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下）

　　党怎样领导文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堪称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200人，其规模超过了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集中了全国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舞蹈、曲艺、杂技、摄影等各界几乎所有在世的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也有近几年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和来自工厂、农村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总结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等中国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并待之以很高规格。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会议开幕式，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代表应邀参加，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闭幕时，出国访问回国的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文艺从来就是中共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平复文艺界的创伤，修复党同文艺界的关系，化解文艺界内部各种历史恩怨，重新动员和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邓小平的祝词被看做是新时期中共领导文艺的基本纲领。祝词充分肯定文艺事业的成就，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同时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工作者要始终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邓小平说：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6)

　　邓小平的祝词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引起了文艺家们的很大共鸣。据记者描述，当邓小平讲到“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时，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党如何领导文艺，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议论说，文艺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政治上的权威不一定就是艺术上的权威，党的领导者与文艺工作者必须平等地交换意见，不能独断专行。有的代表说，不要把文艺批评当做政治判决。(27)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他在文艺问题上显示出足够温和和开明姿态的一次讲话。然而，细心品味，祝词继续沿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没有明确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表明态度。从讲话看出，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描写“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特别提醒文艺家们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了尽力营造一个团结、祥和的气氛和文艺繁荣的景象，胡耀邦费了不少心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审阅并组织修改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稿，指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参加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前夕(10月29日)，胡耀邦在党员代表预备会上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他要求党员代表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特别强调文艺界的历史旧账和当前有争论作品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对地方党委、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不在大会讨论；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申诉。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28)茅盾的开幕词和周扬的报告都说了一些鼓劲的话。茅盾说：过去文艺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是，“皮鞭和枷锁、凌辱和迫害，没有摧垮我们”。“事实证明，我们的队伍是一支勇敢坚强的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队伍。”，(29)周扬说：这次大会“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的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30)。

　　然而，文艺家们虽然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仍然不能抹去劫后余生的伤痛。会议第二天，在周扬作主题报告之前，全体起立默哀，对郭沫若和已经逝世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哀悼和怀念。阳翰笙宣读了被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名单。(31)在随后的大会发言中，仍然可以听到文艺家们的倾诉。柯岩说：“我原想到文代会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啊！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她说：当她听到邓小平对文艺界的重新评价时，“我没有像当年那么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她感慨地说：“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对党对人民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啊！”(32)与柯岩的委婉哀怨相比，刘心武的发言更多的是愤懑和追问。他动情地列举了100多名作家的名字，其中许多人已被迫害致死或含冤逝去。他说：

　　当年的左联烈士，他们被杀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作左派杀的，他们的牺牲很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并不痛苦。而我们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都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对我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进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33)

　　有些作家的发言更加大胆。他们赞扬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为写历史真实辩护，肯定《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这两篇短篇小说反映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有的作家还指出，作家应该面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文学是一面镜子，“打碎镜子，并不能使丑人变成美人，也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再存在。历史证明，还是不要遮住文学这面镜子，还是不要打碎它好。”“禁止文学干预生活，剥夺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权利，不许作家作人民的代言人，不仅是损害了文学，也损害了人民，损害了党。”(34)

　　事实上，周扬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说：近年来出现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他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35)

　　第四次文代会似乎达到了大团结的目的。大会选出由457人组成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等11人为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分别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36)。“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官员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同时吸收了反右派斗争等“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被打击的文坛名人。由于整人者与被整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受难，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这次大会，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周扬不止一次地忏悔道歉。大会期间，周扬又去作协组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周扬的忏悔姿态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37)人还是那些人，心境已大不相同。许多文化官员更愿做大家的朋友，而不是“警察”和“哨兵”(38)。11月16日晚，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最后充满信心地预言：“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到来了！”(39)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充分肯定三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然而，文艺界内部的个人恩怨和派别之争不可能一朝冰释，积怨不仅源于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在文艺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等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艺形势上，在对一些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看法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深刻的分歧。由于意见分歧，文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终究没能用明确的语言给予否定。这个口号的最终否定在几个月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时，代表中央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如何处理有争议的作品

　　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文艺界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在复活。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在1979年出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作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和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广泛共鸣。这类作品还有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于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等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写出这个社会讽刺剧。1979年8月，剧本在《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上发表，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并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剧作者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讽。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发表。剧作者十分大胆、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40)尽管剧作者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

　　伴随批判性作品出现的是争论再起。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在批判历史的话，那么，批判现实的作品则直接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人妖之间》发表后，受到读者高度的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但也有一些人切齿痛恨。张光年日记(9月6日)记载：“前天《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了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车上四位旅伴看了，都认为好”，但他预料“在军队干部中可能引起震动”(41)。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对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小说《飞天》等几件作品议论纷纷(42)。宣传部门为“一些低沉的、不健康的甚至有错误的作品”的出现“忧虑不安”，“有关部门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宣部文艺局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的方针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他在批示中“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批评文艺局“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他强调，对文艺界一些倾向性问题要疏导，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光是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43)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之前，胡耀邦与周扬、朱穆之等商议，专门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对几个作品的争议。这个剧本创作座谈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历时22天。会议是受中宣部委托，以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0人，包括在京的文艺单位和上海及部分省市代表，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列席者100余人。会议由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贺敬之等组成领导小组。会议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当时有关文艺理论问题。据王慧敏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一些人相当紧张，心存抵触，有的准备挨整；有的打算见机行事，情况不妙就提前退席；一些人甚至因不同看法在会上发生了口角。社会上同时流传一些说法，如“中共某领导指名批评了五大毒草”，“某作家已经被捕”等等。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紧张气氛逐渐消除，因为主持者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打算退席的不退席了，发生口角的人握手言和。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等领导小组成员都在大会发了言。对于《假如我是真的》的看法分歧也在缩小。多数人肯定作者敢于大胆触及时事，动机无可厚非，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但作品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骗子充满同情，把干部的不正之风写成迫使骗子犯罪的主要原因；二是把被骗干部写成骗子的教唆犯。同时讨论了歌颂与暴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问题，以及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对文艺作品的责难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和编辑听不得一点批评，把不同意见都看成“打棍子”，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统统叫做“横加干涉”、“竖加干涉”。(44)

　　1980年2月12日、13日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长篇讲话。他首先强调：“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他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向文艺界提出：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包括如何看待党、人民、军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文艺作品就是要表现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内在规律、发展趋势和我们社会主导的前进的力量。“对于落后的、阴暗面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东西，也应该反映。”但最终“要使我们的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在谈到如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写真实的问题时，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严重沾染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能代表我们政权的主流。”关于文艺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的问题，他说：干预生活的口号不是不能用，而要看怎么理解。干预生活必须能鼓舞、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能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失去信心。如果把干预生活看成用文艺创作同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就更不对了。他联系到对《假如我是真的》的不同评价时说：这个戏剧现在还不成熟，有较大缺点。他肯定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建议作者在大家讨论之后，认真修改，“如果不好改，我赞成暂时停演”。他反复说：“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一种舆论，造成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耀邦说：“前天周扬同志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现在讲的政治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能不能攀上三个高峰，会不会有人掉队开小差，“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教训，决不能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45)

　　胡耀邦的用意是良苦的。他要规劝文艺界自己来纠正“不良”倾向，又不愿再使文艺界受到伤害，更不愿损害刚刚出现的文艺繁荣。他想告别过去，主张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创造出一种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的新经验。胡耀邦获得文艺界的广泛赞誉，事实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浴火重生之后，文艺界对以往那种文艺批判早已深恶痛绝，呼唤宽松环境和创作自由。

　　注释：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27)赖林嵩、赵尊党：《他们在描绘文艺复兴的蓝图》，《北京日报》1979年11月13日。

　　(28)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9页。

　　(29)茅盾：《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30)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1)《回顾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历程　阐明新时期文学艺术光荣任务》，《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日。

　　(32)柯岩：《我们这支队伍》，《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

　　(33)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

　　(34)《倾听人民的声音》，《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

　　(3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6)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中国音乐协会主席吕骥，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

　　(37)潘荻：《一条真正的汉子》，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511页。

　　(38)1980年夏天，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个文学界会议上，一位英国留学生问：“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答：“那不会了”。紧接着，他补充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不那样做。”李子云：《探病中周扬》，《忆周扬》，第539页。

　　(39)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800—801页。

　　(40)该剧本讲述公安人员尚琪认真调查高干子弟王海南被人故意伤害案，发现真正对王海南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街头几个小流氓，而是他位高权重的父亲。但是迫于权力的压力，调查被迫终止，调查者尚琪也遭被捕。作品揭露“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私自越境的儿子不被法律追究而且一个电话被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把年轻女护士李丽芳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和殴打，李丽芳怀着被屈辱的心灵和肉体退伍，新婚后离婚，沦为女流氓。

　　(4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2)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页。

　　(43)李英敏：《文艺界的知心朋友》，《怀念耀邦》第1集，第260页。

　　(44)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第248—250页。

　　(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3—479页。

　　作者简介：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萧冬连，《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