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上）

【摘要】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材料，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文献，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共诞生初期活动经费来源，中共获取经费的渠道、方式和特点，以及这些经费对中共及中国革命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进行考证和阐释。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欠缺，所提供的经费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鲜有详解。本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考证和阐释。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经费援助的历史回顾

（一）最初，中共的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中共筹建时期，筹建者们曾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向未来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就曾经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的相关记述提供了证明。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之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向李汉俊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支持，而李汉俊则回绝了马林的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并且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①。

不仅李汉俊做过此类拒绝，陈独秀最初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包惠僧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会晤陈独秀，陈独秀曾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②。

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等人对外来经费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1921年8月下旬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8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返沪，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同当时在他家作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马林为他们获释所作的努力：“出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③。张国焘也记述了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况：“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④


（二）共产国际对建党前的中共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⑤。张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代表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率工作组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6月，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持李大钊的介绍信抵达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⑥发送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⑦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⑧。维经斯基的汇报证明他的工作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时也透露了工作小组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这客观上也就是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经费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已经在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了。


（三）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提供经费支持

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⑨。包惠僧回忆材料中的相关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点：“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⑩；“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11）

中共一大后，特别是获释的陈独秀开始真正履行中央书记一职之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提供经费援助了。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报告，报告对自他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至1922年6月这段时间中共各方面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性总结，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12）。在同一天写给曾于1920年4月来华、1921年春回国后在共产国际具体分管中国事务的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说：“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13）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14）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15），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6）。



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特点

要精确地统计出在中共建党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拨付

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活动经费所做的预算中，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万金卢布，平均每月支出额为1000金卢布，具体包括印刷、出版报刊费用31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37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差旅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17）。但实际拨付中共的经费大大超出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维尔德在1923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18）维尔德在这封密信中所列举的“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这些都不是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为中共所做的1923年活动经费预算中所包括的支出项目。



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证明了经费拨付并没有按照预算来施行：“国外工作的拨款……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当然，预算是有的，但是每项预算只有在具备明确的内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严格明确的方案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上面这一点没有做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不会为保持稳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稳定留有余地……”（19）

（二）个别工作人员的粗心，造成一些款项成了糊涂账

有时，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款项的用途，致使收款人困惑，费解。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21）此类糊涂账显然增加了精确统计共产国际向中共所提供经费的难度。

（三）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

除了共产国际，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经费支持，不过这些组织提供的经费一般比较少。比如，1925年8月5—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22）。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钱来”（23）。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了两点：一、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往往滞后；二、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之外，赤色职工国际，即该信中所说的“红色工会国际”也向中共提供了经费援助。正因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所以要精确地统计出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数是比较困难的。

（四）经费时常被挪用、救急

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致信维经斯基：“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24）再比如，1922年11月7日，越飞在一封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到了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的情况：“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唐山矿工罢工已证明了这一点。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虽然我们已商定只把款交给共产党，但是从共产党那里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1000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400元。”（25）这里所说的“李教授”，笔者认为应该是指李大钊。此信表明，当时应当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往往会被拿去救急。

（五）经费拨付往往严重滞后

共产国际给中共提供的款项常常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上文引证的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那封含有“催款”内容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再比如，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于1923年11月25日在北京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不及时的情况：“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26）。

上述特点及其他因素决定了目前要精确地搞清楚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材料足以证明：在中共诞生初期其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这一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2—133页。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0页。

③包惠僧：《回忆马林》，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5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⑦这里指的是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⑧《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页。

⑨《伟大的历程（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⑩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1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13）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一“够”字。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1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15）原文无货币单位。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1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18）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19）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

（2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2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2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26）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徐元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