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上）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1]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2]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3]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4]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5]，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未完待续）

注释：

　　[1] 王秀珍：文革期间任上海市委书记。

　　[2] 戴立清：文革中任革委会科技组核心，后调任小三线任副总指挥。

　　[3] 叶昌明：文革期间任市革会常委总工会副主任等职。

　　[4] 黄金海：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会常委，主管上海财贸工作。

　　[5] 后由申五、申六、荣来三家纺织厂合并，公私合营后改国棉三十一厂。

　　网刊《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