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下）

　　这种情况下，“赤卫队”不好用了，这时红卫兵提出就叫“造反队”，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时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最后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几个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几个司令部，内部搞不清楚，建议再加上一个“总”字。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会上从来没听到过有“工人造反联络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队”，提出后大家争论比较大，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厂企业也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厂里也是组织“永红”战斗队，怎么可能提出叫“造反联络站”呢？完全是叶永烈胡编出来的。

　　4.叶永烈说：“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选司令，惊人之语，开始操纵会议……。”（435页）

　　叶永烈既没参加会议，又没访问过主要当事人。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叶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被叶永烈找过。但廖没理他。于是叶就主观胡编。

　　事实是，那天会上没有提过选司令这个问题。连什么委员、常委都没议论过。仅仅议论了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总要坐人，即“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当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各派一个人组成主席团成员。议论主席团主席时，由大家自报出身、简历和为什么造反。当时与会的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当时首都红卫兵竭力主张由潘国平任主席团主席，认为他能说会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我提出后几乎没什么争议，这也反映了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

　　至于大会执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担任。

　　本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结束后就不存在了，但因为此后各方面找“工总司”联系时总找王洪文、潘国平，自然就形成了“工总司”一、二把手负责人了，主席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了“工总司”总部的成员了。

　　对于以后组建常委委员班子，是后来形势正常后确定的。会议始终以首都红卫兵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选司令，“开始操纵会议”等情况。叶为何编出这段情节？无非想证明王从厂里就“对党不满”，要成立“造反联络站”，要当“总司今”，无疑是“大野心家”。

　　叶说：“工总司最初筹备会议的委员中，三十多人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实是，耿金章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到苏州回来后才冒出来。

　　七、写“抢红布”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在协大祥，王洪文十几个哥儿们，闯了进去，王洪文说了一声‘找红布’！……。店员说钞票布票呢？‘你找曹老头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员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说完将红绸抢下。无奈王洪文只好给市委拨打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哥们儿便从店员手中抢去红绸”。（436页）编得真是活龙活现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还有“将协大祥支部书记找来……”的文字。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决定十一月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需要一点红布做袖章。在十六日会上，我们还循规蹈矩，担心钱和布票哪里来。不想却被红卫兵嘲笑，说我们婆婆妈妈的。当时分工时，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炮打司令部”红卫兵红鸥提出，“工总司”的办公地方他们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号；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红布。我们一部分人去协大祥布店设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凌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温瓶2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七八个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开始值班的店员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看看我们一些人还都着工作服，并不像歹徒抢劫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但说店里没有红布，见我们不信，带我们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红绸，大约十几公尺，我们就拿了这些。当时由范佐栋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范佐栋出面，怎么会扯出王洪文给曹荻秋打电话，还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谁也不知道市委电话，更不可能知道曹办公室电话。十几个“强盗”还怕一个老头子？还无奈给曹荻秋“打电话”？编得也太蹩脚了。总部取得经费后，派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因为红绸不够，我们又去了金陵东路一个棉布批发仓库。那天正巧仓库一值班的开门出来小便，我们就上去了。开始那人也紧张，解释后，他不仅不紧张了，还领我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我们从上面搬下大约四捆红布，每捆直径约有一公尺，这下解决大问题了。离开时我们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这就是事实！

　　可是叶永烈却写成：“这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后，吩咐两个哥们儿们看守大门，两个哥儿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436页）

　　1.那时大家互相认识仅几个小时，谁是谁的“哥们儿”？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还是范佐栋（还有几个红卫兵），王洪文当时只不过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门”、“看守电话”，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切都非常顺利。

　　3.那是一个批发仓库，根本就没有“商场”，何来“王洪文带人进入商场抢了一大批红布”？叶永烈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把故事写到书里。

　　“一月夺权”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王洪文，谈到当时困难，做袖章的红布都没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不承认你嘛”，就是指这件亊。

　　八、写“安亭事件”

　　这件事要从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起。

　　叶永烈说，大会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见，但曹未见，由刘冠英代表市委接见。“我们提出三条要求，……限于今日下午二点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曹老头，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438页）

　　1.事实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于第二天的大会组织工作，我们，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负责人办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几个红卫兵去康平路，根本没有“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叶永烈这一点睛之笔是别有用心的。大会后第二天发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编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给市委“颜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来。叶说：“当‘工总司’核心成员讨论下一步棋子该怎么走时，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头’。”（441页）

　　叶永烈这样一编，承上启下：后来的“安亭事件”，无疑王洪文早就有“预谋”了。事实是，大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没来，红卫兵不知从哪儿找来张文豹（原市委组织副部长）。这时大家还是对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来，有个代表市委的讲几句肯定的话，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张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么态，这时台下群众轰起来，要他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怎么办？心里感到不踏实。尤其是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时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这时根本就没有要去北京告状的想法，还是要争取市委接见。

　　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心组研究”，根本就没有核心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张，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队伍不从文化广场直接开向火车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去？傍晚时又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等市委领导接见？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们在大会期间根本不知道，而是队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大楼，等了一二个小时，曹不肯见。但又传来消息（大楼的一只大喇叭叫的）说，曹在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涌向咖啡厅。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门都没开，大家都涌在门口淋雨，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忽然传来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穿着工作服，午饭、晚饭都没吃）的群众。我见到一位红卫兵（是首都还是上海的也没有看清）拿着电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队伍约二千多人，一下子响应起来，开始涌向火车站。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北火车站。接下来便发生了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当时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个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决不会出现“安亭事件”。

　　3.叶永烈在写作“安亭事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故事。

　　所谓“安亭事件”，就是几千人拥向火车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发了两列车，一列开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车开到上海郊区安亭被锁进叉道。还有几百人滞留在车站，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汇合。时间从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历经五天。

　　关于拦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叶永烈完全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当时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车上，许多单位派了人到安亭来发传单，动员大家回上海。

　　《兴亡》这样写道：“王洪文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对他部下说，等会儿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十四次，要他们把602次（被困的列车）挂在十四次后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列车不得不骤然刹住。”又对列车长说：“我们就是要拦住你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怎么拦的？叶永烈没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卧轨拦车”。特快列车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在轨上？于是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个“停车卧轨”说——车停下来后大家再躺在铁轨上。这样矛盾又来了：既然车已停下（怎么停的也没有交代），还有什么必要再卧轨？只要控制驾驶室或堵障碍物不就可以了吗？

　　叶永烈说：“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脈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十四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443—444页）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对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来卧铁轨……，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据上海铁道路局调度所记录，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这样写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中说，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6]

　　可见，当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来摘去，盖出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来源，又是陈伯达所说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而这个“记录”，竟出自“安亭事件”后十三年才出笼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这个调度所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大本营，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就在这个单位。在“康平路事件”时，王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致使铁路南北交通全部瘫痪。同时他自己利用职权，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送到北京，以致于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逮捕他。现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这样的调度所在十三年后写的“情况报告”，有多少可信度？

　　叶永烈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将官方传统的阻拦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时二十一分，起止时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四分，变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官方传统的说法有依据，是十三年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情况报告”，但叶根据什么？

　　我认为，所谓安亭阻拦14次特快一事，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没一起涌向火车站）。去后，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车停下来，原因不详，停车时间约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时，有人向里面塞传单。至于14次列车被拦，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按停车31小时34分，应在下午四点多离开，这时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被扣列车。

　　2.叶永烈很“聪明”，他感到写31小时34分，要出洋相，因为十一日上午韩哲一（华东局书记）等领导到了安亭，并答应派快车送大家去北京，还祝大家一路顺风，许多人还请韩签名留念。这时安亭根本没有被拦列车，更没有14次列车，所以叶永烈将14次列车改成早上8点23分离开安亭，在韩去安亭之前。总的阻断时间，也缩短了11小时13分。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叶永烈精心编造的。

　　叶说：（拦车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14次特快列车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拦住14次特快列车。”“部下”是什么人？叶没说。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部下”指的是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7]

　　为什么叶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写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馅了。因为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认识张宝林，张更不是总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只到12日凌晨，张春桥乘着卡车去煤场上接见大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王洪文也站在车上。怎么可能这几个人“研究”之后，发动群众几百人“卧轨”呢？

　　怎么拦车？叶永烈又有了新的发明。官方和“传统的说法”叫“卧轨拦车”，叶感到太离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于是，叶永烈改成了“拦车卧轨”（434页）。问题是，拦车何必卧轨，放点路障就足矣。

　　叶永烈说，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说14次特快列车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谱的编造——王洪文有“火车时刻表吗？”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时间。因为这次列车根本不停！谎言总难自圆，叶永烈本想通过编故事来弥补破绽，没想到，刚补上这个漏洞，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3.《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审讯时说：“我虽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 陈伯达认为：“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8]

　　由此可以证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对拦截火车的，而且在我等几个人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拦截火车的事。至于王洪文说：“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并做了工作”，是指当时确有一辆普客648次列车停过二十几分钟，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14次列车。

　　4.14次特快车被截三十多小时事件是一个历史谜案，犹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非是找个借口，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从上述事实来看，无论是叶永烈的《兴亡》，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及大量传抄、转载、摘引的文章，无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就会把谎言变成戈培尔所说的“真理”。

　　5.如果确如官史所说，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


注释：

　　[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9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关于14次列车被拦的情况，参见《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二期。上海的《史话》可能也是抄此而来。

　　[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书，是由周克、李成吾为首的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编写的。

　　[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40页，东方出版社，2010。

　　网刊《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