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下）

三、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渠道和方式

党的筹建及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比如上文叙述的马林从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钱用作参加中共一大的人员的路费，包惠僧关于马林花钱将陈独秀等人从法国巡捕房保释出来的回忆，都属这种情况；上文引述的1922年11月7日越飞写给马林的信中谈及他曾交给李大钊一千元也证明了莫斯科的代表直接将钱款交给中共领导人的情况。

（一）以汇款的方式提供经费

那么，经费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手中的呢?解密档案文件提供了线索。比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密电中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我的邮寄报刊（不是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格里高里耶夫收，而汇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27）。这封密电表明维经斯基在上海是通过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接受共产国际发来的活动经费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经费又是怎样到达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的呢?上文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28），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维尔德这里说的“远东银行”是指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帐户”（29）。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先将款项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路径。

（二）由信使或者专人随身携带款项来华

除了多种路径汇款，共产国际还时常派遣信使或专人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境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这是向中共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比如，1920年10月下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一封发送给维经斯基的电报中焦虑地询问道：“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万美元，请尽快答复!”（30）

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经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31）。曾在美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日本人（化名诺吉）也曾于1921年秋天在共产国际领取过价值高昂的宝石，共产国际委托他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可是他却将用于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巨额经费挥霍掉了（32）。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共的文献资料，但是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珠宝、钻石或其他贵重物品变卖之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给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33）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34）

由于珠宝、钻石、鸦片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这些贵重物品藏入脚上穿的皮鞋鞋掌或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1919年8月18日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一定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35）而鸦片，则需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藏匿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哈尔滨、上海等地可以换成大笔现金。


四、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何处

众所周知，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俄共（布）主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向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来源于俄共（布）和苏俄政府。那么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又是从哪里获取可以兑换成高额现金的珠宝、钻石等珍宝的呢?

苏俄政权初期发起过大规模没收教会珍宝运动，这一运动使苏俄政府拥有了大量的珠宝、钻石等珍宝。1922年3月19日，列宁就没收教会珍宝一事给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密信中这样阐述没收教会珍宝工作的真正目的：“我们务必要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36）。当时，列宁认为此时是夺取教会珍宝的难得机遇。爆发大规模饥荒的特定时刻比较容易夺取教会的珍宝，因为在这个特定时刻以赈灾的名义夺取教会珍宝容易被广大农民接受和拥护，而事实上，列宁力主夺取教会珍宝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笔几亿甚至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开展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为了保密，列宁在信中强调“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37）。很长时间里，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前一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布于世。

俄解密档案文件表明：没收教会珍宝行动成效很大。仅自1922年3月3日至4月8日从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没收的珍宝就有：赤金，36俄磅。白银，12普特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亚。钻石，135颗。小钻石，276颗。金刚钻，33颗。珍珠连同衣饰，8俄磅85左洛特尼克25多利亚。珍珠散粒，658颗和3颗分成两半的。紫晶，17颗。宝石，112颗。石榴石（维尼斯），27颗。纯绿宝石（祖母绿）184颗和祖母绿1颗。大圆珍珠，116颗。石榴石，26颗。黄玉，39颗。红宝石，27颗。绿松石，1036颗。贵榴石，12颗。水晶，4颗。深红色宝石，49颗。光玉髓，5颗。尖晶石，118颗。碧玉，2颗。飞轮，1只。卡菲姆珠宝，1颗。兽铗，1只。珍珠贝，2颗。蓝宝石，1颗。海蓝宝石，18颗，等等（38）。以上只是对科斯特罗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一处没收的珍宝情况，1922年3月苏俄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直到7月份，这场没收珍宝运动仍在狂热地进行着，比如，普斯科夫省仅1922年7月11日一天的没收行动就夺得如下珍宝：黄金制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亚；银制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亚；1010颗珍珠和其他贵重宝石，其中祖母绿33颗、红宝石33颗、金刚钻641颗、黄玉17颗、宝石6颗、紫晶159块、蓝宝石3颗、贵榴石18颗、碧玉4颗、绿松石33颗、光玉髓4颗、石榴石9颗、月长石1块、珍珠14颗和1922年版金属货币18.5424万卢布（39）。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使苏俄政府的国库充实了巨额珍宝，这不仅为苏俄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经费支撑，而且为世界革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为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援助。


五、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

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筹备建党时期及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共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立刻就会陷入停顿或者瘫痪。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40）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41）。

这里要指出，接受外援的同时，中共从没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比如，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筹集到了1000元；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屠杀，五十多人被害，三百多人受伤，在努力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共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42）。

苏俄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的一番话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43）。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出发，俄共（布）倡导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共产国际。因此，尽管苏俄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其自身也比较贫弱，国内各项事业亟需经费的投入，俄共（布）仍然向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为了获取经费，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然而，世界革命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重挫，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规划，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后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援助（44）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状况的报告中抱怨说，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45）。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46），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这一认识，使它不能不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

注释：

（27）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8）档案原件此处没有标注是什么货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29）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вКитае.20—егоды ХХ века，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 г.中译本见《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30）我核对了刊登在俄文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7年第1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这句引文的俄文原文，引文原出自《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第128页。我发现俄文原文中此处的经费数额是“2万美元”。而《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7页发表的这一档案文件的中文译文将此处的数额误译成了“2千美元”，一些国内学者也误引了这一数字。

（31）Пятницкий В.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M.：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8.c.246.

（3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Япония.1917—1941.М：2001. c. 253.

（3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М.：АИРО—ХХ，1995.С.68.

（35）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Наука，1998. c. 153.

（36）《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37）《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5页。

（38）《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的汇报（1922年4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35页。

（3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页。

（40）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4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4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4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44）莫斯科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支持，在很长时期里是从共产国际的渠道实施的，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会议记录证明了这一点。这份记录记载了当日会议作出的决定，其中指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45）《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3期。

（46）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徐元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