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4）
十四、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谈章乃器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头不对，群起而驳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舌战，场面纷乱。章乃器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象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恩来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章乃器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章乃器专心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1956年底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被迫作检查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章乃器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章乃器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章乃器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恩来则温语有加，往往作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章乃器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６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章乃器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如今，周围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黄绍纮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章乃器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检讨中再一次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一部分非党人士违反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全国政协就曾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提案，当时他自己也举手赞成，后来因为毛泽东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章乃器说：“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从后来“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来看，章乃器的忠告确实是很超前的。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纮、陈铭枢、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当时各民主党派中，民建“反右”跟得最紧，章乃器已成为第一个被本党派停职的领导人。此刻，黄炎培又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议论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案例。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他还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得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给章乃器定案的最大障碍，是他始终不肯象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
章乃器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批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章乃器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章乃器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五、周恩来允许“保留思想”
章乃器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三十八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月28日上午，章乃器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来到中南海。周恩来、习仲勋和徐冰已在西花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９３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不下三百万，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极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运动刚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的大行其道。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的话，两年后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则把党内民主也消灭了，没有人再敢于提任何不同意见，整个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一言堂”。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两千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曾经有人说，如果那时仍是陈云主持经济工作，如果章乃器仍在负责粮食工作，那场几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也许能够避免，至少可以减轻。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况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也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
此后的9年时间里，章乃器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闲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章乃器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章乃器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章乃器在政协仍旧保持直言不讳的品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在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在一次发言中他指出：“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非一日之寒。我看了最近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很有感慨！当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但我以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
1962年3、4月间，章乃器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章乃器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但毛泽东可不这么看待章乃器，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说：“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在另一次会议上毛又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指的就是章乃器。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实际上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中，章乃器已是“特别邀请人士”而非民建代表。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章乃器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章乃器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及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章乃器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章乃器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章乃器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他坚持留在国内，与祖国共命运。
十六、中共中央三次为章乃器落实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年届七旬的章乃器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章乃器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章乃器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在生命危殆时刻，曾向家人口述了一份遗嘱式的文件：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
“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
“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
“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在此后的数年中，尽管处境十分艰难。但章乃器仍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并常常惦念陈云、张劲夫等中共党内的老朋友。某些“外调人员”逼迫他写诬陷张劲夫、钱俊瑞等领导干部的材料，被他坚决拒绝。他还写信给周恩来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就写信给周恩来，对这种违反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又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章乃器一直不肯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他的大哥章培曾为解决章乃器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章乃器写信劝他检讨。章乃器回信说：“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后来中共中央给章乃器落实政策，前后共计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经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开始好转，1975年国家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章乃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为了建设新中国才应邀回来，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这封信受到了重视，准备为他落实政策。考虑到陈云同章乃器的历史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由陈出面约章乃器谈话。这样，两位老朋友在暌违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来之不易的见面机会。
同年4月间的一天，章乃器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与他谈话，当时在座的有财政部长张劲夫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陈云向章乃器宣布，中央决定给他摘帽，要他认真吸取教训，并准备安排他的工作。章乃器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没有宣布平反，感到不够。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的方案未能实现。
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陈云知道后，指示全力抢救，按时上报病情。但章乃器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他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带着种种遗憾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在当时“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悼词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次落实政策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恢复，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中，胡厥文、胡子昂等都主张给章乃器平反，但孙晓村、胡子婴表示反对。1980年改正“右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起草时，章乃器原被列在“不予改正”之列，我为此分别向胡耀邦和陈云、邓小平上书申诉，在他们的直接过问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章乃器的“右派”错案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于1982年5月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仍隐隐约约存在某种说法：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
第三次落实政策是在邓小平逝世后，香港回归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97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在讲话中指出：“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爱国民主战士”，对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内贸易部的领导及家属代表也在会上发言，深切缅怀了章乃器爱国、正直而又曲折多难的一生。在离开人世二十年后，章乃器“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的预言终于完全实现。
现在回想起来，章乃器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章乃器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中所坚持的是超党派、超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虽然参与创建了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最后却因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与这两个党派的同事们分手。也有人说他喜欢标新立异，但他所创造的“唯武器论”却因毛泽东的采用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术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词也至今仍在高唱。
性格决定命运。章乃器与毛泽东都是个性很强的人物，有着自学成才的相似经历，他们很容易相互欣赏，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共事过程中一旦发生歧见，也很容易因坚持己见而发生性格冲突。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不懂经济而又习惯于用政治来规划经济；章乃器是经济学家，虽然政治责任感使他参与政治，但他也承认自己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毛泽东急于要资本主义在中国灭种，并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最终走上神坛，挥手之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灾难，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章乃器一直是主张搞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人类大同；但作为经济学家和财经管理专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不应打击，不赞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其结果是招致个人的历史悲剧，因为没有人能够违背神的意志。
在非公有制经济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个人持有一些企业的股票很平常之事，不会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成为一名爱国的“红色资本家”，似乎更是一种时尚。但像毛泽东和章乃器都十分推崇的张謇、卢作孚、范旭东那种素质的大企业家，却已然断了档，不是随时可以造就出来的。
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中，章乃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回顾50年代毛泽东与章乃器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的那场争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场争论谁也没有赢，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章立凡，凯迪社区 20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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