般犯糊涂、干坏事可以比拟。故“正义之师”的战斗力之强,常常令人瞠目。

  也许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仅是互相转变、还能相互替代、总数持平吧?与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反,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用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期许未来的精神寄托来转移注意力,游牧生活简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泽东认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会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穷则思变”,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广大民众,则因服膺于毛泽东、共产党那时所取得的社会改造成就,“见贤思齐”似地,以紧跟不悖、深刻领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等,为最高准则与境界。并沾沾自喜于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个铺垫解放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

  独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国;多元、多样化等意识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来。过去,国人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毛泽东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挂帅就成了他的常规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明君的传统、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推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许是从众心理与奉献精神同时发作吧,普通民众常常会因觉悟不够高、表现不够好而自责,进而积极主动地向党表衷心、为革命做贡献云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这么坚实的基础上,大展宏图的。也有民主和自由:党的一元化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歌颂党和毛主席、社会主义的自由,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这些已经足够。现在叫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那时的人却以此自期、乐此不疲呢。

  其实,人民大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具虎气和猴气”的人。心甘情愿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其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拔高了他们的境界,提升他们的价值,寄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像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目前的社会气氛相反,那时,政治敏感度极高,一切的标准为是否有利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扬封资修、一旦复辟将三餐不继、流离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推波助澜的轰轰烈烈。一时间,革命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使革命运动迅速高涨,革命手法推陈出新,红色恐怖无远弗届,打击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应、志有一同、互相启发、各取所需的因缘际会。运动之兴虽然不是自发,势头之猛却超出了毛等的预期和需要。

  现在看来,那时的情形非常戏剧性。无论什么地位、身份、职业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尊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低着头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员批斗,罔论省军部地市县局科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标准,受到冲击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仅限“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长子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者也曾有过,则无一逾越“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境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在于持续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红太阳”只能把禾苗烘烤成干柴。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平民百姓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头一瓢冷水,政治热情逐渐冷却。文革中期及后,任毛泽东、四人帮如何煽风点火,运动日渐气息奄奄。人们的兴趣慢慢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乃肇始于文革后期。

  民间缺乏革命热情,中央就煽动不起政治运动。文革之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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