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漫漫何处逃——浩劫逃生记（上）

《温故》编者：曾庆斯，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助教。“文革”爆发后，因宗教信仰、海外关系以及只专不红等“罪名”，被批斗抄家，备受凌辱。在极度精神压力下，被迫铤而走险，逃至越南北方，流亡达七年之久。1975年被遣送回昆明医学院，经劳动、审查，后恢复工作。1983年11月移民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本篇节选自其晚年所著《浩劫逃生记》一书，记述了作者首次逃亡的经历。


跑回广州老家

“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态势越来越高，连省一级也不是重点，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北京和各大行政区大头头走马灯似的上上落落，今天还是备受鼓掌欢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早醒来便成过街老鼠。昨天还在指挥批斗别人，今天却被另一派揪出来批斗。真是群魔乱舞，变幻莫测，看得人眼花缭乱。红卫兵各“战斗队”大联合，分别和某一、二个头头勾结，最后形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司令部”，彼此攻击，火药味越来越浓，流血事件差三隔五发生，是后来发展成大规模武斗和屠杀的滥觞。

红卫兵到处串连，学校、街上、火车站、汽车站，都是外地来或本地的红卫兵。

医学院的当权派已被打倒，红卫兵各派系头头虽然组成所谓“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在搞各自“攻”“保”的派系斗争。医学院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我决定这时候跑回广州。

此前，我已交过几次病假证明给科主任，这次我把一张病假证明和一张字条留在宿舍房间的桌子上，说要回广州继续医病，并要求退职。不辞而别。

我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悄然上了昆明到广州的列车。我担心半路就被追回，一路提心吊胆，有列车员走过，都担心会不会叫我跟他去。听人说过在火车上抓人，就是被列车员先叫去的。

三天后，终于安全回到家里。母亲又惊又喜。她想象得到我受了很大冲击，但是不愿意多问，私下庆幸我能安全回来。

父亲在佛山做医生，平时每周末回来一次。他敬业乐业，与任何人都友善，只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不可避免地挨批斗，每二三星期才给回家一次，后来更被关入“牛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屡屡受到宗教事务处的滋扰。小弟念初中一，学校停课，仍抓紧时间看书自学；妹妹们读初中高中，没有参加红卫兵各组织，只当“逍遥派”。后来都被迫下乡当“知青”，分散在几个县的公社。他们跟其他知青一样，一有机会就跑回广州，但又不敢常住家里，查户口风声一紧，便被迫在没有知青的亲友家东住一晚，西歇一宿。

晚饭时，两个妹妹回来了。以前我这个当大哥的假期回家，她们都兴高采烈，问这问那，谈天说地，但是现在见到我，稍为惊喜问了几句之后，便陷于沉寂，似乎各有心思。谈到偷渡的事，都说听过不少，可是具体如何进行，却没有头绪。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四妹带我去看小萌。玉鸥（作者妻子的化名－－编者）偷渡香港之前，把小萌托给殷姑照顾。殷姑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约八平米的房子里。小萌一岁多一点，正是逗人喜爱的年龄，我见了，又爱又心疼，连忙抱起紧搂胸前，她对素未谋面的爸爸显得陌生。我忆想到她母亲当时把她交给殷姑，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而又忍着泪水的情景，不禁凄然泪下。

我把刚买来的蛋糕西点拿给她吃，她吃得满嘴都是，殷姑帮她抹抹嘴，她靠在殷姑身上，怯生生地盯着爸爸。

我问了小萌的近况及玉鸥偷渡前的一些情况后，不可避免地谈到偷渡问题。殷姑说她试帮问问。

我与玉鸥原是高中同学，也是同一教堂的教友。我个性内向木讷，专著学业；玉鸥则外向活跃，爱好文艺，是圣歌班成员。1954年高考，玉鸥因“政审”不合格，被排除在大学门外。玉鸥家人都在香港，她1957年申请赴港。1950年代，全国大规模取缔、整肃各种宗教，许多教友受到牵连。我可能因为从家乡兴宁迁到广州时间不长，在教会里参加活动少，得以幸免。1958年初，玉鸥在广州的姨妈过世，她与姨妈关系密切，回广州奔姨妈丧。那时政府发动天主教及基督教“三自革新”，组织“爱国会”，她与亲友很自然地谈及香港教友神長反对三自革新及爱国会的态度，因此被定罪为“传达反动指示，进行反动宣传”，坐了五年牢。我家初到广州时，玉鸥及其他教友对我和弟妹转学及生活安置作了不少帮助，我转学市四中，与玉鸥同班，彼此接触多一些，我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我在医学院快毕业时，开始考虑婚姻，使得早先萌芽的情愫由朦胧逐渐明朗。玉鸥出狱一年多后，我和她结婚，是经过正式手续，由医学院出具证明，政府的婚姻办公室登记的。因为与玉鸥结婚，“文革”中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玉鸥“文革”一起，不堪折磨，历尽艰辛逃到了香港。

晚上，父亲从佛山回来。比上次相见，显得苍老许多。我没有问爸爸在佛山的情况，爸爸也没有问我在昆明的情况。

我跟爸爸妈妈说：我今年三十，不是破，就是立。

爸妈很忧心，没有多问，但显然理解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报户口

我虽然回到家里，户口却在工作单位，因此在广州是“外来人口”，首要的事情是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报在什么地方？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报在父母家，我回来的目的是要偷渡港澳，事发之后，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影响到两位老人。我结婚后，前两年回来，都是到南街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到妻子处，可是现在妻子已偷渡去了香港，家也被抄了，门上贴着大封条。考虑再三，还是试着去问了问。派出所推说是红卫兵封的，不能开封。我请求与前屋的住客共住（前屋一个房，一直借给朋友居住）。还好，派出所没多问，给报了两星期。回来告诉父母和弟妹，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最初，我抱着幻想，希望偷渡能够迅速成行。妈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啊！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弟妹加上亲友帮忙想尽办法，还是毫无头绪。不得已，我只好拿着医院看病证明，再去南街派出所要求延期。办事人员没说什么，又给我延长了两星期。

开头几个星期，我心虚得要命，老是担心派出所怀疑我要偷渡，更担心昆明那边已向这边的公安打了招呼，秘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跟人联系门路，尤其去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各地接头，都疑神疑鬼，担心有人跟踪，有时紧张到手发抖。但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不能束手待毙，怎么都得拼出一条生路来，渐渐地，感觉也就麻木了。

转眼两星期又过去了，依然毫无头绪，南街派出所不可能再给我延期，只好改报在父母家里。也是先报两星期，又延了两星期。后来没法再延了，变成无户口居留。一听到什么地方查户口，一家人都提心吊胆，母亲是户主，受到的压力最大。

查户口通常在半夜，突如其来。街道委员会往往先注意到哪家有陌生人，报派出所，接着就是“有吏夜拍门”。“不合法居留”的人便被带走，送收容所拘留，查清地址后，遣返原地。由于农村经济凋敝、政治迫害等原因，流入城市的人口与日俱增，被称为“盲流”；后来更加上被赶离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流”，往往一抓便是一大批，收容所容纳不了，临时拘留于学校礼堂等处。风声紧的时候，很多人逃往越秀山、白云山，甚至郊区农田甘蔗地露宿。即使这样仍然不得安宁，有时公安带民兵搜山围捕，风声鹤唳，鬼哭神愁。常听人哀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却有家不得归，有国不能投！

我们家也被查过一次，那是我回来几个星期的一个夜晚。我镇定地出示昆明医学院工作证和几次去医院看病的证明。由于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只是打官腔说要我尽快回去“搞革命”，不能继续留在家里。

红卫兵串连

无证居留，每天都有被查户口的危险，我既然报称回广州医病，就得有看病的证据，万一派出所查问好有所交代；同时，昆明医学院那边也要陆续有病假证明寄去。因此我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医院看病。

一次，我去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看门诊。一位中年医生刚给我量完血压，门突然被推开，两个红卫兵冲了进来，喝令医生：“走！”

医生小声问：“可不可以看完这个病人？”

“不要你看！”

医生站起来，默默地跟着红卫兵出去。我吓呆了。接着另一位医生进来，坐下，没说什么，继续给我看病。我不敢多说什么，拿了处方就走。

在市区中心地段的中山五路不时会遇到载着“牛鬼蛇神”的车队游街。中央公园、人民公园、中山纪念堂贴满大字报。有一次在中央公园门口，横掛一幅大标语：“革命就是要搞红色恐怖！”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挂的。

到处都是南下的红卫兵，他们说普通话，与粤语格格不入。一些北方来的中学红卫兵，高干子弟，自恃“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趾高气扬，对广州的很多事物都看不顺眼，要彻底“砸烂”。引发广东人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绪，闹出不少矛盾。其中闹得最凶的一次，起因竟涉及孙中山先生。

广州市区横贯东西的大道叫中山路 （一到八路），市北边有中山纪念堂、孙中山铜像、中山纪念碑；广东首屈一指的大学叫中山大学，还有中山医学院……南下红卫兵很不满意：“孙中山算老几？”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他们聚集在中山纪念堂前，公然把孙中山铜像拆下。正要搬走，本地红卫兵闻讯赶到，坚决要把铜像竖回。两边对峙，场面火爆，后来据说是电话请示远在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指示立刻把铜像复原。于是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和嘘骂声中，南下的红卫兵灰溜溜地狼狈鼠窜。

另一个是关于取缔茶楼的纷争。广东天气炎热，当地人有“饮茶”的习惯。商业服务性质的茶楼、茶居，遍布广州、珠江三角洲。南下红卫兵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彻底取缔，当地人为之哗然。一天，南下红卫兵想去冲击一间大茶楼，广州市的工宣队出面阻止，双方都戴着红袖章，挥舞着红旗，一边自称是红五类，天生的革命派，另一边则说是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各自引用“最高指示”，唇枪舌剑，互相对骂，结果不了了之。

广东的逃港风

自1950年边界封锁以后，偷渡港澳之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特别是经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几年下来，靠近边界或沿海的青壮年，大都跑了出去，剩下所谓“女儿国”，“老人村”。最接近香港的宝安县（今属深圳市）边防一带，甚至出现“无人村”，一个曾被树立为反偷渡模范的“红旗村”，人也先后全部走光。不靠边界或沿海的，则千方百计寻找门路出走。外省取道广东出走的也不在少数。

偷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步行、游泳、坐船。不管什么方式，首先得想办法进入“边防区”。政府严格控制人民流动，任何人买长途车票、船票，都要所在单位或公社、大队出具证明，进入“边防区”更需要公安部门核发的边防通行证。边防区从边界到内地分为一、二、三线。偷渡人通常先用真或假的普通证明，搭乘车船到接近外三线，然后趁夜间潜人山里，认定目标向南走。拂晓时分，藏身低洼地或山沟旮旯处休息，要连续走几个晚上。其间，不仅要随时防止被巡逻民兵抓住，还要避免被打柴、采药或过往行人发现，提防蛇虫咬伤，提防从悬崖或深沟摔死跌伤……如果一切顺利，就能到达边界或海边，最后还要想办法躲过巡逻或潜伏的边防军，翻越铁丝网越界或下海泅渡。

边界的铁丝网是滚筒状或多层次的，比人高出很多，有些地段还加设了电网。接近铁丝网的地段往往暗置有细绳或铁丝，不小心触动则引响警铃，巡逻的边防军会牵着警犬循声赶到，那时便只有束手就擒，还往往有被警犬咬伤的危险。如果偷渡者幸运地走近了铁丝网，便立即把随带的背包或脱下衣服垫在铁丝网上，迅速爬越，叫做“扑网”。

有幸到了香港那边，还要想办法翻越港英方面架设的铁丝网，一旦被沿边界公路巡逻的港英警察抓住了，就要被递解回大陆。不少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没能闯过这一关而功败垂成，悲痛欲绝。

游泳偷渡只在个别地段海边需要“扑网”，夜行昼伏的行程也短一些，但也有它的困难：首先要根据阴历月亮圆缺推算好海水退潮时间，下海后先要順着退潮游几个小时。被巡逻艇发现抓去，因体力不支淹死，冻死，或被鲨鱼咬死的，时有所闻。侥幸到达了对岸，还要提防港英海岸巡逻人员，要蛰伏到夜间才能潜入市区。

坐船偷渡当然最舒服，但困难也最多。首先要有钱：买船，买用具、食物，酬劳打点……固然是一大笔，但花费更大、陷阱更多的还在联系门路。偷渡客往往要辗转搭线才能联系上边民或船家。这当中经常充满诡诈和骗局。花钱毫无定准，毫无保障，有时花了大钱却连船的影子都见不到。如果误中公安线民的圈套，更是人财两空。即使坐上了可靠的船，也非万事大吉，内河的检查站，海上的巡逻艇，以及水流、风向的突然改变，都足以功亏一篑，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侥幸到达香港海岸，同样不能给港英边防警察发现。

不论步行、游泳或坐船，如果能到达香港并且躲过港英边防警察，进入市区，那就安全了，可以在亲友陪同下到有关机构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居住。边防警察与市内警察是各管各的，边防警察抓偷渡，市区警察管治安。正因为有此一线希望，偷渡客才会前仆后继，不绝于途。

偷渡澳门一般经水路：游泳或坐船。有幸抵达澳门海域便安全了，因为澳葡当局不设边防拦截，不会把偷渡客遣送回来。有些教会或慈善机构常常驾小船出海救起游泳的偷渡客。不过由于澳门就业难，待遇不及香港，多数人会再想办法偷渡去香港。澳门不设边防的情况，到1968年后就改变了，澳葡当局也开始抓偷渡客并遣返大陆，因此偷渡客即使进入了澳门，也必须尽快想办法转赴香港。

据后来官方说法，偷渡成功率大约为十分之一，而实际成功率可能远低于此数。

偷渡失败被抓回来以后，通常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广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侨乡，自清代起就不断有人漂洋过海谋生。1950年7月政府封锁边界以后，虽然对偷渡悬为厉禁，但格于民风习俗，对偷渡客动辄判刑仍有顾虑。更因为偷渡的人太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以至贫下中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肃运动，有问题或稍有问题的往往都已遭到关、管，很少能自由行动），都抓去坐牢，监狱也容不下，因此对偷渡失败者，一般都不判刑，而是作为“违反边防管理条例”处置：首先是送到最近的收容所，查明身份，若是有案底或其它问题，便由公安带走；如果没有，便转送至户口所在地或单位，自行处理。至于怎样处理，就千差万别了。在农村，送回公社，轻者只是训诫一通，写个检讨或批斗一下了事。如果出身不好，或有其它“犯错误”的案底，可能会遭顿痛揍或其它肉体折磨，然后交回生产队监管劳动。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的由派出所训诫后再交居民委员会监管一段时间。有正式单位的，除了检讨挨批斗外，往往有一段时间的“群众监管”。情节严重或多次重犯的，也会被送去“劳教”。据说，文革某一年，江青来到广州，听了当地偷渡和相关处理情况的汇报后，大发雷霆，说：“不行！要严肃处理。”因此曾经紧过一阵，发生过边防军枪杀偷渡者的事件（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就是这样罹难的）。而在广东内陆边远地区或其它省份，由于偷渡客相对较少，处理就严重得多，往往送去劳教或判刑劳改，甚至枪毙。

第一次逃港

我拜亲托友多方联系偷渡门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也花了不少钱，还是毫无着落。我心急如焚，担心查户口，担心昆明派人追我回去。

一天，一位熟人介绍一个姓麦的男子来和我接头。来人大约三十多岁，眼睛出奇的小。他说联系到番禺县靠海小镇万顷沙的一个渔民，方法是：用假证明买车票到万顷沙，再在夜里坐小船绕过关卡出海，如果顺风顺水，天亮前可抵达香港。现在首先要买一只小船。

我问他，既然是渔民，为什么还要买船？麦笑了，笑我不懂世情，说渔民大都是乘坐生产队的船出海作业，只有很少数人家里有小船私用，买船便是向他们买。没有钱，谁肯借船给你用？

我和母亲对偷渡的具体情节都只听过一些，只能泛泛地提些问题。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相信介绍人。母亲拿出一块重一两一钱的黄金－－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交给麦作为定金，静侯消息。不料却是肉包子打狗，从此再也不见麦的踪影。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欺骗，很生气，母亲也心情沉重，但仍安慰我说：“算了，花钱偷渡就是这样，没法追，也没账算的。这种事，听得多了。”

堂弟永烈从农村来广州，暂住他三姐家里。他和几个在农场认识的同伴上个月走山路偷渡，快到边界的梧桐山时被民兵发现冲散，几个同伴先后被抓，只他一个逃脱，先后爬过了中、英双方的边界铁丝网，却被港英边防巡逻车发现抓住，关进边防警察站。他托警察联系到他在香港的大姐，他大姐马上带了食物和衣服来见他，说会尽快找人担保营救。不料慢了半拍，第二天他就被递解，他大姐哭得几乎发疯。

他被送回公社。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又是第二次偷渡被抓，一顿痛打之后，再罚他跪碎玻璃，小腿压上一块木板，两名打手跳上木板“踩翘翘板”，痛得他死去活来。

在农村没有生路，伤口还未完全愈合，永烈再度来广州，准备再次偷渡。他知道我正在找门路，于是找到我，堂兄弟相见，自有一番辛酸悲喜。他的表弟何平刚从外省回来，也想参加。于是永烈联络到上回偷渡被抓回的增城某农场的四名知青，筹划新一轮行动。

我平生谨慎怕事，虽然已铁了心要逃出去，但要付诸行动，仍然顾虑重重－－主要顾虑是户口在昆明，一旦失败，被遣送回去，说不定落个“叛国投敌”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我自己毫无偷渡经验，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是堂弟永烈走过两次。然而，未知数太多，失败的风险很高。

永烈说：“万一失败被抓，可以报回家乡兴宁县，你和何平离开家乡多年，没有人认得，而家乡对偷渡见惯不怪，很多公社都不认真追究，如果不是出身不好，或没有案底，往往只是训斥几句写个检讨就放人。”

我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作好万一失败假报户口所在地的准备。而“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批斗打杀时有传闻，听得心头发怵。广州情势日益紧张，随时都可能被查户口，一旦被送回昆明，则万事皆休，今生今世就只能留在那里任人鞭打奴役当牛做马了。

退是死路一条，进还可能搏出一条生路。走就走吧！一切付诸天命，愿主助我。

我们怀着激动而又焦虑的心情积极准备：干粮、水壶和塑料袋……永烈说干粮最好是军队的压缩饼干，他搞到几块，是约二指宽长方形浅黄色的硬饼，有豆香味，掰碎溶在水里吃，很顶饥；又买了饼干糖果及一些高价猪肉干，每人一小袋。永烈说，水很重要，于是各人带一个水壶外，又准备了一个强韧的装电焊条的塑料袋，以备路上贮水。他们又准备了两把小刀和几根绳索。我准备了一个小药包。

估计至少三天爬山路程，按理应该多带食物甚至衣服，但是行装越简单越好，要装扮成知青回农场的样子，不便带太多的东西，以免引起公安和民兵的怀疑。

永烈提到老虎粪，说如果有谁认得动物园的人，搞一包老虎粪，带着在身上，军犬闻到它的气味就不敢动也不敢吠。还说一包老虎粪价钱已被炒到一二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到六个月的工资），可惜我们没门路。永烈又说最好买点蛇药，可是买不到。指南针也买不到，据说已禁止出售。

几天后，一切就绪，在家人的忧心和期待中踏上了征途。

我们在广州的三个人，坐下午班车到增城，事先约好由农场阿德的妻子到车站来接应，但互不打招呼，只是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她走。走了半个多小时，看见了农场来的四个人了，阿德妻子微扭转头，右手比划一下，就另路走开了。

一行七人装作回农场，有说有笑地走着。尽管已经进入东莞县边防“三线”范围，随时有可能被民兵盘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感到很紧张。

我听说阿德有两个小孩，于是问道：“撇下老婆孩子，一个人去偷渡，放心得下吗？”

阿德无奈地说：“没办法啊！一年没有几頓饱，不闯出一条路怎么行？”

另一个农场知青告诉我，他祖父以前在当地算是有钱的人，到他们父亲叔伯这一代，每家分到的田产并没有多少，但仍然被划为地主。他们兄弟姐妹年纪还小，历年所受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待到政府号召下乡“支农”，他们第一批就参加了，一心以为换了环境会好一些。谁知在农场同样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干脏、累活不算，还被污蔑为“狗崽子”，不走不行。

正行进间，大路左边远隔的一坵农田中，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在耕作，他们显然怀疑我们是偷渡客，似乎在嘀咕什么。一个男的大声喝问：“去哪里？”

阿德大声回答：“回农场。”

“什么农场？”

“曙光。”阿德答了宝安县一个农场的名字，那边的人才不再问。

逃亡山路历程

可能因为已进入边防三线，一路上，除了偶尔有过往的自行车或汽车外，没有碰到行人。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走着走着，转过一个小山头，永烈一看前后没人，马上招手各人迅速窜进山里去。我一时还没有意识到干什么，只是紧跟着永烈，找了一个低洼坑半卧着躺下；其余五人也各自找地方躲藏起来。我觉得新奇又有趣，忘记了害怕。永烈小声告诉我，怕有农民收工后上山捡柴，发现我们，所以先要躲起来，等到天黑，便可以开始走山路了。看好对面一个山顶，爬上去后，望见前方梧桐山后远处一片蓝白色灯光，那就是香港；而左边一小块黄暗灯光，那是沙头角（属国境内）。朝着蓝白灯光方向，认定对面一个山头，一路走过去，往往下到半山或上到下一个山头的半山天就亮，要找地方藏身休息，等到天黑再走。通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越一个山头。估计第三夜天亮前，可以到达梧桐山，靠近边界，再伺机冲铁丝网过界。

天黑下来，永烈把手指放在嘴里，轻轻吹了两声，像鸟叫，附近马上有两声回应。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暗号，以备万一被民兵发现冲散，可以彼此联络。我们高兴地会合了。

永烈领着我们朝先前选好的山头走，不管有路没路，太陡就蹲着滑下，或往上攀爬；累了就歇歇，省着喝几口水，吃几块干粮。过半夜后，终于登上了那座山顶。果然望见远方蓝白色的亮光映照天空，我们信心大增。

下到半山，天已蒙蒙亮，永烈叫大家分开找低洼地休息。我和永烈一同躲在一条干涸的山沟里，胡乱铺上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觉。尽管塑料布下凹凸不平戳着难受，我俩还是睡了一会。

醒来后，见周围没有动静，站起身松动一下筋骨手脚；又省俭地吃了点东西；小声谈论今晚和明天的行程。

突然听到小径上方有人走路，我们赶快趴下，紧张地注视小径那边。脚步声渐近，终于可以看清人形：是一男一女，大约二十多岁，穿着像我们一样的工作服，各提一个包，默默低头向前赶路－－原来也是偷渡客，不是民兵。我们会心地松了一口气，目送他俩远去。

时间已过中午。我们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小声地谈论着可能在后天天亮前过边界铁丝网“扑网”的办法，憧憬着未来。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永烈学了两声鸟叫，同伴们集中下山。山下是一片小谷地，分散着三几户农家。

快靠近小谷地时，突然一声狗吠，接着远近的狗也狂吠起来。很快传来一声吆喝，接着不远处又有另一个人在呼应。我们吓坏了，慌不择路回头往山上狂奔。虽然永烈叫大家不要乱跑，跟着他走，可是四周黑魆魆的尽是林木，如何看得清、跟得上？我跑得慢，待到吆喝声和狗吠声听不见时，我发觉周围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慌了，学不来鸟叫，只好轻声唤，没有回应，只有阵风吹过时树叶飒飒作响。一阵恐惧袭上心头，怎么办？

很快地我回过神来：没有退路，也不知道怎么退，只有往前。走上山脊或山顶，望见蓝白亮光处，选定下一个山头，下山上山再下山，总会走到梧桐山。走！一个人就一个人呗。

可是我分不清方向，哪一边是朝梧桐山？没有指南针，幸好我小时候读过一些天文常识，知道北极星正对地球北极。于是我快步走出，到一块比较空旷的地段，抬头向天空搜索，果然找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转过身，往南望去，我很快就找到先前选定的山脊目标。

我正朝那山脊走着，忽然看见两个人影，在左前方也往山上走。我吃了一惊，但很快就认出那是表弟何平和农场的“大只佬”（广东方言，即“大个子”）。我高兴地小声叫他们。两人吓了一跳，转头一见是我，高兴得低声欢叫起来。问起其他人，都不知道，走散了！我们感到一阵难过。

终于走到山脊，果然又看见蓝白亮光，大家都宽心了。我们看准了前方一个山头，便开始下山。

“大只佬”告诉我们，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抗战时在薛岳部下参加长沙保卫战受伤，回到家乡后，因父亲思想“进步”，常常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他二姐受父亲影响，也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有一次差点被国民党抓去，幸而躲在夹墙里才逃过一劫。解放初期，他父亲被尊称为民主人士。不久土改，他家被评为官僚地主。就在要抓他父亲的头一天，他父亲得到一个曾被他救过的共产党干部通风报信，连夜坐小船逃到香港。后来主持土改的南下干部把他的同父异母大哥拉去枪毙了。

“那你参加游击队的二姐呢？”平表弟问。

“也被清洗出来，先在花纱布公司（当年为推销苏联过剩花纱布而成立的公司），后来又被赶回农村。”大只佬回答。

“你这次到了香港会见到你爸爸了。”我说。

“他年纪也不小了，唉！”大只佬不胜感慨。

天蒙亮前，我们隐蔽休息。我和平表弟同在一个山沟，大只佬在另一处。我们半睡半醒地休息了好一会，忽然被远处的一阵讲话声惊醒！这时已过中午，我们马上警惕起来，循声望去，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正从山上走下来，大人是约五六十岁的男性，右肩斜搭着一根扁担，扁担后端挂着一个箩筐；小孩约八九岁，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紧跟在后面，像是当地农民回家的样子，正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这时我们才察觉：原来左边不远是一条小山径。那两人是顺着山径下山的。

我们大气不敢喘一口，紧盯着那两人。他们走到离我们躲藏的山沟约三米远的时候，那男人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话音突然变小；小孩则浑然不觉，仍然大声地讲话。他们经过我们躲藏的沟边不远，走下山去了。

我和平表弟缓过气来，彼此看了一眼：好险啊！这两人会不会到下面村里去报告？必须马上转移。我们找到大只佬，远离刚才那条小径，往左边转移，最后在一片茂密的从林里放缓了脚步，找到一个小山沟，特别注意附近没有任何小径经过，也确定从山下没有传来嘈杂声。惊魂甫定，相对舒了一口气，重新隐蔽下来。

我们小声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那男人肯定看见了我们，但他没有声张，下山后也没有报告民兵来围捕，我们感到一丝安慰。大只佬告诉我们：边防区的民兵和农民抓到偷渡客，可以加工分，甚至得到奖金，而一般农民对偷渡见惯不怪，往往抱有同情心－－事实上，边防区的青壮年，大多数已经偷渡出去，多数家庭都有亲人在港澳。

天剛转黑，我们继续下山。正走着，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箫声。我们不由一愣。仔细听去，箫声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绝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还敢吹奏这种背时的歌曲？会不会是站岗的民兵？我们不敢动，直到箫声停了好一会后，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才小心翼翼地继续下山。走近一棵大树前，赫然看见树皮给新刮掉一大块，昏暗的光线下可以辨认出上面刻着两行字：张××偷渡经此。××年×月×日。－－就是当天！看来是刚才吹箫的人刻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想不到在亡命途中，还能遇到风流儒雅之士！“天之未丧斯文乎”？

下山又上山，一路艰苦跋涉，终于爬上预定的山顶，又望见香港那边的蓝白灯光。前面又是一个山头。认定了那山头，继续往前走，快天亮时，找个地方藏身歇息。大家都又累又饿，尽管省着吃喝，剩下的水和干粮都不多了，可是不知道还要翻越几个山头！

忽然，一阵狂风吹过，满山扑簌簌地乱响。抬头一看：哎哟！乌云滚滚，要下雨了。话犹未了，大雨噼噼啪啪直打了来。我们急忙张开塑料布挡雨。不一会儿，雨水涌流入我们的小山沟。我们狼狈不堪地握住塑布移动到稍高处。还好，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多久便放晴。我们虽然没有变成落汤鸡，裤子和鞋却都湿透了。

看着湿淋淋的山野，忽然想到：何不趁机补充饮水？我们带的水只剩下一点了。我们顺着小山沟走了一段，没有找到有积水的地方。这时山下忽然传来一阵阵喧哗声。我们吓坏了，赶快躲进茂密的灌木丛里。喧哗声越来越近，听去似乎是一群小孩。不多一会儿，有个小孩边叫边向我们躲藏的地方走过来。我们的心仿佛一下跳到喉头，梗着连气也不敢喘一口。小孩停在我们右边的小径上，隔着小山沟，离开我们不到两米。透过灌木丛的间隙，可以清楚看到小孩赤膊上身和脸上的汗珠，只要他一转头，便可能发现我们。幸而他只是朝另一侧叫嚷，招呼他的伙伴们到这边来，好像是为采蕈子。雨过天晴，正是蕈子生长的时候。

又过了一会儿，这小孩被他那边的同伴叫过去了。看着那群小孩渐渐远去，我们抹了一把冷汗：好险啊！过了好一会，心跳才慢慢平定下来。

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好不容易挨到天快黑，大只佬和平表弟都想早点下山，找水塘或水田灌点水，实在渴极了。我建议等天黑一些再走，可是拗不过他们，只好跟着下山。前面有几丘水田，水上漂浮着一两圈反光的油渍。我看着都恶心，可是大只佬他们把油渍吹开，迫不及待地灌水入瓶。

突然，远处有人大声吆喝。我们抬头一看，糟了！一个人正朝我们飞奔过来。我们立刻起身逃跑。那人紧追不舍，很快地他后面又跟来几个人。平表弟招呼我赶快跑，可是我已身疲脚软，还没有跑上山便被追上了，几个人把我包围起来。（未完待续）

曾庆斯，《温故》第2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