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劫车案

山东南部的抱犊崮位于枣庄、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之间，为周围70多座山峰之冠，海拔600余米，有一柱擎天之势。因山势险峻，无法牵着大牛上山，只得抱着小牛犊在山上养大后再耕田，因此而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民国时期周遭盘踞着大量的土匪。土匪是干什么的？杀人、放火、绑票、勒索。正因如此，在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由上海开往天津的“蓝钢皮”第二次特快列车刚刚疾驶到临城站附近时，突然“轰”地发生一声巨响，机车连同前三节车厢立刻倾倒在了路基上，一伙盘踞在抱犊崮的土匪蜂拥而上，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大案“临县劫车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土匪狗急跳墙

这起大案的始作俑者，是一伙来自抱犊崮的土匪，这伙土匪的头子原来是两兄弟，名字倒是听女性化的，哥哥叫孙美珠，弟弟叫孙美瑶，而孙美瑶也正是临县劫车案的策划者，他们拉起的队伍号称四千多人，成员大多是被遣散的军人和战场上的溃兵。在1920年清明节的时候，孙美珠觉得自己手里也有一些兵马可以干一番事业了，就召集各路盟首议事，宣布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慢慢的发展壮大，成为抱犊崮附近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伙悍匪。[1]

北洋军阀不愿意看到土匪势力如此壮大，于是派出部队予以围剿。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的一次遭遇战中，被当时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的部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杀鸡儆猴，并对抱犊崮附近的土匪设下了重重包围。[2]

孙美珠死后，孙美瑶继续率领自治军矢志为兄报仇。但是面对政府军的重重围剿，自治军逐渐弹尽粮绝，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孙美瑶渐渐地感到事态不妙，开始和部下商议如何自救。部下意见有所不同，有的说要再干“绑票”的生意贴补己用，有的人认为还是放火烧村庄劫掠来得痛快。

在众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狗头军师”郭其才提出劫津浦线火车这一石破天惊的“绝招”。津浦线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火车运输干线之一，其设施配备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被劫的“蓝钢皮”列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火车，也是整个远东仅有的一列全钢火车，几个月前才由中国交通部从美国购来。因此乘客多是中国上流社会人士或是在中国工作、旅行的外国人。[3]

郭其才分析道，这种“肉票”油水多，若能得手，一定会轰动，官兵势必停止进剿，甚至还可以借此可向政府“狮子大开口”。孙美瑶等人觉得此计甚妙，劫火车的计划，就这样仓促决定下来。

抢劫进行时

计划制定好后，就开始行动。首先孙美瑶先派人拆除了津浦线临县站附近的一段铁轨，然后率领手下兵马在附近埋伏好，等待火车侧翻的时候，上去抢劫。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一列火车不幸因此“壮烈牺牲”，在埋伏地点翻车，车厢里的电灯也灭了，列火车上的乘客也够点背的。从睡梦中惊醒的旅客们摔得鼻青脸肿。人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大哭小叫，不知出了什么祸事。这时，一连串“劈啪”的枪声刺痛了人们的耳膜，无数手电筒闪着强光，向列车扫射而来。[4]

千余土匪一面开枪，一面登车抢掠。人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祸事，哭声、叫声响彻夜空。土匪们一边紧张地抢掠财物，一边用枪威逼着旅客快下车……一批外国旅客听不懂中国话，也不明白遭遇了什么。一个名叫罗斯曼的英国旅客愤怒反抗，用茶壶向土匪掷去，当场遭土匪枪击身亡。

孙美瑶等土匪将几节车厢“刮地三尺”后，将100多名中外乘客劫持到土匪的老窝——抱犊崮山区。其中外国乘客39人（一说26人），其中有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美国《大陆报》主编利布斯、美国《远东金融商业报》的工作人员亨利、美国陆军少校廷格尔及其8岁的孩子、美国陆军少校亚兰及其12岁的孩子、美国驻上海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弗里曼，还有洛克菲勒(即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的妻妹露希·奥尔德里奇、英国驻天津春和洋行的工作人员罗伯特、意大利律师穆安素、法国医生金士柏等。[5]

中国旅客中有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锡友、《申报》馆的工作人员康通一、袁世凯的女婿杨琪山、上海宝隆医院医师尹莘农、天津第二纺纱厂的工作人员曹兴洲、中兴煤矿公司经理胡圣全的侄子等。

绑架之后自然是勒索财物了，孙美瑶要求这些“肉票”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每人1万元，头等车每人3万元，洋人每人5万元；遗失车票者，一律按头等车论。

捅了“马蜂窝”

搜刮到这么多财物，又劫来这么多的洋人，生计问题解决了，报复官军的目的也达到了，孙美瑶此时也没想到自己捅了多大的“马蜂窝”。临城劫车事件发生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北京。一伙草寇居然敢绑架“洋人”，这还了得！[6]

临城劫车案引起相关国家及其驻华公使组成的外交团(又称公使团)的高度重视。在整个案件期间及外人被释放之后，外交团与北京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1923年5月7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分别电告其本国，并由外交团（即公使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趋访国务院，谒见总理张绍曾，当面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限期救出被困的外国人员，并严惩肇事地方失责的文武官员。

北洋政府当局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进剿，营救被掳旅客。田中玉一接到命令，便派出了何锋钰团围攻抱犊崮。

但是孙美瑶手有人质在手，田中玉手握重兵足以将其消灭，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纠纷。5月13日官匪首次正式谈判，由于政府急切解救洋人的心思被孙美瑶等人所把握和利用，所以狮子大开口，让政府无法接受。

5月14日夜，土匪内部在讨论释票问题时，许多匪首认为所要条件太低，因此中途变卦。结果非但未依约交出首批人质，反而向官方提出新案，不仅要求官军完全撤出，且扩大了土匪受编的人数及控制范围，致使谈判破裂，形成僵局。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军阀与土匪的讨价还价

在谈判破裂后，田中玉等政府代表也发现自己过于着急，其实那些土匪也是有求于自己的，这个尺度还是可以把握的，但是声势不能落下风。为了起到威慑土匪的作用，北洋政府遂通电直、鲁、豫、苏四省，各抽调军队开赴枣庄，以增强剿匪的军力；同时命令航空署组织飞机前往抱犊崮匪巢，为政府军助威。对抱犊崮实施了严密封锁，山区内外完全隔绝。

土匪们开始有了彷徨无依之感，及至政府抽调四省军队要加紧进剿的消息传开后，连孙美瑶本人也有了畏惧感，开始降低自己的条件。结果北洋政府继续加大心理攻势，还出动了飞机散下大量传单，这下孙美瑶知道自己所能凭借的“天险”在空中力量面前已经无法维系了。而这个时候上海租界的洋人觉得这种事情也许由黑道人物去说服更有威慑力，于是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金荣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7]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6月12日，“临城劫车案”谈判的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最后8名外国人质和所有中国乘客全部得到释放。同时，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美瑶部自卫军3000人，并付款8.5万元，“山东建国自治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归山东政府军第五师节制，孙美瑶任旅长，下辖两个团、6个营，旅部设在枣庄。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历时37天后，终告结束。

案件尾声

如此一件大案自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外国公使虽然有关主权方面的要求并没有得逞，但是依然坚持要追究案件发生地官员的责任并赔付相关人员的损失。

因为“惩罚”问题直接牵连直系大将、山东省长田中玉，故直系亦借国内舆论的反对而自重，表示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吴佩孚提出。惩处事故负责官吏是中国政府的权限，与外国并无关系。

但是曹锟当时正着急地要当选总统，于是对田中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它能够“顾全大局”，并承诺下以后封他为“上将军”，田中玉虽然心里不舒服，但老大发话了他也就没话说了，也因此丢了官。

在赔偿方面，中国政府虽然同意按外交团的通碟偿付，但赔偿的具体金额当时并未算出。到1924年4月3日，临城劫车案发生快一年时，外交团才将临案的具体赔偿金照会送交中国外交部，各国共计36万多元[8]。因美国被绑架的旅客在各国中最多，因此赔偿数额也最大，36万元中有近一半都是赔付美国的。而这些钱直到1925年2月才交到外交团公使领袖荷兰公使手中。[9]

孙美瑶最后，也死于当地军队内斗，临城劫车案的主角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确实也是咎由自取，不过此案所造成的影响经久不衰，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点事件之一。

[1] 陈无我著：《临城劫车案纪事》岳麓书社1987年版92页

[2] 张知寒、王学典：《临城劫车案述论》载于《齐鲁学刊》1983年05期

[3] 鲍威尔著：《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95页

[4] 于继增：《震惊中外的民国劫车案》载于《中国铁路文艺》2009年09期

[5] 李维民：《“民国第一恐怖案”不能美化——再议临城劫车案》载于《军事历史》2008年02期

[6] 葛志勇：《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劫车案》载于《文史月刊》2006年02期

[7] 张鸣：《孙美瑶非死不可》载于《中外文摘》2008年10期

[8] 详细数据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9] 汪朝光：《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刘典，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