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在黨內清算鬥爭王明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恩來。周被指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鬥爭，經歷了一段投身革命以來最難捱的日子。周本人從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的領導，並為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獲得共產國際的肯定，卻並沒有高枕無憂。他知道這種勝利並不鞏固，王明也沒有真正認輸，仍在伺機捲土重來。另一件讓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來赴蘇治療臂傷回來後，轉達了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國際領導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團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稱讚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這樣的話。毛聽後大為惱火，乃至一時失態，說出“什麼理論家，不過是揹了幾麻袋教條回來”這樣的話來。 毛澤東之所以對這樣區區一句話如此在意，乃是觸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徹底鬥倒黨內教條宗派的話，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是不鞏固的。由此萌生了發動反對以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的整風運動的想法。
毛澤東是個深諳政治權謀的老手，他並非不想一鼓作氣解決王明的問題，但顧忌王明背後有蘇聯人撐腰而暫時隱忍下來。再加上毛這時已經在形勢估計和統戰策略等不少問題上與莫斯科歧見日深，鬧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澆油，與遠方（共產國際）搞僵關係。因為對於中共來說，維持與莫斯科的關係畢竟是大局。不過，毛並沒有放棄這個念頭，而是伺機而動，採取迂廻戰術，先掃清外圍。
在這種情況下，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共理論家的張聞天遂成了首先開刀的對象，儘管他自遵義會議後一直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盟友。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大概是張聞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措辭尖銳，情緒激動，矛頭直指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張聞天，發出了整風學習的動員令。
隨後爆發的蘇德戰爭更是天賜良機。看到蘇聯已經無暇他顧後，毛澤東遂趁勢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為名，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旨在徹底清算鬥倒王明，不僅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確立他本人在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其實，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想這樣做，曾經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一舉解決王明的問題。但是，當時共產國際不同意這樣做，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解決抗戰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應花很多的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強調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要特別慎重”。 為此，毛才不得不把這個念頭暫時擱置下來。現在，毛已經可以不必再過多顧忌莫斯科的態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按照毛澤東所定的調子，把黨在十年內戰後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來檢討和清算。深諳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張聞天的思想，在他們承認並檢討了在江西主政時期所犯的錯誤後，很快就解脫了他們，而將王明孤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識時務，不僅拒不認錯，申辯他本人當時已在蘇聯，因此不能對中央蘇區的失敗負責；反而指責批評別人。王明這種四面樹敵的做法正中毛下懷，在黨內領導層中被完全孤立起來，成為眾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會後，自知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的王明以攻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責問中共的來電，反過來指責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建議目前應以國民黨為主，中共輔之，設法同蔣介石妥協，並表示決心要和毛澤東爭論到底，不惜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隨後，王明便稱病躺倒，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王明的對抗反撲，更讓毛澤東決心在政治上把他鬥垮搞臭，隨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掛帥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毛並親自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指出這一時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
其後，毛澤東又挑選出當年臨時中央時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痛加批判，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來在內批得狗血噴頭。文中認定王明是這條左傾路線的始作俑者，而且還給他戴上了“小資產階級野心家”的帽子。 這便是所謂“九篇文章”的由來。後來在文革中，毛又對此一再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石頭”拋出來。不過，這已經是後話了。
接著，毛澤東又趁熱打鐵，在全党範圍內進行整風學習，肅清王明教條主義的流毒，把全党統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與此同時，又在組織上動手術。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把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正式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並被授予“有最後決定之權”。雖然這在當時還是就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但新的中央書記處已經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核心，並且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書記處排名第二的劉少奇由毛澤東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堅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員任弼時當年雖曾在寧都會議上力主撤換毛，但早已改弦更張，並且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立了大功，幫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對他的印象，目前對毛也是鼎力相助。這樣，通過這次改組，毛終於如願以償，在黨內確立了他本人絕對權威的地位，成為中共神壇上一尊新的偶像。這對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完成思想統一和組織調整以後，毛澤東又回過頭來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展開了徹底清算王明錯誤的批判鬥爭。時間是選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以後。這樣在清算王明時，就不必再擔心投鼠忌器了。關於王明的錯誤性質，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理論的創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執行者與發揮者，並老賬新賬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上綱到“右傾投降主義”，指其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 接下來，王明作為前後兩次錯誤路線的罪魁禍首，被毛“請君入甕”，在持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陷入了鼓破眾人捶的境地，最後只好認錯投降。
在整肅王明的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周恩來。這既是報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也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與毛對當時黨內形勢的判斷有關。延安整風期間，毛把黨內各種力量分為三派﹕一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二是以周氏為首的經驗宗派，成員大都像朱德、彭德懷、陳毅等這樣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過不同意見，以及一批在黨內軍中和周有較深淵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為首的正確路線派，即所謂毛派，其中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高崗、林彪、鄧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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