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于光远:钱学森从科学家变成了政客


  时间:1993.2.19

  地点:二O三医院

  参加者:

  胡冀燕,于光远秘书

  孟苏,于光远夫人

  陈小雅录音整理

  于光远:初中一年级,我在北京的第三中学念书。我买了一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离我这个学校一二百米,就是现在的官园那个地方,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叫雷天觉的人。他懂《易经》,“乾。潜龙在天,利见大人”。“乾。亡途弥贞。见龙在天,利见大人。”经过介绍,我们两个“哲学家”就会面了。他比我大一岁。他是在一个师范学校,四年制。我是初中三年制。毕业是同一年毕业的。我们一谈,谈了三年哲学。他后来考了大学预科。他要考一们学问,完全是为了谋生,但是自己觉得最不感兴趣的,最没有意思的学问。这就是机械。小孟的专业。毕业论文很简单:设计汽车的座位,怎么样使司机的那个座位最平稳。他说,这就以免干扰他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出国。1949年,他在上海的哪一个系统作总工程师。后来没多久,我们见面了。他呢,哲学还是过去的哲学,我早就变了好多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就给我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他给我看一本书,说用一付扑克牌。特异功能的人都有扑克牌。不知道是25张还是30张。他作了一个研究,是假心理学的。他自己叫做心理学。说一个人的情绪。思想。感情,合起来差兑,比例是什么关系。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不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小孩得了重重的奖励。他就去差兑,跑到圣父墙那儿去跪着祷告。祷告后全差兑了。我这个朋友相信这些事情,要送给我一本。我说这个东西西方人搞ESP“超信息”,我早就明白了。这是在1949年,就出了这么一本“伪科学”的东西。我也是那时最早接触这门“伪科学”学问。

  他学的学问,机械,最不喜欢的,使他成为学部委员;最喜欢的却变得一钱不值。反右的时候打了右派。但他那个人还是哲学家,胡说八道。中国要搞妓女制度呀,什么都讲。

  我坚持科学家的原则。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陈小雅:为什么呢?

  于光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钱这个人干的可耻的事情相当多。美国国会的档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材料都有。

  我这个“小哲学家”是从12、3岁开始的。我的《20岁以前》你可以看看。1927进初中。就是读老子《道德经》,什么哲学(哪一派的)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好高骛远,似懂非懂。

  陈小雅:从哲学家到科学家的路子似乎不是很顺的。哲学的宇宙和物理学的宇宙完全是两个东西。

  于光远:我就有一个本事,不懂的也能啃。我们一谈半天,一谈半天。

  陈小雅:听说您就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科学家的问题与小胡有过争论。您为自己没抓紧挺遗憾的。

  于光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是应该写出来的。应该说有份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再就是这场斗争。现在他们搞一个大型艺术政论片《大道》。昨天来拍,他们让我拿着薄一波提的词,我意识到他们要拍我这个镜头,把他的字显出来。我就不愿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我理解,薄现在还是有点作用。《历史的潮流》提了词,但搞到最后还是个商人形象。《大道》可以看看,文字类似《河殇》。听说《河殇》上也有我的镜头,但是很短。

  陈小雅:是现代化会议上您的镜头。

  于光远:我不同意里面的一个观点,说布哈林当年和斯大林的辩论,都是布哈林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有个备战的问题。二次大战前,如果没有备战的经济,没有高度的统一,苏联不可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的性格是另一回事情。

  于光远:我接受了三百多家的聘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最”。

  胡冀燕:中国,不一定是世界。

  孟苏:国外兼职和兼薪不分,国外没有这种事。

  陈小雅:您接受聘书是来者不拒吗?您接受的原则是什么?

  于光远:只要你不是不好的,我就不拒绝。大小不拒。可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拒绝。

  陈小雅:比方说呢?

  于光远:各式各样的。比如和左派有关系的,我就不接受。但没有大小之分。大到省的顾问,小到一个村的顾问。这都没有什么区别。我都接受。

  胡冀燕:文件有规定的,公司的顾问不能兼。研究会的,某个课题的某一本书,行政系统的都兼。但经营性质的都不兼。

  于光远:上海大世界有个“吉尼卡”,出了一个《世界第一》,专门搜集。《新民晚报》登了两次。

  在有些方面我又很孤陋寡闻。一次到新疆,用到一种东西,叫“洗涤剂”。

  孟苏:他还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后来才知道家中使用已经好几年了。象这样好多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象他,我很追求时髦,喜欢用新产品。他观念还可以,但一到具体操作就不行了。

  胡冀燕:有些知识属于常识以下的水平。

  于光远:我现在知道,韦唯的名字还是李谷一叫她改的。原来的名字太俗气了。

  陈小雅:可能你对小事的不敏感,正是为了保证对某些大事的专注?

  胡冀燕: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大方向特明白东西南北极清楚,但进到楼里面准出错。他往这边走,一定是那边对。后来我对他说,以后你想往哪边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就对了。

  于光远:我的毛病是进出不成比例。进的少,出的多。我善于吸收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下来。什么东西到我这儿来都会变成学问。你讲赌博我也可以讲一通。但我不是一个好钻典籍,读好多书的人。

  胡冀燕:只要看到的东西他就能记住。在适当的场合就会自动跑出来,用上。

  于光远:我说我是常识水平,是说我对于康德,是康德的常识水平;对于尼采,是尼采的常识水平。对马恩著作当然超出常识水平。所以,我讲的科学家是这个意思,是科学的精神,原则,他的严谨。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于光远丢脸史”。1958年时,我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它是代表制。聂荣臻是组长。科学院是张劲夫。科委是韩光。重工业是王鹤寿。尖端是宋任穷。党的机关是我。

  在科学小组,我还是个秀才。向中央反映动态,于若木是我的助手。科学小组是决定大政方针的。有一次,聂总和我们去看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我汇报各地方的群众运动。山东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说一个苹果正在长的时候,把它剪下来,插在正在长的南瓜里面,结果,苹果长得很大很大。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群众,超过我的科学头脑。我作为一个科学小组的人,向最高领导汇报。我觉得是自己一件“丢脸的历史”。从这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一定要坚持坚持科学性。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原则。现在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套。

  所以,我现在说的科学家,是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按科学的原则思考问题。自己不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不同。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太会搞手段。

  特异功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从解放以来就处理这类事件。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意义,决不下于列宁批评“经验批判论”。不动脑子的思想,盲从的思想,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开会,赵紫阳进来听了一会儿,说:“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说得那么死嘛!”我一听很生气。我说,你是总理,搞经济听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学的,我们不听你的。

  陈小雅: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恰恰是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它出来了,而且那么多科学家去符合它……

  于光远:没有那么多科学家,就一个。就是钱到处鼓吹,积极到极点。给它一种科学的形态。科技大学七个教员,写了一本《意念论》。说天外有天,世外有世,人外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政治斗争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就不能保密了;而且别的星球上的东西都能够拿过来,就没有商品生产了。它说这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世界是好还是不好呢?它说,肯定是好的。“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前进吧!”这样的东西,钱看了以后,写信去鼓励。亲笔信在我手里。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科学成果一样。说在深圳发功,北京清华图书馆的水的分子起变化。钱发表言论,要给诺贝尔奖金。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这事呢?

  于光远:哪里会有这个事呢?不会有这个事!从真正的科学价值上说,一钱不值。

  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化学变化呢?如果没有,就是骗子。也就不值得讨论。

  于光远:科学的事情是这样。你做了100个实验都说没有,他作了第101个实验,说有。所以,靠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问题也很简单,如果它有,那么,整个科学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丸药能出来,那物理学还有什么用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陈小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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