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真相

 　　“以德报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评论蒋介石个人功过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但是以“以德报怨”为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属罕见。 为评价“以德报怨”政策是否得当，本文拟先探讨“以德报怨”政策的实质内涵，尤其是再审思放弃战争赔偿是否可视为“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其次，根据蒋介石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展望为焦点，追溯“以德报怨”政策制定过程中之时代背景。最后，以战后的“受降问题”为研究主轴，探讨蒋在受降问题上，所面临到的“国共之间的斗争”、“苏联军队的进驻东北”、“美国强势推动国共和谈”等，一连串国内外因素所带来的挑战，以及蒋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循此为研究线索，评析蒋“联日反共”政策的成效，以及“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

　　“以德报怨”原本只是日本新闻媒体对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所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之解读。实际的内涵还包括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制的维护，反对分割日本，迅速遣返日俘等具体措施。至于放弃战争赔偿，并非是蒋介石的初愿。盖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就主张日本应以工业设备、军事物质来赔偿中国。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委员会的运作下，也开始执行了部分日本工厂的拆迁，以作为战争赔偿。尔后由于中国大陆的赤化，主客观情势的逆转，才是国民政府在1952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时，主动放弃战争索赔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赤化，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也破坏了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偿的基本立场。前者是指美国对日政策从早期要求日本以实物赔偿，到后期则改为不准列强向日本要求赔偿，只容许亚洲国家向日本要求提供象征性的劳役服务。此一政策的转移，已严格限制中国向日本的求偿空间。后者是指国民政府治权不及大陆，连要求日本提供象征性的劳役服务的基本立场，皆已丧失。

　　战后的蒋介石之所以对日本宽大为怀，是因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国民为敌，反而认为中日两国本为兄弟之邦，只要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一灭，中日两国绝对可以化敌为友。再者，战后的中国可居亚洲领导地位，日本必会主动来归，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辅我则后，掠我则雠”，所以中国在战后不仅不采取报复主义，还应处处以协助日本重生为念。

　　认为战后的中日两国，不仅可以化敌为友，而且日本还会以中国马首是瞻，特别是两国在战前，就是以反共为国策，战后更应可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无间。这也是战争末期，美国仍未认清国际共党势力的威胁，主张对日施以严惩，蒋介石却力主对日持宽大政策，并戮力于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的原由所在。

　　除了维护天皇制以及日本领土完整是着眼于抗衡苏联的远期目标以外，蒋介石还有立即需要和日本合作的近期计划。战后的接收就是一明显实例。战后的接收，对国民政府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保卫战。成败，关乎国民政府政权的安危。这是因为接收问题的顺利与否，不仅关乎国共两党势力之消长，也涉及到今后与友邦之间的外交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以牺牲外蒙古与旅顺为条件，而换取到苏联的不支持中共，不染指东北及新疆等三大保证，可是苏联是否会遵守条约，还端视国民政府是否仍能主导中国政局而定。此外，美国虽然是大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盟邦，但却热中推动国共和谈，对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持否定态度。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之下，接收问题自然就成为国民政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背水一战。

　　抗战胜利前夕，国军主力远在西南西北，日军却集中在华北、华东，国军要接收，调动需时。相较之下，共军因在沦陷区发展，与日军防区本是比邻，在接收上，显然有地利之便。换言之，蒋介石的挑战，就是如何动员日军在国军接防之前，代国军扞卫防区。保留日军原有的作战系统，将日军纳入国军补给体制，让日军享有与国军官兵同等待遇，是蒋介石在战后动员日军参与接收保卫战时所采取的政策。在关内原订27个重要战略都市的接收计划中，除了6个都市为苏军进占以外，其余21个都市，国民政府皆得以按原订计划进行。接收计划的顺利，日军的积极配合是一大助力。尤其是华北一地，日军为了确保铁路正常运输以及战略军事物质不落共军之手，半年之内日军的死伤及失踪人数就高达9千余人，凸显出日军对蒋的接收计划之充分配合。蒋的联日反共政策，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国民政府也因得力于关内接收计划的顺利，才得以继续维持国内政局的主导地位。

　　评论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时，“中国大陆的沦陷”以及“中共的长期执政”所造成的时空背景之骤变，自然也应列入考量。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原本期许，不能说是全然落空，天皇制的维持，日本领土的完整，皆为战后的日本复兴奠下良好基础。复兴后的日本，的确也一度成为太平洋地区对抗国际共党势力的中心基地。只是中国大陆的沦陷，首先让蒋介石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领导体制破产，其次是中共的长期执政，终让日本政府于1972年决定弃国民政府而去，而改与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厘清放弃战争赔偿，并非蒋介石初愿以后，战后蒋介石的维护天皇制，反对列强瓜分日本，迅速遣送战俘等三大对日政策，以结果来看，并未曾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反而对日本是造益无穷。况且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本是“防苏反共”政策下的一环。原本是从共谋两国利益出发，至于结果之所以演变成日本独享其利，中国大陆的赤化，是关键因素。是以，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不在战后对日政策之不当，而在于国共内战的失利。

　　黄自进，中央研究院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