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编者：曾庆斯，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助教。“文革”爆发后，因宗教信仰、海外关系以及只专不红等“罪名”，被批斗抄家，备受凌辱。在极度精神压力下，被迫铤而走险，逃至越南北方，流亡达七年之久。1975年被遣送回昆明医学院，经劳动、审查，后恢复工作。1983年11月移民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本篇节选自其晚年所著《浩劫逃生记》一书，记述了作者首次逃亡的经历。
被抓
我这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也想不到害怕。那个民兵队长模样的人下令把我绑起来，麻绳捆住两上臂还套住前颈。很快就围起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簇拥着我回到似乎是生产大队部的一间小房子里，门口堵满看热闹的人。
我要求给点水喝。一位老妇人很快拿了一碗热汤给我，她注视着我，眼神似带同情和无奈。接着，那个像民兵队长模样的人叫一个民兵给我解了绑，又搜了一遍身，翻检了我的随身背包，还好没有叫我脱鞋检查，因为我把两块钱分别藏在两只鞋垫内－－把鞋垫拆下，藏进一块钱再粘回去。这也是永烈教我们的办法，有机会出来或逃跑，一文不名寸步难行。
没查到什么东西，民兵队长叫我坐在一条木凳上，他和另外一个民兵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开始问话和记录。问话很简单：姓名、年龄、地址、阶级成分，为什么要“逃亡”（不说“偷渡”。我第一次听到这名词）。我按照永烈事先教我的一套，编了个假名：陈江；地址－－报回家乡的一个公社：大石，一个离城较远的公社，永烈说那里对偷渡的人“比较宽容”；阶级成分－－中农；至于“逃亡”的理由，就说是家里不够吃。那民兵队长瞄了我一眼，讥笑我说不像吃不饱的人。过一会儿，他以嘲弄的口吻问我饿不饿？我说几乎两天没吃东西了。民兵队长叫人送来一碗稀饭和两根蕃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那人又叫一民兵带我去茅厕小便，然后把我关进一个小牢房。里面只有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和一张破席子。我坐在床上，垂头丧气，百感交集。
我最担心的是被遣送回家乡不能蒙混过关，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会被送到哪里去？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我的假报吗？会不会先发函查询？就算开头能蒙混，送回兴宁还能蒙混么？我离开家乡十多年，一旦问及当地近况，我一句都答不上来。最后，送到公社，如果公社叫生产队来领人，那肯定穿帮，也许会被痛打一顿，甚至像堂弟那样被压跪碎玻璃……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暴露身份，难逃被送回昆明的命运，那就彻底完了！在内陆各省，偷渡等同 “叛国投敌”，说不定等不到判刑，就被斗死打死。
唯一的希望，是能像堂弟永烈说的那样，一路假报蒙混过关。最后送到家乡公社，被训斥几句，写个检讨就放人。可是，能那么侥幸吗？
恐惧和绝望在我脑海中反复折腾，但我已经累极，后来还是昏昏沉沉睡着了，直到早晨被人开门叫醒。起来后，没吃任何东西，被反绑双臂，押送到一个小车站。路上，我问民兵这是什么地方，民兵不答。我跟他上了车，车上其他乘客见惯不怪。下车后，走了一段路，押送到一间大屋子，民兵把我交给值班人员，得到回签，解开我的绳索，放回他自己的包包里，便离开了。
樟木头收容站
值班人员又来搜身和检查背包，这次还叫脱鞋，我紧张了，那人拿鞋子看了又看，又在鞋垫上按压了两下。糟了！我想。但是那人看了我一眼，把鞋子丢还给我，居然过了关！
我想他大概是故意放我一马吧。
值班室的长板凳上已经坐着几个人。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坐下，开始逐一问话。那人粗声粗气地威胁：你们要老实交代，如果报假，小心剥你的皮！
我心中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强自镇定。轮到我时，照前番编出来的话报上，那人没有多问。
问话完毕，我们被带进一个方形的泥地大操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一群一群分散站在各处，对我们这几个新来客没怎么注意。操场四周，是一间间低矮的仓房，我们被带进其中一间，有门没窗。右侧地上铺着一排木板，木板下横放几根木棍垫着，木板上没有席子。有几个位子已有人。仓房左侧正对门的墙角，放着一个便桶，没有盖。我们刚到时，先来的一个人问我们要报纸，我顺手给了他半张，后来我才知道，报纸是用来作便纸的，收容所不发便纸。没有纸揩屁股，就自己找小竹枝，小瓦片，或任何可以刮、擦的东西。各人占好铺位后，一人（后来我知道是“监趸”－－遣送不出去长期留在收容所的人）拿了几个旧铝碗进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没有筷子。我问那人，那人说：“自己想办法”。我不知道怎样想办法，先来的难友告诉我：每天都有人送走，可以问他们要；也可以托出去劳动的人找两根树枝给你。
这里是东莞县樟木头收容站，是这地区的主要收容转送站，经常收容好几百人，每天都有一批一批人送进送出，几乎都是偷渡客，很少有流浪汉，因为属于边防二三线，流浪汉很难来到这里。每天早晨六时起床，大家拿碗争着去有限的几个水龙头盛些水，刷牙洗脸后，集合整队绕圈跑步，老弱的不跑或中途退出也可以。然后在广场上排队就地坐下，学“最高指示”和听训话－－训话人往往是军代表，说普通话，听者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半懂不懂，其实也无心听。可笑的是：去厕所要先起立报告，白天使用操场旁的公共厕所，军代表批准才可以去，因此“报告”声此起彼落，军代表讲话频频被打断。有一次军代表火了，气汹汹地连说“不准”。但过一会“报告”声再起，“人有三急”，难道就地拉不行？军代表也无可奈何。一次有人拉肚子，报告去厕所不准，结果拉了一裤子，而且就在军代表跟前，弄得臭气熏天，军代表掩鼻不迭，全场难友无不窃笑。
训话前后，不时见有从外地来搜寻失踪外逃人员的官家捕快，虎视眈眈在人群中打量辨认，一旦发现搜寻对象，一顿拳打脚踢，随即绑起押走。每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便头皮发麻，心惊胆战，生怕昆明来人抓我。
训话完毕，便有管教员（各收容所叫法不同，姑且都称为管教员）来点名，分批遣返原居地。
有些人被叫去劳动，多是一些报较偏远县份，因人数不足等待遣返的人，被带出去附近公社生产队做工。有些人争着要去，因为可以吃饱一些，虽然抵不过劳动消耗，也可骗骗一时口腹。如果被叫去帮厨，则是件肥差，不仅自己可以吃饱，还可以偷出一些给自己相熟的人。
收容站一天吃两顿：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每人每顿定量三两（150克），难友们戏称“叹（广东方言，享受的意思，这里是反话）三两”，实际连三两也不够。菜是几箸不见油星的水煮瓜菜或菜乾。狼吞虎嚥，一扫而光，不到两个小时，肚皮就贴著脊背，咕咕直响，那种难受，没有经歷过的人难於体会。
饿是收容人员的梦魇，而谈论美食，成了收容人员最热门的话题。“望梅止渴”，古而有之；而谈食疗饥，则绝无可能，只会越谈越饿，可是仍然乐此不疲，谈论不休，也许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吧。偷偷买卖个人的份饭，或以衣物换饭，是时有发生的事。一份饭五毛钱，差不多是外面价钱的五、六倍，也可以买半份。问题是钱大都被抄去了，即使有些许漏网，又买得多少次？
一开始我看见有人卖饭，觉得惊奇：自己都不够吃，还卖？后来才知道：有些人，主要是外地逃荒的所谓“盲流”，为了被送回原地之后身上能有几文钱，情愿忍饥挨饿，把自己的份饭卖出。听了真是令人心酸！
早饭后，如果没有被叫到名遣送或问话，便没事干了。难友们可以分头聊天，下棋，或打扑克（有时不准，要随管教员高兴）消磨时间。不少人趁此机会悄悄交流偷渡经验，寻找新门路，结交新朋友，并偷偷交换地址，写在衣袖或裤腰里面或其他地方。交换地址可是一件冒险的事，一旦被查到，少不了一顿痛打。有个年青人，白白净净，像是中学生，人们说他偷渡过六次都没有成功。他性格开朗，天不怕地不怕。好些人都喜欢找他聊天，也是向他“取经”。
可是我一直忧心忡忡，不能暴露身份，也不敢随便留给人地址，因此难于跟人沟通，显得格外孤寂。送回乡下后能否蒙混过关？心头仿佛插了一根刺，白天黑夜难得安宁。睡觉常常恶梦连连，一天夜里我睡梦中被人摇醒，问我为什么突然惊叫？
一次，我们看见两人被一副手拷单手连拷在一起，蹲在操场中间示众，罪名是假报地址。我又是心头一紧，看那两人像是农民，可为什么也要假报？有经验的难友告诉我，不一定是假报，管教员为了杀鸡儆猴，随意抓两个来整整。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这样拷起来？
收容人员多而杂，难免会有摩擦冲突，但是一般不敢打架，因为管教员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给双方一顿毒打。管教员打人是家常便饭，收容人员排队不整齐都可能挨上一棒。不过据我后来比较，广东的收容所随便打人比内地一些省份还算是少的。
押送回乡
这样过了十多天，一天中午，我正在广场上跟难友闲谈，忽然一个管教员进来叫名遣送，听到喊“陈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叫第三遍才答应。管教员一脸狐疑，喝问我：“是否报的假名？”我吓得心怦怦直跳，嗫嗫嚅嚅地连说不是。
被点到的一共十几人，都是同一条路线的，由两个管教员一前一后押上汽车。
汽车开到海丰－－一个讲潮州话的海滨县份，我们被送进第一个中途收容所，逐一问话登记，还要打指模。我指模按得不深，管教员恶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喝令重按。登记完毕，女的被送进楼下小房间，男的到楼上一间仓房。
仓里已有两个人，一个坐着，脚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渗有血迹。我听不懂潮州话，后来知道那人是渔民，用小渔船带人偷渡，出海不远就被巡逻艇逮住押回，快到海滩时跳船逃跑，不幸跳到牡蛎壳上，脚底划破一个大口，出了很多血，还挨了一顿打。
我在木地板上找个卧位，走近外墙的小铁窗，望出去，远处是大海，几只海鸥在蓝天下翱翔。我感到不是滋味：人啊，是谁把你困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像海鸥一样自由飞翔？
窗的左下边是个粪槽，槽底斜向外面。我突发奇想：钻粪槽逃跑？但目测了一下粪槽宽度，恐怕不够，万一给卡住就糟了！
一天两顿饭还是“叹三两”。海丰是个穷县，管教员的态度很粗野。我们待了约十天，随后同一路线的六七人被点名，押上长途公车，继续往下一站送。
下一站是汕头，收容所也不大。几天后，我和五六个人被押上长途公车，转送家乡兴宁县。
我离开兴宁已经十多年，没想到是这样狼狈还乡！经过的街道已印象模糊，只觉得比以前更残破、拥挤。
同行的人告诉我，收容所在陈家祠。
“陈家祠？”我还有点印象，“前面不是有一口塘的么？”
“早就填了，你看不是乱七八糟地盖了好些木屋么？”
我记得不多远就是我以前的住宅，怅惘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紧接而来的是阵阵强烈的恐惧感：最后关头终于来到，是吉是凶，就在这几天了！
我们被关进一间房子，原是祠堂的上厅，历代考妣宗亲的神主牌早被拆掉，正下方是一个马桶。两边是木板铺位。远离马桶的位子已被先来的人占了，我们只能睡靠近马桶边。
刚歇下不久，突然听到管教员叫“陈江”。我吓了一跳：啊！这么快就问话？还没有回神过来，便听见前门有女人叫唤。隔着天井和大厅望去，原来是我的四婶。她手里举着一袋东西，管教员接过那袋子，示意她离去，然后把袋子带进来交给我。打开一看，是几块糕饼和一包糖果－－都是在收容所难得见到的东西。感谢四婶，她担心我在收容所饿坏了，所以急着送些吃的来。我把糖分给各难友，每人两颗。其中一个像是走惯江湖的人，称赞我“懂世道”。
但是我很纳闷也很困扰：四婶怎么知道我到了？她来见我，假如不是报我的假名和假地址，而是报真名，岂不坏事？此外，她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假如管教员追问我她是你的什么人，家在何处，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可能跟四婶说的对上口径？会不会被顺藤摸瓜？若因此穿帮，岂不糟糕？不过我想起那管教员是叫我“陈江”，因此四婶应该是报的我假名、假地址，而她自己也可能瞎报一个大石公社的地址。这样一想，我又放心了一些。
正在胡思乱想间，唱名问话开始了。先被叫到的是一个高个子，像个知识分子，在海丰和汕头收容所的时候，就和我们在一起。他说话不多，也不像其他人忧心忡忡。他几分钟便回来了，提起包包，跟大家挥一下手表示再见，就出去了。
有人悄悄说，他是收容所所长的亲戚。
我顿时感到失落，后悔早前没跟他多联系。由于自己胆小怕事，怕暴露身份，不敢跟人多谈，错失了一个交朋友找门路的机会，假如能通过他跟收容所所长挂上勾，也许“有钱能使鬼推磨”。
恐惧加胡思乱想，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终于叫我去问话。我的心怦怦乱跳，强作镇定走进问话室。
管教员四十多岁，微胖，看来还算和善。他循例询问了姓名住址之类。我像前几次一样照编好的一套回答：陈江，大石公社××大队××生产队。
我真担心管教员再多问我几句，例如大石公社或生产队的任何问题，我肯定答不上来，那就完了。还好，他没怀疑什么，或者说不想怀疑什么，也许他早已习惯了，管你是真是假，只要送你到你报的原住地有人签收，以后怎样不关他事。
他叫我回去收拾东西，马上走。
不管怎样，又过了一关。但最关键的一关还在后头。
送大石公社
我拿好自己的包包，忐忑不安跟着管教员走。我注意到管教员穿着木屐，好歹是地方小吏，难道穷得连鞋都没有？
到了汽车站，开车时间还不到，管教员叫我站着等会儿，他要上厕所。
“不要走啊！”他警告我。
我看着管教员走进车站那几十米外的厕所，心中一阵冲动：逃跑？望了望厕所，好像没有动静；看看周围，人不多，走吧！可是人生路不熟，往哪里走？正犹豫间，管教员出来了，抬头看见我，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这时又是悔恨，又是未做贼先心虚的恐慌，不能当机立断，机会稍纵即逝。可是那么短的时间，能逃出管教员的视线范围吗？
事后我才知道：四婶和我堂弟永馀，是安排了人到车站伺机营救的，可惜当时那人也是不够机警，没有马上带我逃跑，坐失良机。
到了大石。下车步行去公社委员会的路上，忽然有一个年青人走过来跟管教员打招呼，请他先去茶楼“饮茶”。我看了那人一眼，不认识，但我知道一定是自己人。可惜那人邀了几次，管教员就是不同意，只是说到公社后再说。
到了公社委员会，一个中年人走出来，和管教员打了声招呼，拿过纸张一看，问道：
“你是陈江？”
“是。”
“是？”
我胆怯了，小声答：“是。”
那人哼了一声：“好吧，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没有准备这一条，只好胡诌一个。那人生气了：“岂有此理，你偷渡还要假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假报的“陳江”，与那人是中学同学。竟会那么不巧，岂非天亡我也！
我担心他打我，幸好没有，只是将递解纸交还管教员。管教员倒没说什么，只是催我：“回去，回去！”
我被管教员带出来，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机械地跟着管教员后面走。走着走着，我已经乱了方寸，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我拔脚就逃，往一条岔路奔去。
管教员没有料到我会逃跑，穿着木屐马上追过来，走几步后脱下木屐，边叫喊边追赶。我又饿又累，能跑得几步？很快就被追上。
管教员反扣着我的右臂，向围观的一大群人说我是小偷，我急忙辩说我是偷渡的。因为我知道，在广东，群众对小偷跟偷渡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前者人多痛恨，对后者司空见惯，甚至多抱同情。
我被押上车，带回收容所，垂头丧气。同仓的人吃了一惊，知道是假报地址，都以同情的眼光望着我。
我被送进天井旁的一间小室单独囚禁。
怎么办？怎么办？心乱如麻。恐惧令我无法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
我胡思乱想地想过逃。怎么逃？从以前读过的小说想到挖地道，可是用手摸了一下地板－－是大青石板。手无寸铁，怎样能挖掘得开？就算有工具，给我挖通了，这房外还不是祠堂里的另一间房？离开祠堂外墙还不知道有多远，根本不可能。
我颓然坐下，又想到下一轮的问话，怎样回答。昆明是绝对不能报的，可是还能报哪里？我对家乡的情况早已不熟悉，公社生产队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再胡诌地址，免不了挨打。最恐怖的是被捆绑吊打到最后供出昆明，再戴上手铐押送回那个“革命”气氛高涨的城市，打成“叛国投敌”，在斗争大会上被“群众专政”……我惊惶得不敢再想下去。
在绝望中迎来了第二天，从一睁眼就提心吊胆怕听到我的名字被叫，连平日最渴望的吃饭时刻，也心神不定食不甘味，仿佛被捉离水面的鱼，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吃晚饭时都没有叫我问话。
然而，问话固然是大难临头，不问话也是另一种煎熬，仿佛待决的死囚，只是等时辰的到来。
绝处逢生
晚饭后不久，我似乎听到外面有人在叫我的真名，“庆”字是听清楚了，但后头那个字又不像是“斯”。正犹豫间，房门被打开了，有两个人出现在门口，前面是管教员，后面一个，我不认得。
后面那人走上前，叫我“庆×”，我还是没听清楚，见他伸手过来，我也下意识地伸手过去握着。那人转过脸，对管教员说：“他就是我的堂弟曾庆辉。”
我听出名字与我的不同，似乎是我一个堂弟的名字。这时我才认出，来人是我的堂哥永安，十多年不见，老瘦多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便被带了出前厅，有另外一个小个子接着我们，我不认识他。
小个子随即跟管教员走进侧室，签了字，转身出来，便领着我和堂哥走出收容所。走不多远，那人和堂哥告辞，说他先回去了。堂哥便领着我走另一条路。
我这时真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只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出了收容所，这意味着自由了，起码是行动自由了，一阵欢欣涌上心头，感谢上主！我用力呼出一口气，再深深吸进一口气，再连续深呼吸几次。尽管外面的空气也是严重污浊的，毕竟比收容所少了禁锢的气氛。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之后，堂哥首先开口，说刚才那人是我们公社公安员李富，是他的朋友。四婶日前找到他，说庆斯偷渡失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不久会送到兴宁县收容所，要他去和李富联系，设法把庆斯领出来。他于是找到李富，请他一起去收容所将曾庆斯当作曾庆辉领出。庆辉小我几岁，我离开兴宁时他还小，对他没有多少印象。他一向在外打工，去年底偷渡成功，户口还未注销，正好用这个机会冒充。李富并不认识我，但他听他父亲多次说过我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一家的照顾，便一口答应。
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人间有情，百感交集，竟一时放慢脚步，不知何以为情。
堂哥见状，对我说：“庆斯，走啊！先去西河背吃点东西，今晚回祖屋，在四婶家过一夜，四婶已经托人替你买好明天回广州的车票。”
我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听得好像天方夜谭，而刚才的遭遇更是出奇入化。
我默默地跟着堂哥走过西河桥。这桥啊，我小时候走过不知多少次，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残破？石板崩裂缺失，石栏杆多处塌斜，连桥栏正中大石板上的“西河桥”三个字也崩缺一半。
我问：“那边不是还有一座上华桥么？”
“早就垮了，那是座木桥呀！”
“没再修建？”
“谁管啊？”
我们走进一家粥面店，叫了两碗肉丝面，一碟咸菜。堂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我说不会喝，堂哥就自己叫了一小杯酒。我知道堂哥很穷，担心地说了声：“我没带钱。”
堂哥回答：“没关系，我有。”
我想四婶一定给了他钱，于是放心地吃。好香啊！捱了三十多天“叹三两”，这碗平凡不过的肉丝面，仿佛是人间第一美味！
我们默默地吃完，出来时天已渐黑，我跟着堂哥默默地走着，似乎有很多问题要问，却不知道从何问起。路都不是我小时熟悉的了，沿途多了好些小木屋或茅屋，杂乱无章，往昔乡间那种宁谧祥和的景象荡然无存。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堂哥说：到了。
回到祖屋
我依稀认出这是祖屋后面的空地。
“柏树呢？”我清楚记得祖屋后面有一排高大的柏树，因此小地名称为“柏树下”。
“大跃进时给砍去烧炭大炼钢铁了。”堂哥答。
可惜啊！我回忆起柏树与祖屋后围之间有好几大丛分属各家的竹子，还有一棵忘了名字的大树，小时同屋的小伙伴们在绿荫婆娑中追逐嬉戏，现在是树和竹丛都被砍光，乱七八糟地堆放杂物。
祖屋是一座典型客家风格的大“围龙屋”，宽马蹄形，前面中间大门两侧小门，里面有厅、堂、房、室过百间，屋前是石灰地大晒场，再前面是池塘及围绕池塘的菜地。屋侧隔开还有一排外厢房和外厅室，四周空地，布局完整，是传统宗族聚居建筑。我们曾家是当地望族之一，自高曾祖至我们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但是现在房舍已经残破不堪，人口也被整得七零八落，各散东西。
堂哥领着我走到侧屋近小门的一个窗子外面，轻轻敲了两下。里面立刻有人应声：“来了？”我听出是四婶的声音。四婶早就在焦急的等着，马上迎了出来，苍老许多，但行动还很敏捷。多年不见，不禁悲喜交集，感谢上主。堂哥把我交给四婶，便告辞走了。四婶是留在祖屋的仅剩三家之一，其余的都被赶去别处，房舍分给贫下中农。四周耳目多，不便多讲话，四婶安排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领我进一个小房间睡觉，告诉我明天一早要进城坐车回广州。
尽管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毕竟心身都疲累至极，于是倒头便睡，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舒心的觉了。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四婶把我叫醒。她已煮好一大碗面条，我匆匆吃完，便跟着她进城去。
路上，四婶告诉我营救的经过。原来，我和永烈等七人出发后，爸妈和弟妹们焦急地等一天又一天，没有消息，知道事情不妙。事先已说好：万一偷渡被抓，就报假名陈江，大石公社××大队。母亲马上跟四婶联系，请她务必设法营救。四婶一时慌了手脚，找谁好呢？先找到侄儿永馀，永馀有一帮难兄难弟，但是没有人熟悉收容所的管教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营救。那天我被押送大石公社，在车站等车时有人伺机营救，以及后来由车站去公社的路上，有人几次邀管教员去“饮茶”，都是永馀安排的，可惜没有成功。
四婶觉得不保险，又一个一个过滤其他亲友，最后想到堂侄永安。永安出身贫农，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他父亲以前常常得到我父亲的照顾。四婶与永安接触不多，但是知道他跟公社公安员李富常有来往，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找到永安，许他事成以后给他一笔在当时农村来说相当可观的报酬（母亲曾对四婶说，救出庆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永安和四婶谈起堂弟庆辉不久前偷渡香港成功，可以用庆辉的名顶替庆斯，于是同去找到李富。李富是李日科的儿子。李日科家里穷，人老实，以前，我祖父曾照顾他，让他做“惠继义仓”（一个赈济农民四月荒的慈善机构，我祖父是发起人兼主任）的管库；我父亲也曾多次替李日科家人看病，因此李富爽快答应。李富跟收容所陈管教员有交情，于是找到陈管教，说他朋友曾永安的弟弟曾庆辉（不说曾庆斯），偷渡香港被抓回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请他一见到有“陈江”送来，马上通知他去认人。陈同意了，约定到陈管教值班时来办理。
李富得到“陈江到了”的消息后找到四婶，四婶马上买了饼干糖果来探我，却没法说话。李富悄悄告诉四婶，后天晚上陈管教值班时，他会和永安一起去领出庆斯。可惜第二天我就被送去大石，而大石公社通常不是由陈管教送，几乎出了大漏子。
原来如此！
“永安说去广州的车票你已经替我买好了。不要证明能买到车票？”我问。
“你还记得阿鼎吗？”
我说记得，是爸爸的朋友。
“他现在在县××医院做药房主任，跟汽车站票务主任熟悉，打了招呼，永馀昨天就去把票买来了。”
我听了这一串奇事，云里雾里，脑子几乎转不过来。
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广州，与差点吓破胆的父母家人团聚。想到昨天我还在收容所像等待处决的死囚，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来个奇迹大翻转。
七分之一成功率
回到广州以后，我知道平表弟也被抓了回来。
原来，那天晚上被民兵追捕，平表弟快步逃脱后，与“大只佬”也失散了，只好独自向梧桐山方向走。第二天半夜爬上梧桐山，并在天亮前下了山。看到前面滚筒状的铁丝网，他又紧张又激动，快步冲向前，不料碰触了边防军布置在地上的细铁线，警铃响了，随即传来警哨声和吆喝声。平表弟这时离开铁丝网还远，来不及冲过去，只好跑到就近的一块小岩石后的坑洼里躺下。两个边防军带着警犬赶来，没有发现他。可是警犬还在吠，边防军放开警犬，警犬快速地跑过去，表弟刚站起来，就被警犬一口咬住左小腿，束手就擒。
平表弟被送到深圳收容所。他跟我一样，也是不能报回外省工作单位的，于是假报家乡兴宁县新坡公社××大队。辗转几个收容所后，被送回兴宁，最后被送到公社。同时送新坡公社的有三人，公社通知各大队派人来认领。他们三人被排成一排，平表弟报的那个大队的人走过来一看，不认识，问他到底是哪个生产队的。表弟知道瞒不过了，拔腿就跑。公社、大队的人呼叫着追赶，表弟拼死命逃，把那帮人远远抛在后面，跑到一道宽沟，他不顾一切地跳过去，跌趴在岸坡上，他立刻抓住坡边草爬上去，居然奇迹般地逃脱了。
平表弟拉起裤管给我看那被警犬咬伤的大疤痕，说这是“无法忘却的纪念”，，并告诉我一件前些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广州一位颇有名气的凌姓武功师父，八十多岁了，一向开馆授徒兼卖跌打膏药，多次受政治运动冲击折腾，最后迫而走险，和两个徒弟一起去偷渡，快到中港分界的铁丝网时，被边防军发现，警犬迅速奔过来，凌老师父一看已来不及，立刻叫两个徒弟快跑，他自己转过身掩护。两个徒弟快步向前，把背包丢在滚筒状铁丝网上，迅速爬越。警犬向凌老师父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凌老师父一伸手，抓住警犬两只前肢，用力一掰，警犬胸肋破裂，登时毙命。凌老师父被赶来的边防军抓住，后来以伤害警犬罪被判刑四年。这件事在广州传开，无不感佩凌老师父的舍己为人。
堂弟永烈是七人中唯一成功的一个，可是也是用性命拼出来的。那天半夜后，他和另外一个农场好友刚爬上梧桐山脊，就被巡逻的边防军和民兵发现。他们立即分散逃跑，不幸跑没有多远便被逮住，双手反绑押着走。堂弟当时万念俱灰，想这次再被送回公社，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残，不如一死了断。当走近一处悬崖边时，堂弟猛然挣脱，奔到崖边纵身跃下。可幸命不该绝，给树枝七档八挂，落到地上时只是晕厥过去。更为大幸的是那里已经过了边界，随后他被港方巡逻车发现，救醒后带回边界警察站。
一位警察还认得他：“你又来了？”堂弟央求他马上通知他的大姐。他大姐得到音信，有过上次的惨痛教训，她发疯似地赶去找在市区警署做事的一位远亲。不巧那天远亲轮休。她又扑到他家里，他妻子说是到海边什么地方钓鱼去了。她又追去海边，终于找到了那警员，一同赶去边界警察站把弟弟接了出来。
四个农场友都被先后抓住，送回农场，批斗以后就放了。农民已经是最底层，还能到哪里去？要改变命运，只有以后找机会再走。
曾庆斯，《温故》第2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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