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张伯驹独生女儿回忆父亲:“此情欲诉少人知”
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与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对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娓娓道来。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对这3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中共建政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但在1955年以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部长沈雁冰自报买5000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7年8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线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父亲会原谅别人。他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心里就可以坦然。”
批判会源于张伯驹对戏剧艺术的纯真热爱。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筱翠花)的拿手戏。据《文汇报》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词,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马思远》作为“坏戏”也开始受到批判,积极为《马思远》宣传的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及一位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10年,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两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6年12月31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话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1957年10月1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竑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推测:据说,这个材料曾送到康生手上,是康生在上面批了“极右”两个字。还有一说,张伯驹捐献十多件国宝,康生看后极为恼火,认为张伯驹“玩”了他,这么多晋唐名迹不给看,只给看几件明清的东西,这不是明显对自己的蔑视吗?此说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
在被批判的时候,张伯驹很恼火,曾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但这招致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在山西宁武关誓死抵抗李自成的明末名将——编者注)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由于回击很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京剧界的老艺人开始上阵:“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和于毅夫谈起张伯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于毅夫遂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而宋振庭原是陈毅的部下。
1961年,“摘帽右派”张伯驹接到来自吉林的一封信: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来信虽然诚恳热情,但他顾虑重重地回了一封信: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几天后,宋振庭复函: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自此开始了在吉林的生活。此后那么长时间里,人们几乎忘却了这位“民国公子”曾经的传奇与风度。
“民国公子”的民国往事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有人评价说,张伯驹30岁开始学书法、诗词,却能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已近而立之年开始收藏法书名画,却存有李白的真迹,收有杜牧的字,藏有范仲淹的手卷。他散尽家财,收藏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和天下第一法书《平复帖》,为的是避免国宝流失海外。
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因而,他的府中常常高朋满座。常来常往者有词人夏仁虎(枝巢)、寇梦碧、黄君坦;画家叶恭绰、陈半丁、陶心如、刘海粟;书法家萧仲美;戏坛泰斗梅兰芳、余叔岩等,张大千也常临其家。他们赋诗论画,唱和填词,追忆往事,同桌共饮。
女儿张传彩说:“父亲是个奇人,老家在河南项城,是个旧官僚家庭,兄弟姐妹唯独他不抽大烟不喝酒,他的弟弟张家驹就因为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地都卖了。父亲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呆过一段时间,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爷爷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
1916年,袁世凯称帝,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写道:“人生短促,世事渺茫。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一部《资治通鉴》,不过成王败寇。皇帝也,总统也,执政也,大元帅也,沐猴冠带,等而视之可矣,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
张伯驹说:“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袁世凯称帝失败,张伯驹这样解读原因:“项城子无李世民,弟无赵光义,亦失败之一因。”
1927年,张伯驹正值而立之年。一次,他从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边散步。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结构严谨、气势恢宏。有评论说,清代十帝中只有康熙帝的书法可入行家的法眼,张伯驹以一千大洋将其买下。回去后,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张伯驹收藏生涯由此开端。
从此,张伯驹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其母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
女儿回忆:“父亲并非铁石心肠,何尝不爱自己的母亲?他为此曾十分苦恼。既然自己过继到这一房来,理应继承父业和财产,中兴家业,光宗耀祖,可自己的性格却与此格格不入,不仅厌倦仕途,对经商同样没有兴趣。很多亲友规劝他,不要使年迈多病的奶奶母亲过分伤心。父亲无奈,最后答应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张伯驹只是挂了个常务董事之名,很少问津银行之事,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游玩,查账之事由他的助手杨西铭办。因为常在青楼走动,撞上潘素。
潘素,原称潘妃,出身名门,能挥毫作画,弹得一手好琵琶。不幸家道中落,后被继母卖入青楼。张伯驹初见潘素,提笔就是一幅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其中,而且把她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将善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其中。“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所以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张伯驹的书法在青年时代已小有名气,他早年师法二王,中年学习钟繇,练就了深厚的功底。1940年,他斥4.5万大洋巨资,购得《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从此,他手摹神追,书风为之大变。蔡忠惠即蔡襄,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
京剧方面,张伯驹经历成熟到鼎盛阶段。1928年,张伯驹与余叔岩相识,此后交往频繁。余叔岩是京剧史上公认为继承长庚、谭鑫培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享誉当时。除京剧之外,两人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爱好,与张伯驹十余年的交往中,余叔岩传授张伯驹整出的戏就有四五十部,后来张伯驹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仁筹集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三是40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
“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
张传彩说:“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但他什么都不说。”天长日久,朋友们给了张伯驹一个雅号“张大怪”。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即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计较谁的吃穿住行更豪华。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张伯驹料理的丧事。张传彩回忆:“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余叔岩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却远离政治,与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张伯驹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红学家周汝昌曾回忆:“我到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流失的珍贵文物,张伯驹想办法借钱也要买回中国。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张伯驹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张伯驹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只得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夫人潘素又当卖首饰换来20两黄金,凑在一起,才将《游春图》收下。真乃倾家荡产。
1941年初春,张伯驹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张伯驹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潘素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张伯驹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传彩说:“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5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母亲很赞同父亲这样的想法。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父亲觉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总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
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张伯驹借了好多字画,但再没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后,张家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住进张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张伯驹一家人也要交房钱。张伯驹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反右”结束后,陈毅还替党向张伯驹道歉,说没想到他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出来。后来也有人问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张伯驹时常教育女儿:“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钱财被视为身外之物,张伯驹的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张伯驹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张伯驹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张传彩回忆:
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一听要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他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张伯驹,“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一生热爱美食的张伯驹,千金散尽捐出藏品,晚年自品清贫。
1982年2月初,张伯驹患了感冒,高烧不退,只好于2月9日住进“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夫人潘素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较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潘素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说张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张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发展成肺炎。
这之后,张伯驹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的生日,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合影留下最后一幅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名士张伯驹除了收藏,也爱诗词,在《浣溪沙》中,他曾抒怀:
不是天生故与痴,秋痕春梦总成悲,此情欲诉少人知。
心痛有时非病酒,愁来无处可吟诗,南鸿却更到来迟。
似醉如醒过一春,残莺归去雁离群,浮云白日乱山昏。
味尽始知甘是苦,情真宁视耽如醇,待含眼泪问谁人?
若能活到如今这个年代,张伯驹恐怕更是“此情欲诉少人知”了。但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黄永玉语),即使面对种种怪象,又有什么他不能淡然处之的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作者:张传彩/口述 周海滨/整理,《同舟共进》 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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