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王力“四点指示”之谜(上)


  对于许多纪实文学或纪实文学式回忆录称为1967年武汉“72O”事件导火索的王力“四点指示”(以下简称“四点指示”),笔者曾在《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例》一文中有所论及。翻拣手头现有资料,觉得仍可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故撰此文。

  一、“七二O”事件发生的背景
 
  所谓“四点指示”,涉及到对当时武汉两大群众组织以及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定性,因此首先需要说清楚1967年初以来的武汉政治形势。
 
  《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以下简称《浩劫》)说:“这时候,武汉地区的各个群众组织,由于观点对立分成两大派。两大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当成他们的行动纲领,不断挑起事端,接二连三地制造武斗事件。他们还漫骂、围攻、殴打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甚至绑架出面做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步紧跟一步地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更不能任意提出打倒军队的领导干部。”“(对造反派)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着重给他们做工作;采取各种措施,解脱他们的困境,以利于把这些‘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保留下来。”(第48-第49页)
 
  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相。先来看看对立的两大群众组织。
 
  其一,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当时武汉的6个重要造反派组织简称“三钢三新”,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此外还有工造总司、长办联司、新一冶、公安联司、省直约司、中学红联、市直机关红司等。造反派以批判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前省长张体学起家,抓“革命职工联合会”成员,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部分造反派发表“二·八声明”;3月17日,钢工总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解散,主要头头和重要成员被抓。从4月底开始,造反派不断受到武力冲击,进入6月份以后,“百万雄师”向造反派发动“全面反击”,围攻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民众乐园、工艺大楼、新华农校区、汽车配件厂、华中师院、中南旅社、铁四院、无线电厂、水院、险峰大楼、机械学院、钢铁学院、长办联司、新湖大,“红武兵”还攻占了造反派汉阳中心联络站(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O”事件实录》第236-第252页)。据“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回忆,毛泽东来武汉之前,造反派的力量已缩减成8000多人。
 
  其二,“百万雄师”。《浩劫》说“5月16日,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群众组织为表明自己所持的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甚至把这个说法改成“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都不对。
 
  几十年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头头的俞文斌承认,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系统在“百万雄师”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和地方政府也给予有力的支持。“文化革命中我(引者注:即俞文斌)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武斗是作战部搞的,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特别是6月中间以后,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独立师掌握以后,对其支持力度更大。俞文斌回忆说,“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余言《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对于武汉军区及下属单位与“百万雄师”的关系,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讲话时就已经说的很清楚:“‘百万雄师’是4o16开始酝酿,5o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下面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此句在周讲话的纪录稿里漏记,是陈再道‘检讨’中披露的)”可见“百万雄师”自发成立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百万雄师”坚持“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持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的宗旨(《杨成武》),与造反派针锋相对。其人多势众,又得到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支持,1967年6月间通过一系列武斗占据武汉大部分市区的重要据点,对中央要求为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认定“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极为不满。其头头俞文斌后来说:“七二O事件”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
 
  在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角逐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汉军区。其对各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对中央的要求或积极执行,或消极抵制,左右着武汉地区的形势走向。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开始介入“文革”。但这个由毛泽东“逼”出来的决定很快带来了军队机关、院校乃至部队的混乱。据叶群告诉吴法宪说,“1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7条意见包括: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之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但它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却不同意,叶剑英等人与之争论的很厉害。后来叶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找一下毛泽东。于是林彪立即带徐向前去见毛(徐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了“七条”,建议还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样就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8-649页)
 
  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衷心拥护“军委八条”,特别是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后,陈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毛泽东在湖北》,第18-19页)。回到武汉后,军区和公安机关于3月17日“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同上书,第19页)。但这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充满着强烈的宗派斗争色彩。“七二O”事件发生后,陈再道《关于“七二0事件”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承认:自己“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陈的“检讨”在认识上对自己上纲上线分析,以求深刻,可以理解,却不会给自己编造些没影的事儿。
 
  3月中旬,陈、钟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五一”前夕返回武汉。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这主要是因为此前发生了青海赵永夫事件、内蒙王良太事件,军队开了枪,杀了人,流了血,对象又是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小将。所以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问题就值得研究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68页)“军委十条”由此出台。两个命令政治倾向明显不同:前者重点在于维护军队的正常秩序,后者要求不要打击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十条”命令的公布,给前一个阶段以“八条”命令为依据抓人、解散“工人总部”的陈再道、钟汉华及武汉军区很大压力。陈再道说他在北京参加了几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回到武汉后,发现“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第20页)

  5月16日,“百万雄师”组织成立。6月,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发动一系列武装进攻,造反派的地盘和势力大大缩小。周恩来说:“(百万雄师)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周恩来7.18讲话》)。
 
  《浩劫》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o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以此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第52-第53页)把中央制止武汉武斗的电报说成是康生个人搞的,并非事实。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向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周不点头,这份电报不会发出。他到武汉后的看法与之没有什么不同。
 
  《浩劫》一书借“百万雄师”之口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实际上,这期间军区党委对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要求是选择性执行。比如,不承认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当时中共中央唯一尚存的日常事务处理机制,不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要求停止武斗的电报,对军委发布的命令,执行“八条”,不执行“十条”。对周恩来的批评充满对抗情绪,甚至还拍了桌子。钟汉华后来检查说:“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针办”(徐海亮《武汉“720”事件实录》,第25-第26页)。周恩来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钟汉华还是批准向独立师传达了。最后,尽管在周恩来做7.18讲话时,陈表示,如果毛泽东在传达提纲上签字就执行。当天晚上,陈、钟见到了毛泽东,毛保证不打倒他们,但要求他们做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承认“支左”有错误。毛亲自布置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落实。陈“检讨”时承认:“(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
 
  在肯定还是否定军区“支左”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武汉部队一些机关、基层干部和战士的对立情绪更强烈,不仅独立师,29师乃至空15军都有人卷了进来。其中以独立师的情况最为典型。武汉市人武部在“红武兵”、“百万雄师”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师积极支持6月份“百万雄师”的重大武斗,卷入颇深。如6月17日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时,独立师派团参谋长坐镇江汉区委参与指挥,师政委蔡炳臣本人多次打电话到现场做指示。相当一部分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有政治前途同命相连的感觉。据“七二O”事件中被抓走,并被软禁于独立师师部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他听到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蔡意,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引者注:毛泽东当时想到武汉畅游长江)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28-第229页)
 
  不管当事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毛泽东在1967年7月到武汉之前,那里确实如同布满干柴和油脂,就等着一把火引燃。一旦大火燃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谁也不拦住。
 
  二、谢富治、王力在水院都讲了什么?
 
  “文革”结束后,许多著述都是说7月18日晚上,在机场送周恩来回北京后,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水利电力学院对造反派发表讲话引发了“七二O”事件。例如《浩劫》一书说:“7月19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播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什么要为工总平反;什么造反派是革命派;什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怒不可遏,。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第74页)。《杨成武》的叙述大同小异。
 
  这段文字说造反派播放谢、王的讲话,却对其内容一个也不透露,介绍的全是所谓王力“四点指示”的内容,接着得出结论--“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已成为‘七二O’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浩劫》,第75页)。那么,究竟是谢、王“讲话”,还是“四点指示”哪一个引发了事件?对此,素来缺少学术规范意识的纪实文学作家们并不关心,也没有想搞清楚它的意思。但本文还是想回顾一下,看看谢、王那天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声,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学报的但是大学也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得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决!(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问题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呼口号声)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几次,在去年8月份给,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接受了,后半句没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分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走向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的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口号,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让我们喊几个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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