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美国的一些书中讲到我父亲宋嘉树在8岁的时候就和美国的一个叫琼斯的船长交上了朋友。琼斯每年都到海南岛来买椰子干，虽然我父亲和他在语言上交谈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那时，我父亲有个叔叔在美国的波士顿开一家杂货店，他常常给家里的人写信报告异乡的生活情况，读来很有兴致。这些信燃起了我父亲心中的幻想，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

　　就这样，父亲跟着琼斯船长到了波士顿，又被带到他叔父开的中国杂货店。过了些时候，琼斯船长带着父亲去见北加罗来纳州的杜克斯先生，他是位百万富翁，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后来，我父亲就被送往该州的达勒姆上学，后又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继承叔父的杂货店生意，他想回国。最后，他找学校当局帮忙，正好学校所在地的教会很希望有人去中国传教，因此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童年时代，我们就知道有革命运动，那里，称之为‘长毛’、‘拳匪’。我在美国时，就很想知道有关祖国的消息。

　　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我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头山满先生的别墅很大，四周筑有围墙，里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记得那座别墅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就住在这座别墅里，大约有一年时间。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

　　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经常由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在帮助孙中山先生工作的日子里，我获得稀有的机会接触不少接近他的日本朋友。在头山满先生家里，我和他可爱的女儿静香和岩尾成了好朋友。我亲切地记得先生的忠诚朋友山田先生，他的弟弟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犬养先生和菊池良一先生，菊池良一也是先生一位忠诚的朋友，他是教会里有影响的议员。还有宫崎先生，他为了帮助我们而参加了黑龙江“黑龙秘密结社”。我清楚地记得，mumaya（马谷）先生和夫人拥有一家日本影片公司，他们常常带着异国花草来访问我们。还有流原先生，他送给孙先生一把历史上著名的佩刀，这把佩刀至今仍在上海中山故居陈列着。我还记得口纸大王田中先生和夫人曾在他们自己的花园里演出《绞死袁世凯》一剧来招待中国朋友们。还有其他一些日本朋友，可惜此刻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孙中山先生非常忙碌，经常和同志们讨论和计划革命工作。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孙先生每次回国必然住在我家。我父亲在住宅地下室秘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同时为了掩护也印刷基督教的书籍。正由于此，秘密工作给母亲两肩一副重担，而且也使她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祖母严厉地多次警告和提醒过她，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意味着全家人和亲戚们的死亡。母亲不听祖母的警告，继续进行爱国任务，结果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于1914年1月，我陪她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看中医和服用中药，不久的她的健康就有了很大的好转。

　　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朱卓文在欧洲同“机关枪公司”（Vickers-Maxim Co）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

　　我从朱卓文那里知道，孙中山与他的妻子有过双方同意的友好离婚协议，而朱卓文是这协议的证人之一。孙先生和他妻子的婚姻是按照中国古老习惯由老一辈在他们童年时代就订下的，未经双方的同意。孙中山18岁时按照父母的选择和这位缠足的女孩结了婚，后来孙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而她不愿卷入革命，要在国内过安定平静的生活。朱卓文给我他们离婚协议的法律证件和签字，她是文盲，所以只见签名的地方有她用大拇指沾红墨水按上的指印。

　　我和朱卓文一行坐火车从神户到东京火车站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他带我们到青山原宿109号。这是一座小巧的欧洲式住宅，里面已经布置完毕。我和慕菲雅一起在这座住宅里度过了我结婚前最后的一夜。孙中山和朱卓文给日本著名的律师和田瑞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东京。第二天早晨，结婚仪式就在和田瑞先生家中举行，只有一些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我们在结婚证件上签字，和田瑞先生和夫人还为来宾准备了香槟酒午餐。回家时，我和孙先生每人带一份结婚证书，由和田瑞先生为我们到市政府登记证明。

　　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当年，孙先生从驻英使馆救出来以后，就住在康德黎家。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回想孙先生由神户到天津回国旅途中，肝癌已经加重。他曾在神户远东饭店出席了许多日本朋友参加的大会，最后一次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真正友好，一起为亚洲安全努力，因为列强企图分裂和统治我们。他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这些事例已载入史册。那次先生的演讲极其动人，我看到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些日本爱国者噙着眼泪。”

　　宋庆龄，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