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凶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一年，周恩來已經年近古稀，剛剛過完六十八歲的生日，旋即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後的十年就是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度過的。
毛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國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相結合的產物。儘管這場風暴事起突然，然而卻是中共立國後，特別是五十年代末以來社會內部積累已久的各種弊端和矛盾的一次總爆發。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可以說，毛發動文革的念頭由來已久，其心路歷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在內政上都對當代中國的歷史演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得中蘇之間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表面化，演成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狂熱和恐怖的年代，國無寧日，禍亂不已。
對於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家長後，一直深感受制於人的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從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顧忌；而且社會主義陣營一時群龍無首，正好可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逞其壓抑已久的世界革命領袖的雄心抱負。
在這種慾望的驅使下，毛澤東的頭腦開始急劇膨脹，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跡，與蘇聯一爭高低。毛後來種種好大喜功，頭腦發燒，急於求成的舉動，諸如改變原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幅加快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乃至發動“大躍進”，莫不根源於此。
憂的是，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為發端，各國共產黨紛紛起而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的浪潮。這固然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擺脫蘇聯的發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機會，卻又使得同樣在中共黨內獨斷乾綱，而且又對此津津樂道的毛澤東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針氈。
平心而論，毛澤東對斯大林並無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過斯大林這個“太上皇”的不少苦頭。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對他的冒犯和褻瀆。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弄不好的話，在自己身後，中共黨內也會有人效仿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樣被人鞭屍的下場。從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後的餘生中，“中國的赫魯曉夫”一直像夢魘和符咒一樣纏繞著他，驅趕著他像唐．吉訶德一樣不停地同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勞無功的搏鬥，一刻也不能安寧。
正是毛澤東這種企圖一步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狂想和擔心身邊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之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歷史怪圈。毛氏種種急於事功的作法和試圖扮演社會主義陣營龍頭老大的舉動，引起了中共領導層內部的嚴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來自“老大哥”蘇聯的不滿和批評。對於毛所發動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運動，內有彭德懷在盧山會議上的直言諫諍，為民請命；外有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的坦言勸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這並沒有令毛澤東迷途知返，相反卻觸動了他那根異常敏感的神經，認定黨內外、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正串通一氣，立下戰書，聯合起來反對自己。這就是後來在鬥爭彭德懷時，除了算老賬以外，非要給他戴上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的原因所在。為了排除內外阻力，一生信奉鬥爭哲學的毛澤東祭出對內“反右”，對外“反修”的利器，對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大張撻伐，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內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從此，中國的政局動盪不安，黨內鬥爭愈演愈烈；中蘇兩國之間的齟齬也不斷加劇，由兄弟黨內部的意見分歧發展成公開論戰，最後徹底鬧翻，在兩國邊境劍拔弩張。這種內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又反過來刺激了毛澤東的那根敏感的神經，更加重了他的危機感，愈發相信開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從而更加一意孤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就是沿著這樣的歷史軌跡而變本加厲，走向極端的。
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已經十分強烈，被所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一類的憂慮，攪擾得整日心神不定，寢食難安。這種內心深處草木皆兵的恐懼感，自從在廬山會議上加罪彭德懷，以及由他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釀成全國性的大饑荒，導致兩千萬人成為餓殍以後與日俱增，揮之不去。毛深知自己闖下大禍，但又不肯認賬，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更害怕有人出來追究他的歷史責任。毛因此而變得極端多疑猜忌，感到在黨內日益孤立，大權旁落，被人們敬而遠之。這是梟雄一世的毛所無法忍受的。
更讓毛澤東憂慮的是，劉少奇這位在延安整風中最親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躍進”中惹出亂子後，隨後以退為進，把中央分成一線、二線，自己退居幕後，而把劉推到一線，替他收拾爛攤子。但沒想到的是，此舉卻弄巧成拙，出現“一國二公”的局面。劉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機會，培植個人勢力，樹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個司令部，與他分庭抗禮。
非但如此，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採取的種種經濟調整的舉措，並不是在幫助他渡過難關，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紅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對台戲。更觸動毛澤東那根敏感神經的是，劉竟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實則暗中進行逼宫，迫使他檢討下台。像公開散佈造成國家困難局面的原因是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自己提出的“指頭論”唱反調，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等等，就是衝著自己來的，蓄意挑動輿論，準備秋後算賬。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心結日深，認定他心懷異志，其心可誅，就是那個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這成為毛揮之不去的夢魘。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已在認真考慮解決這一問題。不過，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又經營多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而且劉所採取的調整舉措在黨內外頗得人心，更是為他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得到人們的普遍擁戴，聲望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已經難以解決劉的問題，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這一心腹之患。這種想法隨著毛澤東日益老邁年高，急於安排後事而變得愈發強烈起來。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擾，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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