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3）
十、“两面性”的争论与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章乃器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毛泽东早在1955年11月所写的一份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中，就列出了“两面性是否有变化”的问题。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章乃器是一个经济管理专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专业人士”。他在历史上就一直主张超阶级超党派的政治立场，主张以“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来取代政客活动。即使对他亲手创建的救国会和民建，也是抱着一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虽然他被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曾这样写道：“在解放以前，我自己以为在工商界地位低没有代表性。直到1949年，我同施复亮、孙起孟等到沈阳，我仍然以为我们三人代表性都不够，曾提议电邀胡厥文北来。我从参加国家工作以后，决心结束自己的企业，更加认为自己没有代表性。……我在对工商界讲话的时候，主观上总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以过来人资格，对他们进行启发的。”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章乃器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
继30年代提出反对“唯武器论”之后，章乃器又提出不要“唯成分论”。他认为：“从阶级成分出发来对待人的相处关系，是不利于团结的。从阶级成分来区别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与党所划分的先进、中间、落后来区别对待，毫无共同之处。我说‘唯成分论’就是指此。”这个名词后来也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有一条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人人都挂在嘴边。
出乎章乃器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章乃器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辨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说：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我们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当时受到一部分民主人士、资本家的欢迎和同情。”“罗隆基、章乃器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李维汉认为：“以章乃器为代表提出的某些言论和批评，实质上反映了为资产阶级争取更多政治利益的动向。”他还谈到：“到十一月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期间，章乃器转而在该会内掀起了一场原则性争论，第一，他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把资产阶级美化为‘红色资产阶级’，宣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第二，他宣扬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自发性。冲淡以至否定工人阶级和党的正确领导。第三，他批评过去对资产阶级的实际教育是‘残酷斗争’，主张今后对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主要鼓励，不要批评。围绕这些原则问题，民建会内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场热烈的争论，争取教育多数，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
李维汉也谈到：“我们当时指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和批评，本身具有消极与积极的两面性。他的言论和批评主要部分带有原则性错误，但他也确实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特别是他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及时察觉资产阶级的动向是有利的。因此，在批评他的错误时，又要保护他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不过李维汉事后所概括的上述言论，其实并不准确，有不少并非章乃器原话或原意。例如党内外“不平等”的问题，原话是：“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这是违反党的原则，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
关于“抬头”的说法，原话是：“我说一个人有两种积极性，一是革命积极性，一是生产建设积极性，两者都有更好，但也不能强求，有一也好。因为革命已经胜利，今后是生产建设，在生产上发挥积极性则可弥补过去革命积极性之不足而有余。我想抬起半个头的人，肯定不可能发挥主动积极性到100％，至少去掉50％，因此今后用什么方法使500万工商界既积极又主动，把头整个都抬起来，主动性积极性由50％提高到100％，则我们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对社会主义尽了很大努力。”“毛主席已经肯定工商界是积极因素，我们只有克服自卑感，抬起头来，才能发挥积极性，抬半个头就发挥不出积极性，要把头全抬起来才行。……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
又如“有职有权”的提法，章乃器曾解释说：“‘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这句话未讲全，有片面性。记得李维汉部长说，有职有权是党和国家给的，没有的话就去斗争。”由此可知，他所说的斗争，是从李维汉的讲话引申而来，指的是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章乃器在粮食部工作中，确实也有与党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例如关于标准米的争论即是如此。他曾提出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原则，叫做：“一部经典、一个老师”；经典是指马克思主义，老师就是毛主席。他解释说：“我认为从国务院会议和党组来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认为如有分歧时，我请示国务院，你请示党的上级。”
黄炎培是给毛泽东写信最勤的民主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他从1954年10月到1956年12月间共写过九封信，并转过一封信，这十封信里有五封都在反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而毛泽东回信都是维护统购统销政策的。但后来黄又写信反映与章乃器在民建的争论，终于得到了毛的首肯。他在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回信说：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需要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仍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处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他认为与章乃器的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
几天后毛泽东开始表明他与章乃器的分歧。他在接见在北京开会的工商联、民建会负责人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爱国的资产阶级，但是不要讲红色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中，有进步、中间、落后，思想状态不一，颜色不一，要承认有两面性。阶级历史这么长，不能说没有两面性，如果说只有一面性，那就不利于改造和进步，就用不着学习了。整个阶级是爱国的，但还有落后因素，所以还有学习任务。承认缺点是有好处的。
这时毛对章乃器这位老朋友已很有看法，他于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段话刊印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是经过整理后发表的。据查当时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版本：“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反倒把他们孤立了。”耐人寻味的是，毛把黄炎培也列在其中，黄与梁、彭事实上都是统购统销政策的批评者。以上这些话均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章乃器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
十一、1957年的早春天气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章乃器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一千八百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不久章乃器先后见到了两位来京开会的老朋友。一位是他在“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他刚刚被周恩来接见过。周在与王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到粮食部去征求章乃器的意见时，章乃器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至于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沈钧儒、史良都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章乃器的态度是：“不认为是犯了错误，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他还认为应该追究是什么人把这件事的责任完全推在王造时一个人身上。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两位二十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
另一位是老报人徐铸成，他也是刚被毛泽东接见。毛表扬徐主编的《文汇报》办得好，并透露了广开言路的旨意。徐是一位新闻感十分敏锐的老牌记者，为此十分兴奋地约见了不少民主党派的老友，希望大家支持他办好报纸。章乃器从前对《文汇报》给予过不少支持，徐希望他多投稿，多出点子。没过多久，徐就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了新闻界的头号“右派”。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联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５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章乃器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被披露之后，他就开始思考体制内部一些封建性的弊端。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说：“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
当时，章乃器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５月８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章乃器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维汉解释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章乃器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１％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还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依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十二、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1957年5月20日凌晨，章乃器写完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章乃器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李维汉在谈到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情况时回忆说：“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可能是由于章乃器一再批评统战部，他没有给章打招呼。
章乃器更不可能知道，5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他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被安排在6月8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31日，章乃器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６月３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章乃器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但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不少国营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亏损的局面，章乃器当年的批评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６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６月２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在6月5日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章乃器的言论提出指责。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希望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但黄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章乃器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又多年来与章乃器有龃龉，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章乃器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６月７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十三、章乃器陷入重围
1957年６月８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章乃器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章乃器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６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章乃器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象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有了上述的悟性，章乃器的态度在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章乃器。章乃器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举用心良苦，但还是坦然与会。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章乃器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章乃器批评章伯钧：“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章乃器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１．旧知识分子、旧人员；２．工商业者；３．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章乃器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章乃器谈话，要他作检讨。章乃器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２月２６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6日，这篇讲话在经毛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往后一大段话在此后许多年中脍炙人口，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也是聆听过讲话的当事人，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一下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章乃器“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章乃器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是歪曲章乃器原意的批判：如章乃器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更有甚者，章乃器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吴羹梅，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章乃器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章乃器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五十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未完待续）
章立凡，凯迪社区 20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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