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

最近有幸拜读谢韬的又一力作《在历史的天平上》。拍案叫绝之余，大有“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之叹！

或问：所喜何来？答曰：谢韬做了一件拔云见日，大快人心之事。试问：长期处于阴霾的天宇之下，能见云开雾散之时，谁会不高兴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极其深刻的指出：“常识，在家庭四壁的范围内是极可尊敬的伴侣，可是当一踏上广大的研究征途时便会发生极可惊异的变故。”中国人苦于常识误区的蒙蔽久矣！

谢韬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研究，正是按照恩格斯所指示的方向前行的。其所论及的是有关中共党史、当代政治思想史、国际共运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当前思想界、理论界、及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意义深远。不管前面早已人为地设置了多少禁区和雷区，我们都应该勇敢地向前闯，决不绕道而行，此乃历史之需、时代之需，理应是每一位思想斗士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谢韬抛弃早已被多数国人所接受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偏见，以勇者不惧的气慨，将如炬目光直射陈独秀和毛泽东，这是何其睿智的选择！该文具有高屋建瓴、画龙点睛、雅俗共赏的特色，实为罕见之精品。他从十四个方面对陈、毛进行点评、分析和对比，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扑面而来，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片星光闪烁的景象，多么壮观！多么灿烂！

（一）    谁是党的创立人

谢韬首先指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单从事实而言，我们是不需要为谢韬记功的，因为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然而几十年的主旋律告诉我们：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所当然的缔造者，把一大选出的总书记和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抛到九霄云外，打入另册，成为淡出人们视野的政治遗民。因此，当谢韬公然站出来说这个公道话的时候，他便同《皇帝的新衣》中那位天真无邪的丹麦孩童一样了不起！

稍有一点理智的人大都会同意，只有总书记才配当缔造者的角色，而非一般的普通代表。实际上毛泽东真正成为名正言顺的党的第一把手，是在1943年。尽管我们在宣传中一直强调，从遵义会议开始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领导，然而需要知道的是，遵义会议选出的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泽东只是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据说，后来张闻天怕得罪老毛，避免他的嫉恨，在填履历表中，竟然当过总书记的职务都不敢填。

中共元老，党的一大选出的负责人之一李达，曾于196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开一大时，是他叫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方面出席一大会议。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C?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不料李的这一讲话在文革中被恶意的歹徒捅出，遂置李达于死地。

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少数几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这恐怕是中共党史中的头号疑案。

一个长期靠撒谎来维持统治的政权，怎么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一个长期靠说假话来谋求生存的国家，怎么会受到世界的尊重？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放言：“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安全。”仅此而言，便可知道美国今天为何如此强大！

（二）毛泽东的功、过、罪

关于毛泽东是非功过问题，至今仍是一件使当局者感到尴尬的事情。他们不敢正视，只有回避。多年来，他们的熟练技巧便是以“三七开”或第一、第二之类的大而无当的粗疏语言去搪塞民众。以为这样，江山便会永固。不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人民不满意，新、老毛派更找到了借口，不时地寻机向改革派发难。当然，既得利益集团中有不少是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利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大钻空子，大发横财，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中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兵团，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

毛泽东离我们已远去32年了，至今我们仍不敢动他一根毫毛，足见其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也显出其后辈的无能和渺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如果对毛说三道四，有些人认为就会危及今天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因素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谁也不愿当赫鲁晓夫。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正好中了毛的奸计。刘少奇正是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败在毛的迷魂阵中。

勇敢而有良心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逝三年后便对这位暴君发起了冲击。这一壮举，拉开了苏共的黑幕，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也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八大。毛泽东也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感到惶恐与不安，他利用手中掌控的舆论，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长期的讨伐，务求在国人心目中将他妖魔化，使其在中国永世不得翻身。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中“奸臣”思想的毒害很深，毛的这一诡计是得逞了的，至今仍在生效，成了耐用商品。

在当今对毛的诸多评论中，谢韬的见解：“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近似准确，值得采纳。

由于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所以建国伊始，他便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正式以大救星自居。为作陪衬而显得有气无力的《国际歌》所昭示的光辉思想却始终未在中国人心中扎根，这也是我们吃尽不少苦果的原由。毛泽东对大救星的头衔并不满足，文革开始后，神州大地上便疯狂地喊起了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口号，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无需去探求，专利权属于谁？也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倒楣的却是全世界人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选了毛泽东来作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

在官方正史中谈到毛泽东前期的功绩时，他的过错一直是被掩盖而忽略不计的，以致人们总认定他一贯正确，遂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谓，至今这条标语的仍然存在，实在令华夏儿女感到羞愧！

我们在个别极其不显眼之处，偶尔见到苏区打A?B团之事，及延安的整风与抢救运动的一鳞半爪的记载，从中也可窥见其始作俑者便是毛泽东。

至于毛泽东后期的功罪，特别是罪恶的一面，早已昭然若揭，只是还差一个“天下英雄”去揭这个盖子。综观毛泽东执政这27年。基本应于否定。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政权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如果持这样的看法也是不足取的。和现在比起来，当时社会治安比较好，贫、富悬殊也不大，腐败现象较少，上学、就医也不成为老百姓的严重负担，尽管这些在当今文明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要抚今追昔，是因为人们面对今天的诸多不如意之处时，就诱发了不少人心中泛起“忧患远远忆逝翁”之感，这是当局者们需要认真反思的。

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边的痛苦和灾难：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哀鸣遍野的惨状为人类历史所仅见。

据统计，在中国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我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便夺去了四千余万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怜的刘少奇就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部分真话，便注定了必死无疑的下场。

土改、镇反中未依法处决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天体黑洞，也不让人染指这些领域。据一位亲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诉我，仅刘文辉家族被枪决的便有36人之多。

“风马牛不相及”，罪名“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被引蛇出洞的右派份子，昭示了执政者的虚伪和无耻！毛泽东这个“天才”，什么花招想不出来！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死于非命，优秀儿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饮弹刑场，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据载，林昭死后，还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弹费（从5分到1角5分说法不一）。张志新在押赴刑场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据载这个刽子手一共割了47个人的喉管。学者郭罗基（时任北大党办主任）于1979年在光明日报上，以“谁之罪”深究张志新遇难的制度根源，最后极其雄辩地指出：“18世纪法国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监狱里锻练成了著名的演说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者张志新在监狱里却被割断了喉管，这就证明：20世纪中国的水平低于18世纪法国的水平。”这一篇振振有词的迟到的辩护，使他被驱逐出北京。

面对以上惨绝人寰的事实，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或佯装糊涂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灵魂早已无救，而通向地狱的大门正在向你招手！

历史庄严地记下，当毛泽东怀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万丈豪情去见阎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沿。

（三）前期与后期：毛泽东的局限性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同年，在赴北京准备登基的车上，他和周恩来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说这次进京赶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而，无情的现实是：赶考失败！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毛泽东身上确有许多亮点。至少他领导的那场空前的农民战争，业已取得改朝换代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也总结了好几条，自然还有一些不便道出的奥秘。当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难题时，毛泽东一开始便处于捉襟见肘、力不胜任的窘境，继之黔驴技穷，乱挥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这些都是偶然的吗？是苍天对毛泽东不公吗？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答案还是在恩格斯那里。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三种条件的制约：时代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李锐在一次讲话中还加了一条品德的局限性，信哉，斯言。

上述几种局限性在毛泽东身上泾、渭分明，显得异常突出。对时代的局限性容易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腐败、落后、离现代文明极远的国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从小他只所学了一些初浅的旧文化知识，及长，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甚浓，毛泽东终其一生在知识上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切入点去认识毛泽东的人尚不多见。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不通。这是由许多原因所造成的，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在内。

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信口雌黄地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是把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都强加在马克思的身上。我们且看恩格斯是如何说的。他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这篇光辉短文中，对其战友是这样高度评价的：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发现了剩余价值。哪有什么不三不四的造反有理的屁话？

无怪毛泽东在文革中坦言：“我党懂得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

其次，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身边人透露，他从未看过一次科技展览。从他学生时代的表现来看，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极差，终其一生都未达到一个普通初中生的水平。要这样的人去当“英明领袖”也是太勉为其难了。

最后，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要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

显示毛泽东思维能力局限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其人》一书中提供的一个重要事实，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之后大感兴趣。也许是要显示自己是什么家之类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陈伯达等诸位秀才讨论该文，毛发表高见如下：“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没有充足理由律，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理由，哪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的经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亚里斯多德在获知了发生在中国的这条爆炸性新闻之后，有何反应，他得到的结论一定是：二千年后某些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大低于二千年前希腊人所达到的水平。就凭这一点，毛泽东怎么配当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呢？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毛泽东是不学无术之辈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无意贬低毛泽东，更不愿诋毁和诽谤他。因为我们毕竟还当过他的子民，也曾经喊过万岁及万寿无疆的话，总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吧”！

客观地说，毛泽东在旧文化方面还是有一定根基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造诣。至少他算是一个书法家，一个诗人。他谢绝了由郭沫若领唱的无耻文人的吹捧（认为毛泽东堪比李、杜、苏、辛，甚至过之）仅认为自己的词还可以，七律则没有一首是满意的，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谦虚。也说明毛泽东在诗词领域内堪称内行。

毛泽东从小读了《三国演义》便知道造反才是“硬道理”。（深知自己有猴气）读了《水浒传》便找到了上梁山的途径。读了《三国演义》受到争霸天下的启迪，大有“舍我其谁”之感。他一生爱不释手的《资治通鉴》，据说读了十七遍，在这本书里他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灵感，使他在政治斗争中无往不胜，把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置百姓于覆巢之下。

他还熟读《孙子兵法》深谙兵不厌诈的玄机，指挥作战也颇有心得。美国社科精英之一，丹尼尔?贝尔将毛泽东定为常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专家，这是毛在学术上所获得的最高褒奖。

毛泽东所具有的上述旧文化知识，足以使他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战场上成为乱世英雄。虽然有人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但中国却拒绝不了最后一位真龙天子的降世！

（四）一代枭雄一世暴君一个无赖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20余年来，由于“不争论”这一重大发明，催生了犬儒主义和物欲横流的恶性膨胀，意识形态空前混乱，毛泽东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幽灵至今仍然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同样由于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三种局限性以及利益的牵扯，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很难向前推进一步。

毛泽东何许人也？除了大救星、红太阳以及“四个伟大“以外，尚无一个清晰的脸谱去描绘他，以便给人留下一个完全难忘的印象，使之在历史上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完全赞同谢韬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共同认为，20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三大暴君和四大杀人魔王，其中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其中的双料货，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超过希特勒，而毛泽东又超过斯大林，另一位杀人魔王，则由波尔布特加冕。汉语词典对枭雄的解释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大家对暴君的理解不致发生歧义，因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暴君太多，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也极高。

我们不必因此提出抗议，不要以为这是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

20世纪的智慧老人罗素说得多么地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放过了毛泽东，就是对历史犯下滔天大罪！

更应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无赖。始终关注社会、关怀人生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其锐利的目光看出：天才暴君的继承者都是无赖，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亦即暴君必然是无赖，但仅凭无赖何以能当上暴君。不法刁民和无耻文人均属无赖之列。很难给无赖下一个定义，因为它的内涵极其丰富，给我们的表述增加了难度。这似乎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

谢韬在文中写道：“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无赖之表现。然而尚不止于此，可以想得出来的还有：毛还集贪婪、凶残、冷酷、猜疑、报复等诸种劣等品质于一身。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号召人们学白求恩，而此时的全中国，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领稿费，据说其稿费已达一亿七千余万的天文数字。（须知那是在三十年前，而非现在！）这是一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稿费制度以来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据“家丑不可外扬”的祖传秘方，不准曝光！

某要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张闻天在延安时曾对他说过，毛泽东什么旁门左道都会，即无赖的本事很多。

陈毅和肖克因为在井岗山引起毛的不满，遂终生受到冷落及不公待遇。前者因当选前委书记，后者因未投毛的票，使毛怀恨在心。

解放初期，各大行政区主席均由野战司令员兼任，唯华东例外，毛派饶漱石去监视陈毅。

肖克无论论资论才，均应获授大将军衔，但却在许多不如他的人之后，仅授上将。

吴冷西曾经指出，毛还有说话不认账的特点。他深知，普天之下会有谁与他对簿公堂。据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曾对他说过，想和江青离婚，但不知道去何处告？这究竟是疯话还是鬼话，真令国人啼笑皆非。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毛、刘裂痕日显，会上常有争论出现，这在民主国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可在有“红太阳”存在的黑暗的角落里这却成为了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并有众多奴才劝刘负荆请罪。毛有一次公然雷霆大怒，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难道这种表演还达不到超一流的暴君和无赖的水平吗？

果然，若干年后刘少奇惨死开封，令人目不忍睹。开国功臣，捧毛有功，追随毛二十多年的中共二号人物，其死时的身份竟是“无业游民”。人们自然要问：刘少奇究竟要流窜到开封去干什么？

（五）万恶之源：人民没有选举权

我们所讲的选举是现代民主意义上的选举，而非虚伪的选举。

一位年青法学家曾义愤填膺地写到：“我们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和人民是没有关系的。

一位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人，曾深有感触地介绍，当我看见南非人民和东蒂汶人民在烈日炎炎下排着长蛇阵选举自己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我真是感慨万千！

毛泽东最大的罪恶是赖着不走！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制度塑造了毛泽东，他又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制度。他志大才疏，治国无能，却在皇位上待了27年之久，出其右者有斯大林、金日成及当今不少小国暴君。而一些虚位君主不在其列。

民主国家是不容许有此类情况存在的，邓小平文选批露；毛泽东曾说过，像斯大林这样破坏民主和法治的现象，在西方英、美、法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从毛口中吐出的少有的几句人话。同样，像毛后来比斯大林有过之的行为，在西方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可想象的。

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后，正如日中天，却大选落败，未能连任首相，当他得知这一信息时，高风亮节表态：“我打仗，就是为了使人民有不选我的自由。一个对领袖人物不感恩德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与丘吉尔相比，毛泽东难望其项背，相差何止一个时代！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话表述，只能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伟大的政治家，现代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干了两届以后，怒斥了部下劝进，悄然隐退弗农山庄，为人类文明树立了光辉典范。此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是萧规曹随，不敢越过雷池一步，仅二战时期，罗斯福是一特例，干了三届多，病逝于第四任上。

美国人民深恐在他们这块土地上会有暴君降临，故让宪法明文追加规定：每一个总统最多只能干两届。民众的忧虑才得以解除。

未受现代民主思想启蒙的中国人，一向所奉行的是“抡得天下便是王”的原则，并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叫唤声中跪倒。

最近在报上看了一段美国现任总统布什的讲话（未注明出处），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还是值得我们铭记的，现特转引于下：“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句话自然是布什的秀才为其所撰写，然而所显示的却是美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理性思维能力在当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须要提及的是，布什的声望早已江河日下，他一直受传媒的困扰，认为他素质低下，讲话常犯语法错误，但在美国这并不算犯上作乱的行为，且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实！

18世纪法国启蒙人物之一，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道来：“专制的手段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一切专制集权主义者均深谙此理，并奉之为圭臬。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谢韬站在当今思想启蒙的前沿，代表有识之士发出时代最强音：“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彻底进行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

让我们永远牢记马克思的如下忠告：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一切懦怯都无济于事。

我们究竟还在观望什么？
我们究竟还在等待什么？
“向前进，你就会产生信念”！法国启思想家达兰贝尔如是说。

（六）斯人远去，英名永存

明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适逢共和国六十大庆，也恰好是陈独秀诞生130周年的日子。已经度过一轮花甲，渐趋成熟的国家，理应以登高望远的胸怀和超前的眼光大赦天下的政治犯。此外，中共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深受第三国际和苏共迫害的自己的创始人昭雪，因为这是党史上的第一大冤案，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忍心让自己的这位总书记含恨于九泉了。陈独秀除了当之无愧的是中共的奠基者之外，他还是早二年在中国发生的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个称呼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送给他的。然而时至今日，竞有不少毛泽东的不肖子孙，公然置“最高指示”于不顾，在谈到“五?四”运动时，竞偷天换日，把陈独秀和胡适排除在外，以毛泽东、李大钊、鲁迅等人取而代之。

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地看着这批无耻文人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使青少年们的精神和灵魂继续受到污染和摧残吗？

陈独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将与日月争光、共天地久长。他是为中国带来了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所引来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一切现代文明的理念，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

尽管目前学界对“五?四运动”有不少争论，然而对之加以否定的毕竟甚少。“五?四”的火炬何以未能在中国薪火相传，目前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及其他。

随着辛亥革命之后而来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此外，“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或各奔东西，或势单力薄，再也无人高举启蒙的火把，去洗刷神州大地的污泥浊水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中，在贫、病相煎的命运面前，陈独秀始终没有停止思想者的步伐。

谢韬是这样总结陈独秀一生的：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困扰，危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更显出人格的光辉，留下了许多供后人思考，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论述。

陈独秀可谓一枝独秀，孤灯长明。他在去世时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对苏联的认识，对专制集权主义的批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人能企及的。恕我孤陋寡闻，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哈耶克，波普尔等少数先贤能超过他。他们二人分别于上世纪40年代发表了《通向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二部划时代的巨著，为专制集权主义敲响丧钟，成为其死亡判决书。

但是陈独秀的生存条件和他们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由此，更显得陈独秀的崇高与不朽。

（七）“两头真”现象扫描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还，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种引起人们注意的奇异现象，即一群革命老人显得异常光彩夺目，他们是抗战以前到“一二?九”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他们铁肩担道义，未违当年的初衷，仍以老骥伏枥之志，虽九死其未悔之心，领头冲杀在思想启蒙的最前沿，奔走、呼号、呐喊，发出黄钟大吕之声；敲响冲锋陷阵之鼓，使神州大地为之生色、增辉。因早年“求真”，而今仍在“求真”，故有人将这一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真的猛士”尊称为“两头真”。

谢韬理应是“两头真”这个光荣队列中的一员。有他们在，我们就能与正义共存，与希望同在。

这一批为数不多的战士，从早年的梦幻开始，经历了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以及“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的困惑，到晚年，终至大彻大悟，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中的极其绚丽的一章。

这些人大多具有“才、学、识”兼备的个人素质，童贞未泯的最高境界，“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志士情怀，方能担当新时期思想启蒙的大任，继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未竟之业。

宋人诗云：“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上述“两头真”们，便是夜半啼血的子规，他们在啼唤人间真情、社会真爱、世态真相。此乃国之所需，民之所盼也！

何恕，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