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反思七：幻灭、觉醒与反叛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反，文革并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锻造成“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相反，相当多的文革积极分子对于原先的革命理想感到幻灭，他们苦苦思索，逐渐从文革的迷梦中觉醒，程度不等地得出否定文革的结论。

　　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人们从狂热到清醒，从盲信到理智，许多人为自己执著的探索付出代价。在疏离和反叛文革的道路上走得较远的是学生，他们以前最为虔诚，文革是他们形成世界观的时期，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抱严肃认真的态度。

　　这些人对文革的背离与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文革的否定不是一回事。他们对文革的批判性思考远早于文革结束，他们改变的不仅是对文革的态度，而且扩展到1949年之后的路线、政策与实践，其中走得最远的力图重新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相当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探索最彻底的人则突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最初的怀疑与幻灭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思想转变的第一步是对于政治的厌倦和厌恶。文革其实是权力斗争，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政治斗争其实无是非和原则可言，相反，政治很肮脏、阴暗和残忍。

　　江西的李九莲在一封信中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有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仍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

　　有一件事使忘我投入文革的学生耿耿于怀，毛泽东在1968年夏季发话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许多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毛要学生退下政治舞台的信号，但毛不想把他们请下去，而是以犯了错误为口实把他们赶下去。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油然而生，许多人开始明白，自己当了炮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古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以为那是封建帝王的手法，没有想到伟大领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

　　毛泽东把人数众多、忿忿不平的中学生发配到边远贫瘠的山乡，这使得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文化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破灭了。按毛泽东的本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在无数的场合，农民告诉学生的是他们的生活比不上从前，即“解放”前的日子，告诉学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日子，大办公共食堂的日子，有多少乡亲饿死。大量的知识青年回忆录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当生产队开所谓“忆苦思甜”大会（忆旧社会的苦，歌颂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时，不论干部和书记预先怎么提醒，农民还是大讲特讲公社化时期苦不堪言的生活。

　　最后，是林彪事件彻底压垮了人们对于文革的信念。人们不得不思考，既然文革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那么文革的意义何在？既然号称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其实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的绝对正确从何说起？他发动文革是正确的吗？

　　为了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当局公布了他们的“‘571工程’纪要”，这份文件十分恶毒地攻击了现行制度，攻击了中共的政策，攻击了毛泽东本人，但不少人发现，它说的话既真实、又深刻。比如它这样说毛及其追随者：“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羔羊。”这份文件对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惨境遇有很到位的描述:“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是变相受剥削。”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共鸣，它们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说出来，说服力特别强。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是勤于思考者认真探索的产物，而一经问世，又成了刺激和促进其他人进一步探索的因素。这些文章不胫而走，影响很大，广州以“李一哲”为笔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突出的一例。

　　此文表面提出“批判林彪体系”，但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制度和现实。与官方的宣传相反，它认为中国面临的危险不是“资本主义复群”，而是封建法西斯专制，这种法西斯专制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统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权即镇压之权”，与臣民的关系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统治阶级成员无法无天、不要法制，可以横行杀人、抢男霸女，等等。作者认为，文革的任务不在于“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于锻炼群众的民主精神，要实现写了上了宪法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但是，人民群众并未通过文革而享受到这些自由，在文革后期，“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牢狱。”在中国，完全没有法制。文章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以“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为标准对群众施行镇压；应当保护人民群众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允许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存在；应当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应当有具体的规定，使人民群众行使对国家干部的监督权，当某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失去群众信任时，可以根据明确的程序撤换他们。大字报还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在“公产主义”口号下剥夺工农劳动群众的合理的经济利益，主张适当地恢复奖金制，以使勤奋劳动者，有发明创造者得到更多的物质报酬。

　　正是因为文革中最活跃、最有头脑、最勤于思考的那些人思想的转变，当中共高层在毛泽东逝世后发动反文革派的政变时，才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当中共改弦更张，实行与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政策时，才得到社会舆论压倒性的支持。确实，因为有对于文革的反思和反叛，原来文革的主力军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坚。

　　附带地，可以把这里所说的情况与西方社会1968年那一代造反者做一个对比。

　　西方学生的造反出于自发而没有政治领袖操纵、指挥，造反运动失败和结束之后，他们身处的民主社会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他们不像中国的造反者那样受到惩罚、经历磨难，甚至被逼到绝境，所以他们没有认真反思，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批判，对造反行动的作用和实质重新认识。他们后来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文化、学术、政治等方面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在大学当教授的人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反资本主义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中国的一些洋博士囫囵吞枣地噎下种种时髦理论后，拿回中国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崔之元，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未完待续）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