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 星期四

徐桐父子:爱国的父亲坑国,背约的儿子坑爹


    据说明朝时,国人不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两个国家,一股脑儿叫做“佛郎机”,到清朝,方照搬日文中的汉字译法,写做“西班牙”和“葡萄牙”,日本人向来用汉字都很洒脱,实在倒不是中国人有何机心,用如此奇特的词组讥讽这两个蕞尔小邦。对此事前清的徐桐大学士别有一番惊人之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此外,他也还对“美利坚”的译名持有著名的高见,在他看来:我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何“美”的?我中国什么都顺利,美国还有何可“利”的?我中国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何可“坚”的?彼竟用此“美”称,实为大谬。现在听起来,即使是最具有爱国情怀的人也不免觉得是笑话,而在徐大人那个时代,却是一朵“奇葩”,一定会有一大群人为之颔首,深感佩服之至。

    徐大人爱大清的国真是“爱到骨子里”,他以祖宗成法为生命,视外来事物为寇雠,与当时的维新派不共戴天。这位老牌“爱国者”的宅邸,不幸位于东交民巷,该巷当时和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是外国使馆区,即“洋鬼子”麇集之地。近日我也曾缓步走过这条有名的街道,街貌早已丕变,旧时许多砼质建筑都杳然不见,更何谈徐大人的砖木故居了。不过,倘若故居犹在又如何,难道还能列入“文保”范围,再挂上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吗?诚然,当年徐大人凛然一派正气,他形容自己寓居此地,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惟恨这世上还有“洋鬼子”这一物种存在,他是低头闭眼,宁可能不看见就不看见的;为避见那些西洋建筑,他还经常不惜舍正阳门远绕地安门而行。门人弟子之中,有主张与“洋鬼子”打交道者,则断然拒之门外。

    义和团扶清灭洋风起云涌之时,他已是耄耋之年,却着实为之“雀跃”了一番。义和团又称“义和拳”,起于民间,号称法术通天,既能自身刀枪不入,又能令对方“枪炮不燃”,如此这般,自然无敌于天下。其以“灭洋”为目标,举凡铁路、电线、教堂等等,一切“洋鬼子”借以祸我中国的东西,皆在必除之列。所到之处,设坛祭神,迷信之氛大张。大凡这种“运动”到来之时,是绝不能质疑的,时人虽然头脑里没有多少科学,却也还会有几个稍明事理者,然而,“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清·罗敦曧《庚子国变记》)徐桐贵为大学士,脑子里却也一样是缺失科学,加以又爱国心切,何从判别真伪?有人恭请他去“视察”,他眼见得旗幡飘舞,剑牌林立,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琳琅满目,义民操练拳脚,一派倒海排山的声势,遂喜不自胜,欣然命笔,题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大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激赏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这位前朝皇帝和当朝储君的师傅,在当时享受少有的隆遇,老佛爷慈禧特许他由近侍搀扶上朝议事,在要不要接纳义和团以翦灭“洋鬼子”的争议中,他一言九鼎,力挺义和团。请不要认为徐大人上下其手,乘伪行诈,他是真心诚意希望获得一股神奇至伟的力量,能扶助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正是义和团,让他看到了希望之光,就在不远处熠熠放射。

    这就有了后来许多事,义和团进京焚教堂、杀使臣、攻使馆,到处火光冲天。对于徐大人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当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烧杀劫掠,徐宅亦未得幸免,一说连徐大人本人也被拖出来受审,情形类似后来红卫兵运动中被揪斗的走资派,极其狼狈。这也极可能是一场误会,原本就是乌合之众,徐大人的政治立场,一旦被知情的大师兄道出,都是同一阵营中的人,也就拱拱手作罢了。论年纪、资历、声望以及核心价值观念,徐大人都堪称义和团的“精神之父”,这一场不虞之“冲击”,实是很“坑爹”的。如果徐大人稍稍平复,于劫后的庭院踱着方步,前思后想一下,或会灵光一现,照见原来“义民”和“乱民”界限如此不清,知道火是不能随便玩的。

    而这火还是被延烧得越来越大,终至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一伙人仓皇出逃,国将不国了,这才又请李鸿章先生出来与“洋鬼子”求和,承受种种赔偿的屈辱,而必须严惩的启衅元凶之一,就是力挺义和团的徐大学士。徐大学士呢,这时已先行到阴曹地府报到———城破之日,他仿佛有先见之明似的,早早地自裁了。

    关于徐大学士究竟如何死的,有不同版本。一说是眼见城已破而国将亡,他那样忠贞不二的爱国者,岂可苟且偷生?不仅他不可,连他的担任公职的儿子也不可,他一无反顾地带着儿子徐承煜“上路”了;一说是徐承煜已经预见有杀身之祸,婉劝其父早做了断,自己也以身相陪,家中妇孺皆投身于水井,井中人满为患,于是在房梁上打了两个绳套,诳骗老父先行投缳。我比较倾向于前一说,徐大学士此类儒者,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一向方正矜严,最重名节,何况又年迈昏眊,舍生取义,不亦宜乎。此两说有一个共同点是,他的宝贝儿子很妥贴地替他将垫脚的凳子抽去,成就了他的“殉国”大节后,自己却未慷慨就义,而是拍拍衣裳上的灰尘,一溜了之。这大概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典型的“坑爹”了。

    徐承煜是个“官二代”,他本人已官至刑部左侍郎,虽然在反对变法维新上立场与其父一样愚顽,物质生活的享受上却颇能“趋新”,据说他就因为置办西式家具和抽雪茄烟,受过徐桐的斥骂,甚至还有说是罚了跪的,这一点已足以证明其人表里不一。此番与其父相约共同赴死,却背约自己全身而退,就更给自己在无论新旧两派哪头都留下了骂名,而最终也并未逃脱一死,有认出他来的同胞告知“洋鬼子”,迅即将他逮住,送上刑场,让他与其父会合于九泉之下也。

    读历史,读到徐大学士如何“坑国”,固然令人蹙眉,而读到他的“官二代”儿子如何“坑爹”,也不免令人失笑。此人听说要处死他,还大呼冤枉,其实,这人爹既可“坑”,国又何尝不可“坑”乎?我觉得,写徐桐先生的传记是不可不连同他的这位公子一起写的,这个“坑爹”的儿子,不过是他形影的另一面———此辈名为爱国实为“坑国”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有两手,于穷途末路之际,但凡有逃生机会,必定背信弃义,一跑了之。这么想来,儿子虽比他晚死几天,却似乎也凑足了徐大学士完整一生。

    金宏达,《中华读书报》2013年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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