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里的告别

一九六八年的年底，我已办好插队的手续，户口签到了农村，只等着出发的那一天。那个时期，整个郑州都是乱哄哄的，学生插队，干部下放，满大街都是背着绿挎包行色匆匆的人们。我的姐姐和哥哥都于前一年分别去了黑龙江兵团和河南农村插队，父母在河南省直机关斗批改一团参加“斗、批、改”，家中还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妹妹，一家人难得见一次面。

一九六九年的元旦刚过，得知父母他们马上就要去干校，我赶在他们走之前去见上一面。父母所在的斗批改一团在省委党校，我到了那里天已黑了。一进大门，满院子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那里面有许多我熟悉的名字，父亲的名字被颠倒着写在大标语上，用红笔画着大大的“X”，此时文革已过三年，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好不容易找到父亲住的牛棚，那真是一间名副其实的牛棚：屋内没有床，地上铺满了稻草，一群“牛鬼蛇神”横七竖八的躺在稻草上。昏暗的灯光下，他们黑黢黢的脸和满头的白发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几乎看不出他们都是谁，但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国内知名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在这些众多的白发中，我没看到早已满头白发的父亲。那些“牛鬼蛇神”热情的招呼我进来，并指了指门后，我看到门后有一张破旧的小床，父亲躺在上面，他的腰病犯了，大伙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他，这深深的“牛鬼”情既让人感动又令人心酸，他们中的好几个人都比父亲岁数大，却都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稻草中。看着眼前的情景，我很伤感，怕父亲伤心，我故作轻松的向他告别，并说我插队的地方固始县是个好地方，种水稻，不用吃杂粮。一位年纪最大的老画家对我说，那个地方很有文化底蕴，如何如何好，说句老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文化底蕴在哪里，只知那个地方的固始鸡又肥又大名满天下。说了几句，父亲催我快走：

“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我实在是顾不上管你们了，照顾好自己吧！”

牛棚里的人不能长时间的和家人会面，我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匆匆离去。

出了牛棚，院子里的冷风让我直哆嗦，我的心已经凉到了底，沉重的连腿都迈不开。想起父亲刚才的话，我很害怕：不知父亲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噩运在等着我们,那一刻，我感到生活中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了。

走了几步，远处有个步履蹒跚的人影晃动，走进一看，原来是父亲机关里的一位阿姨，我跟她很熟，那是位令人亲近的长者。她被打成了叛徒，无论如何我也难以把她和甫志高联系起来。听大人们说，她一直未婚，兄弟姐妹十人中，有三个是将军，其他大都官居显位，她本人也是抗大出来的老革命。我慌忙过去和她打招呼，她依然和蔼可亲，明显的老了许多，我清楚的感受到她内心的沉重。她背了一个像农民工那样用被单包起的巨大的包袱，小小的个子被压弯了腰，说了两句话她急匆匆离去。望着她满头白发被冬日的冷风刮得乱糟糟的背影，想起牛棚中的那一幕，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的流了下来，我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掩面而泣，我多想放声大哭一场，把心中的苦闷都宣泄出来。

两天后，我踏上远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活。

一年后，两个妹妹去了内蒙兵团。

这期间，我们家的七口人全部下放：父母在黄泛区的干校，姐姐在黑龙江兵团，两个妹妹在内蒙兵团，我和哥哥插队，这样的状况，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不过，那时去干校、关牛棚，被上山下乡，又绝不是一家一户的遭遇。

倪小英，民间历史 201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