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上）

　　内容提要：大转折年代，文艺解禁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力，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题的文学潮流。然而与其他领域一样，文艺界也是风波不断，围绕文艺主题是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引发出激烈争论。胡耀邦深知文艺界遭受的创痛，力避简单粗暴的文艺批判，倡导以一种新的平等讨论的方式解决文艺界倾向性问题，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复兴和繁荣文艺。胡耀邦的柔性领导获得广泛赞誉，也受到部分人质疑。


　　“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时期以来，文艺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艺被赋予了与它不相称的政治使命，被当做整合思想、教化社会乃至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无产阶级专政链条中的一环，文艺工作者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文艺界又是一个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高层领导总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文艺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乃至更早时期，文艺界遭受了巨大创痛。“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文艺界可谓百花凋零。文艺界带着比其他各界更深的伤痛，以其独特的敏感和笔触，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艺的解禁和复苏

　　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与文艺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特别是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担任中宣部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和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的解禁；二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为此，胡耀邦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多方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接着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对于什么是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被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应热烈。2月26日，中宣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正式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重大错案彻底平反，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为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老作家、老艺术家的政策落实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①这次会议3月底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化局、文联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起草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而被审查、被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为受害者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对知名作家、艺术家要理解、要妥善安排。②

　　文艺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1978年就已开始。这次座谈会以后则大大加快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学界平反的就有艾青、周立波、周扬、刘白羽、夏衍、欧阳山、王若望、陈荒煤、周而复、廖沫沙、刘宾雁、丁玲、陈明、陈企霞、罗烽、秦兆阳、戈扬、唐因、唐达成、萧乾、韦君宜、王蒙、吴强、阳翰笙、杨沫等。在宣布平反昭雪的人当中，许多人未等到这一天。赵树理、冯雪峰、老舍、柳青、罗广斌、邵荃麟、邓拓、田汉、吴晗等一批文化名人，或死于狱中，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过，他们的作品重新获得公正评价。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为“三家村”冤案平反的决定，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等作品先后重版。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化大革命”前被批判并禁演的大批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或上演。如影片《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怒潮》、历史剧《海瑞罢官》《孔雀胆》、话剧《茶馆》、昆曲《李慧娘》、小说《刘志丹》、藏族史诗《格萨尔》等。上海是文人荟萃之地。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告大会，公开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被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当天宣布平反的作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杜子美还家》，于伶的《七月流火》，丰子恺的《阿咪》，魏金枝的《中国古代寓言》，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王西彦的《湖上吟》，师陀的《西门豹》，罗竹风的《杂家》，王若望的《一口大锅的故事》，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编》，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李双双》《林则徐》《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大李老李和小李》《洞箫横吹》《凤凰之歌》《布谷鸟又叫了》《孙安动本》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白蛇传》《星星之火》《枯木逢春》《小刀会》《清宫外史》《海瑞上疏》《三女抢板》等传统与现代剧目；程十发、刘旦宅、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等③。被禁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④。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文学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为文化人的平反，是对造成文化人不幸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否定，也是对文化过分政治化的否定。“图解政策”的那种服务受到文化人的普遍抵制，文化应有的自主性重新得到肯定。

　　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呼声强烈，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取得华国锋的同意，胡耀邦指示公开发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1979年《文艺报》第2期、《电影艺术》第1期和2月4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2月5日，在京文艺工作者为此举行座谈会。冯牧、袁文殊、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等先后作口头或书面发言。赵朴初用“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两句诗表达了文艺家们激动而伤感的心情。大家表示，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⑤《文艺报》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阳翰笙、陈涌、蒋孔阳、巴金等文化名人纷纷发言，提出文艺界领导者要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要求“文责自负，依法办事”⑥。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文艺需要民主”！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冯牧、孔罗荪主持，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到会讲话。会议着重批评把文艺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批驳了对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种种责难。⑦这些活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⑧。他亲自到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2月8日至24日)讲话，要求“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5月和6月，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强调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代写1000部，近代写1000部，古代写1000部都可以。⑨

　　文化禁锢被打开，创作源泉得到释放。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而文学创作一如既往担纲主角⑩。一批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创刊和复刊，其中包括《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榕树》《长城》《新苑》《边塞》等。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重返文坛的老人，包括巴金、冰心、萧乾、王西彦、孙犁、柯灵、欧阳山、李季、陈白尘、吴祖光、杨沫等一批老作家，以及作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另一部分是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新人，如刘心武、卢新华、张洁、张承志、梁晓声、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叶辛、冯骥才、周克芹、陈世旭、蒋子龙、贾平凹、陆文夫、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和舒婷、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派”诗人。

　　作家们同时把目光投向刚刚过去的历史，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著名老作家巴金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熔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从自身经历出发反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书中渗透着巴金以真诚的忏悔，暴露知识分子失去自主性后，成为“精神奴隶”的悲剧命运。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一批新作家。最早出现的是暴露“文化大革命”灾难及其对人性摧残的作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罪于极左路线。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作家们开始追根溯源，追问极左路线的根源何在？于是，作家们的思考开始投向“文化大革命”所以由来的前17年，投向极左路线赖以产生的制度体制。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不只是揭示伤痕，而且呼唤改革，歌颂开拓新生活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改革文学”。

　　压抑多年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和张扬，是反思文学的重要内容。很多作家的写作转向对“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的歌颂，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展现女主人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小说一经发表便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响。长期以来，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写爱情就像偷吃禁果。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这一敏感主题。随后，呼唤自由爱情的作品不断涌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批判极左思潮对正常人性的扭曲，袒露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人性”的复归在电影等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体现。电影《小花》及同期上映的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从“军事学”转向“人学”，着重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亲情、友情、爱情。文学开始恢复其“人学”的本质。

　　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

　　暴露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一些人中引起严重不安。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11)。《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伤痕》发表以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12)。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重要的文化界领导人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给报社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啊！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人的悲惨遭遇的。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报刊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说，文艺远在阶级社会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阶级消灭之后仍将继续存在。“工具”论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把文艺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传话筒。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3)6月2日，《文汇报》报道了由一出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14)引起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赞扬者暂占上风，但批评者的理由却耐人寻味。他们说，孙处长之类攀龙附凤之徒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今天就不典型了，建议将此剧的背景改在“四人帮”时期，将孙处长改为“四人帮”的余党或紧跟者。有的说，该剧“没有区别出是延安还是西安，缺乏典型意义”。

　　这种争论终于由于《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的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把当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成尖锐的政治批判。文章强调说：“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文章带有谩骂的口吻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文章作者把现实描绘成“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批评“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文艺工作者“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文章最后说，“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15)

　　《“歌德”与“缺德”》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保守思潮的一次强烈的表达。然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得来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16)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歌》文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文章指出：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在题材上，《“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17)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6期《“歌德”与“缺德”》一文展开讨论。在这一版上，转载了《光明日报》7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摘要；报道了《河北日报》7月22日发表的崔承运的文章对《“歌德”与“缺德”》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转载了《“歌德”与“缺德”》全文。并发表了周岳写的题为《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的文艺短评。短评指出，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是“歌德”，而是“缺德”。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篇文章同近来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短评最后说，“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18)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当日发表李准的文章就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

　　随后，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在上海，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老作家巴金身体不适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可见他对这篇文章反映的倾向的重视。同一天，《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都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几年所罕见的”。(19)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这是上海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20)。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规模宏大，代表广泛。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21)

　　在北京，8月17日，《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约80人应邀出席。苏叔阳、白桦、张锲、苏予、马德波、孟伟哉、鄂华、陈骏涛、张洁、刘心武、王蒙、李陀、张弦、邵燕祥、张作光、杨志杰等在会上发言。座谈会以“深入批判《纪要》(22)，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与会者高度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也归罪为文艺界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与会者指出，《纪要》的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23)《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歌》文所代表的倾向。

　　9月初，吉林的《长春》、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和浙江的《东海》等京外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在长春市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对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形势的估量并不一致。前些时候，有一股“倒春寒”袭来。有人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歌德”与“缺德”》一文等就反映了这种思潮。他们强调，要提倡作家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24)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

　　一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国文艺界的风波，是因为文章触动了文艺界尚未愈合的伤口，触犯了众怒。《歌》文把现实粉饰成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与“问题成山”的现实相去甚远，与人们满目创伤的感受更是北辙南辕；文章采用“文化大革命”式语言，更使受尽“全面专政”苦头的文化界人士不寒而栗。《歌》文把文艺界斥之为“缺德”，是“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在“诅咒红日”，是“腐尸中”的“虫蛆”，甚至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这使文艺界似乎得到一个信号：又要有人拿棍子打人了。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关涉到三十几年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何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文艺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吗？共产党如何领导文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纠缠不清，曾经使文艺界饱受创痛。

　　《“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他看到一封反映这篇文章问题的信，立即批示应予重视。9月4日至6日，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田间、梁斌及文章作者李剑等，以及全国文联、作协负责人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等20余人参加。胡耀邦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到会讲话，他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三年来文坛上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的争论纳入到一种非常健康的轨道上来。他指出，《歌》文的缺点与毛病，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违背。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反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爱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歌》文的错误就是同中央当前这个方针不合拍。胡耀邦接着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多地追究，我们要允许青年犯错误，我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诚诚恳恳地帮助他，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传统。他说：批评是对的，但王若望的批评文章火气大了些。(25)此时，胡耀邦正在筹备四届文代会，一心想促成文艺界的大团结。他的讲话对作者虽有批评，但还是采取了爱护的态度，希望平息风波，造成一种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的风气，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未完待续）

　　注释：

　　①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②《加快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③参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党的文艺政策》，《文汇报》1979年6月10日。

　　④胡福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8—449页。

　　⑤《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

　　⑥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3—364页。

　　⑦《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年10月，第264页。

　　⑧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58页。

　　⑨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1—362页。

　　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正部级)的“民间团体”。其他各协会如剧协、影协、美协等都是正局级单位。

　　(11)《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

　　(12)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3)新华社：《争鸣之风在上海文艺界兴起》，1979年7月31日新华社上海电。

　　(14)《“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的习作，在上海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中演出。剧情是：某局孙处长为了通过裙带关系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执意拆散女儿小洁与男友小方的恋情，把小洁许配给上司陈局长的儿子。当小方假扮“炮兵司令”的儿子出现在他面前时，孙处长马上改变态度，奉承上去，百分之百地同意了小方和小洁的婚事。最后真相大白，这个“炮兵司令”原来是一位锅炉工师傅，孙处长十分狼狈，呆如木鸡，手中的热水瓶坠地，发出一声爆裂声。攀龙附凤的幻梦破灭了。参见《文汇报》1979年6月2日。

　　(15)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

　　(16)阎纲：《“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17)《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18)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人民日报》1979年7月31日。

　　(19)参见《警惕春天里的冷风　促进文学艺术繁荣》，《文汇报》1979年8月4日。

　　(20)巴金、贺绿汀、张骏祥、黄佐临、孟波、李太成、钟望阳、杜宣、冯岗、吴强、王若望、宗福先、严励、姜彬、袁雪芬、章力挥、姚时晓、丁是娥、任德耀、许铁生、吴宗锡、吴仞之、丁善德、周小燕、王云阶、司徒汉、黄贻钧、夏白、黄歌、许平、胡蓉蓉、舒巧、沈柔坚、吕蒙、蔡振华、张乐平、程十发、谢稚柳等出席。

　　(21)参见《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文汇报》1979年8月30日。

　　(22)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决定撤销《纪要》。

　　(23)《深入批判〈纪要〉　繁荣文艺事业》，《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

　　(24)《继续深批〈纪要〉　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9月12日。

　　(25)王慧敏：《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怀念耀邦》第1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年，第245—248页；荣天屿：《为新时期文艺振兴开创道路》，《怀念耀邦》第2集，第364—365页；张显扬、史义军、王铱：《胡耀邦年谱长编》(中)，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78—782页。

　　作者简介：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萧冬连，《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