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老外”红卫兵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红旗这派认为其中两个领导是坏人，保其他三个；而造反团相反，保那两个，要打倒这三个。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北外武斗不像清华北大那么激烈，不过也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

柯马凯/口述，米鹤都/整理，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