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陈小鲁一针见血:党领导实际上是寡头政治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5)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年(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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