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下）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评价上述讲话的影响要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谢、王去水院讲话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治纪律和办事程序？
　
　　《微行》借杨成武之口，于20日早上责怪谢富治、王力、刘丰等人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发表讲话是“胡闹”、“闯祸”，原因是他们没有请示过周恩来和毛泽东。但谢、王二人到武汉后一直在做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15日，谢、王在华中工学院看望造反派并发表讲话；16日，到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去见那里的头头，因为沟通不畅，仅呆了20多分钟；17日，到武汉测绘学院与钢二司成员座谈；18日到水院发表讲话。可见其工作是连续性的，每次对象不同，这类常态性工作无需事事请示，在办事程序上并没有出格。18日晚送走周恩来之后，谢表示要去水院“亮相”，王曾犹豫了一下，也只涉及去不去的问题，与请示不请示无关。《微行》借杨成武之口责难没有任何道理。况且，在1967年的武汉之行中，杨成武主要负责保障毛泽东安全，只是偶尔在毛、周的建议下参加会议听情况。没有毛的明确指示，他不可能插手谢、王的工作，进而对其指责。“七二O”事件发生时，只由谢、王二人出面应对，住在距事发现场仅200米的百花一号的杨成武根本不露面，也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处理武汉问题上负有责任。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成武素有“军中儒将”之称，与“没上过学”的陈再道等将领在说话、办事上风格颇异。他会不会当着谢副总理说出“胡闹”、“闯祸”这样的话来？毕竟谢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之一，政治排名又在杨之前。所以笔者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情节和对话是作者杜撰的。
　
　　二是谢、王水院讲话与前几次讲话有什么重大不同？
　
　　笔者比较了一下水院讲话及谢、王几天来在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的讲话（座谈），发觉二人每次都建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制止武斗的要求在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头头们谈话时也提及），建议坐下来学习，尤其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说有明显不同之处，就是7月18日下午周恩来的讲话，已经做出了造反派是主要依靠力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结论，当晚谢、王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也加大了赞扬造反派的力度。谢更世故些，讲话更空泛些，直接落实到武汉本身的话不多，王则用“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这类话，把这种情绪表达得更加突出。1988年，王力向党中央的申诉书也说，自己只说了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结合当时谢、王的讲话记录来看，即使他们确已流露出这方面的意思，语句也较含蓄，远不像后来浮出水面的“四点指示”那样直白。
　
　　谢、王讲话之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政委箫前也发表讲话，会议结束。
　
　　三、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谢、王等人的激动讲话确实给造反派很大鼓舞，省直红司头头郑军等人后来把讲话录音拿到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9页）。
　
　　（一）各造反派组织借谢、王讲话形成压倒性宣传优势是在什么时间？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微行》所描写的武汉市“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的场景，一大清早不可能出现。熟悉录音设备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小型录放机，都是重二三十斤的笨重家伙，用的像电影胶片一样的棕红色磁带。笔者文革时下乡，在公社当文化站长，曾背着它走几十里山路到下面的生产队里录制发言，回来交广播站广播，知道那时翻制一盘磁带很费功夫。要把谢、王的讲话录音一盘盘翻录出来，送到武汉三镇的各处广播站，甚至供给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进行广播的人（当时造反派方面很少有大型广播车，主要是这些称为“轻骑队”三轮广播车）使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不到。《微行》说“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好像此前造反派已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广播宣传战”的压倒之势，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能够在19日“上午八九点钟”之前造成这种态势的技术前提是各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起来，并且建了好联结武汉三镇造反派各广播点的广播网。从省直红司头头郑军要把讲话拿到湖北饭店播放的情况看，当时并不存在这一广播网。可见“满世界播放”谢、王水院讲话的时间不会太早。目前明确表示听到了广播讲话，并且能够认定时间的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他记得当时是下午15时军区开始举行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已经在军区外播送，会场上皆可以听见；我敏感地觉得情况不大对，提醒王（他的）讲话录音已经放了。王还糊里糊涂反问‘怎么啊，有问题吗？’”（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0页）。
　
　　（二）谢、王讲话能够激起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极大愤慨吗？
　
　　《微行》说：“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如果这个场景描写是真的，“百万雄师”播放的歌曲和呼喊的口号无疑充满了强烈的鼓动武斗和拚死一搏的情绪。问题在于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悲壮情绪的？谢、王在讲话中虽然支持了造反派，却还建议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并没有对“百万雄师”在政治上宣判“死刑”（对其为“保守组织”的政治定性出现在周恩来7.18讲话和所谓“四点指示”中，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讨论），“百万雄师”与谁去做“最后的斗争”？根据目前所见资料，19日从早上到下午16时几个战士到军区政治部造反之前，武汉各区都比较平静，没有爆发任何大规模群体对抗性事件。“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俞文斌回忆说，19日他白天在省委开会，省直联司头头杨以才开车接他去东湖，说毛泽东就在武汉，周总理准备接见他们（此系谣言），但因公安机关一些人闹事，没有成功。当晚在他还在军区食堂吃了晚饭。其他总站头头杨道安、谢华敏、孙德洲等人也是直到晚上22时前后才开会决定派代表去军区大院“落实”王力“四点指示”的。可见，“百万雄师”19日一大早就产生了强烈反弹的说法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把从19日夜及后来几天的场景移植过来了。
　
　　但从19日上午开始（准确些说从头一天晚上开始），一股对立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它最初仅仅限于武汉部队内部。当天上午，独立师召开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周总理的7.18讲话。这个会于18日深夜经钟汉华批准，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传达范围为团级干部。18日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于是不允许传达，尤其是不允许在没有做好广大官兵思想转弯子工作之前扩散的周恩来7.18讲话内容迅速在部队内部传播。独立师派到各单位的“支左”军代表，在听完传达后，也迅速把讲话内容告诉武汉各部门、各单位的“百万雄师”成员。
　
　　19日下午15时，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先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愤然退出会场后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此时，在会议室外，被称作“七二O”事件导火索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下午16时，谢、王、陈、钟等人正在军区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议，几个独立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造反，反对“四点指示”，这是最早有人提到“四点指示”这个说法。据军区秘书科事后揭发，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的战士提出这个问题时，机关的同志一头雾水，“都不知道王力同志有指示”（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1页）。这也从侧面证实《浩劫》、《杨成武》关于19日白天造反派播出谢、王讲话的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同在一个军区大院里，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听到了谢、王讲话播音，如果同时也播出了“四点指示”，军区机关人员能听不到吗，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为了制止战士对军区大院的冲击，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独立师的牛怀龙、蔡炳臣两位领导，要他们去做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独立师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其时，独立师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百万雄师”开始积极配合独立师，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是在当天夜里。“百万雄师”一些头头多年之后的回忆，几乎无人认为落实“四点指示”是他们发动的，均把矛头指向独立师，认为是他们挑起来的。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说晚上10时，他才赶到总联络站，与总站头头杨道安一起去了军区大院。其他如谢华敏、孙德洲等总站头头也是在这前后赶到。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零时30分，冲击宾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百万雄师”下属一些组织对冲击东湖宾馆早有计划，并先于总络联站的计划开始实施。5时40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员冲入西门，包围中央代表团驻地百花二号，殴打陈再道、王力，绑架代表团成员王力、张根成、尹聚萍，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震惊中外的“七二O”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四、对编造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分析
　
　　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即是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4条，《浩劫》、《杨成武》两书都有介绍。这个指示是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谁的面做的？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百万雄师”，无论是在“七二O”事件后的大规模清查中，还是“文革”结束后对谢（已死）、王二人政治审查时，竟然都说不清楚。王力自己对是否做过这个“四点指示”也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在1988年8月30日谈到，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自己的责任。现在，主要当事人大都不在世了，所谓“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的来踪去脉也就成了一个谜。
　
　　仅从内容上分析，不难看出它是根据周恩来7.18讲话建议部分的前4条修改而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以下略）
　
　　在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中，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来自第一条；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来自第二条；“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来自第四条。但周在第三条中所说的“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这句话却被刻意删除，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百万雄师”组织及其成员的危机感。这部分内容经过加工为“四点指示”后，更突出了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的政治群体的结论性评价，既简要，又明晰，也更容易诱发本已充满火药味的社会情绪激化。
　
　　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
　
　　第一，这个“四点指示”与王力本人无关。
　
　　《浩劫》、《杨成武》说造反派19日一大早就在播放谢、王讲话，同时也播放了王力“四点指示”，前文已经说过是不可信的。更进一步追究，这个“四点指示”是播的录音呢，还是文字稿？如果是录音，就意味着是在18日晚上水院大会上做的。但这不符合一般工作原则，因为这类结论性意见通常要由在场的最高领导来做。谢在现场地位最高，他都没做“四点指示”，王怎么敢做指示？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参加革命多年，官也做的不小了，难道不懂这点规矩吗？周恩来反复嘱咐不许传达讲话，王力怎么敢一转身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讲话最核心的内容告诉红卫兵，谢当场不去制止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吗？犯同样错误的钟汉华后来为擅自批准独立师传达讲话反复检讨；王力却从来没有就此认过错，“文革”结束后政法部门也没予以追究。当年在场听王力讲话的人，没人有谢、王、刘、萧依次讲话后，王再次讲话的印象。如果是文字稿，王力通过谁把“四点指示”传递给造反派呢？最可能是通过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负责与武汉各群众组织联系，王力却不认识任何一位水院造反派的重要成员，也没有其他联系渠道。谢、王18日晚去水院是临时动议，工作人员们一开始不知道。据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半夜，军区通知中央代表团其他人员：谢、王已到水院，问他们去否。后一行人也赶到体育馆，讲话已经开始”（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2页）。如果真有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也只能是王讲完话后，写在条子上交给代表团工作人员或记者转交。当然王力要做这件事风险极大：该“指示”必然会被造反派公之于众，届时不但有违犯纪律之错，在谢富治那里也无法交待。只要不是昏了头，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儿？王力被关押后，张根成等代表团工作人员都受到严格审查，有的甚至被关押多年，惟其审查内容并不涉及转交“四点指示”问题，可见这个途径并不存在。
　
　　第二，独立师主要领导牛怀龙、蔡炳臣也不会是“四点指示”的编造者。牛、蔡二人虽然从15日的汇报会开始，就对中央的态度不满，但真正对立却是在19日下午3时开始的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当王力讲话时，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也相继退出。会议下午15时开始，谢发言约2小时，王发言时当在17时之后。而“四点指示”早在16时已浮出水面。
　
　　第三，没有在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官兵不可能编造，因为当天下午16时前他们还不知道这些内容。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直到下午，才对副参谋长贺言生说，明天要在机关勤杂人员和直属分队传达周总理指示。晚饭后，周又突然提出要提前传达（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56页），说明这部分人知道的比较晚。
　
　　第四，“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不可能编造。19日上午，独立师传达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结论便通过在各单位“支左”的军代表扩散到“百万雄师”成员当中。但“四点指示”的说法最早并非从该组织传出来的，其下属组织或成员个人得知其内容并到军区大院要求“落实”，大约在晚上22时前后，总联络站方面有组织地行动，更晚。
　
　　在排除了以上群体之后，再分析一下哪些人有可能编造这个“四点指示”？笔者认为，19日上午听到周7.18讲话传达的独立师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支左”军代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难脱干系。但其中“支左”的军代表似乎可以排除在外，因为会上没有布置向下传达的任务，他们返回“支左”单位前也不可能公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传达提纲，也就是类似所谓“四点指示”的东西，加上从19日中午到晚上，各单位“百万雄师”组织都没有强烈反弹的情况，说明当时“百万雄师”成员并没有获得像“四点指示”那样简明扼要，足以强烈挑动大家情绪的信息。从最早提及“四点指示”的是独立师战士这一时间因素看，听了上午传达的独立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干部（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可能性更大。如果说他们之中某个人以“四点指示”这种简明方式向战士们透露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又不说是谁说的，只含混地推说是位中央首长，战士们很容易把他与前几天在武汉露面的谢、王联系起来，王力“四点指示”由此形成并四处扩散。这个设想不能说不合理。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多年以后，许多当事人无意间把周恩来7.18讲话与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搞混了。“百万雄师”头头章杰迪回忆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各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116页）。造反派组织“新一冶”的头头曹承义也在回忆录里说，7月19日下午，谢富冶、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7.18讲话与“四点指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一繁一简，一全面一片面的形式，在激化民众情绪上的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七二O”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部队涉事的2000多人遭到清查和处理，当年究竟是谁编造了王力“四点指示”，并未查清。但有件事值得一提，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华敏回忆，（19日晚上22左右，“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大院开会，开会前），有个部队干部找到孙（指“百万雄师”总站头头孙德洲），是个连指导员，他送情况给孙，是用纸抄写的。情况称：“‘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63页），这一定性比所谓“四点指示”更严重，简直是把“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如果这一回忆可靠，说明在如何挑起部队官兵和“百万雄师”对中央的对立情绪上，其实不止编造“四点指示”一个选项，这份“情况”中“反动组织”的定性甚至比“保守组织”有更大的挑拨性。但在接下来由总站头头杨道安主持的会议上，只讨论了如何应对王力“四点指示”，显然在策略上有所权衡。至于王力为何成为众意所归的“七二O”事件替罪羊，甚至在“文革”后仍借助这个所谓王力“四点指示”把他死死钉在政治审判台上，容另行著文探讨。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