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2）
六、建国之初共济时艰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创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要求实行政治和经济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因此不断受到迫害，于1947年流亡香港。
1948年底，章乃器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事后施复亮就指责他是“个人投降主义，忘了团体”，“不懂得政治斗争”。
章乃器在解放区，和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面了。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回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店员出身，章乃器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章乃器同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还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并多次参加经济界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后来上海解放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准备接收“四大银行”。
4月15日，章乃器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自身的优势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陈云临危受命，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乱，到处是银元贩子，投机商业十分猖獗。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缺煤，上海则缺粮又缺煤。国民党一面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海上封锁，南北不能正常通航。开滦煤矿的煤运不出去，南方的工厂无法开工，
工人失业；上海的存煤只够用数天，如果不及时调运燃煤，整个城市就有瘫痪的危险。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湮先生回忆，陈云曾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会议由南汉宸、姚依林主持。章乃器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章乃器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关于打击银元投机，这次会议在回顾了敌伪时期的打击方法和抗战结束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历史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闭了投机商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厦，拘捕了大批投机商，并明令以人民币为支付工具，禁止银元、金条等在市面上流通，银元风潮逐渐平息。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的智囊团。五天后即7月17日，他陪同陈云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二十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如认购公债、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章乃器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章乃器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10月1日，章乃器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章乃器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就比章乃器有城府得多。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点六万元，比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点五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原来曾预言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的一位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也改变了看法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为配合中共中央和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他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协助陈云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章乃器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章乃器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春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8、9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１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章乃器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陈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精辟地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从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大大压缩了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唯一办法。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章乃器也在同年９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章乃器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章乃器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章乃器的耿直性格，章乃器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章乃器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章乃器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章乃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二、三年内做到由少赔而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新中国的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章乃器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章乃器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八、毛泽东礼贤下士
章乃器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之后，顿时耳目为之一新。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记述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并描述自己的欣喜心情说：“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在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朝气蓬勃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后来知道，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没有了声息，不久就完全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1951年5月初，由民主人士组成的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成立，章乃器担任团长。他和梁漱溟、于学忠等下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章乃器对土地改革是拥护的，但对于有些干部和群众违反政策，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做法有意见，认为能否认真执行政策，关键在当地领导干部。
1951年8月底工作团回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章和梁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向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章乃器到得特别早，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两人便一起闲聊。章说：主席到得这么早，看来身体一定很好。毛摆摆手说：那是表面现象。我晚上工作，白天失眠睡不着，所以来早了。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脑子有病。”后来，毛泽东参加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即席发言时，也谈到自己曾患有脑贫血症。
到了60年代，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回想起这两次谈话，不禁感慨万千，不止一次对家人提起。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何事。见到毛泽东之后，方知是为了他在1937年发表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曾被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批评的事。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特地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章乃器在实践中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这次请章乃器来，就是特地向他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毛问他：“你那篇文章是否对蒋介石的幻想多了些？”“不但多，而且很多。”章乃器爽快地承认。毛泽东肯定他抗战初期在安徽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是做了好事；并特别感谢他在安徽期间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当时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赴第五战区前线，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不少救国会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无端指责；听了毛泽东对他在安徽工作的评价，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章乃器在建国后的八年间经常见到周恩来，不时见到毛泽东。毛在当时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相互间谈话也很坦率。但章乃器不象有的民主人士那样，热衷于发展私人友谊，也不大给毛泽东写信。有一次毛泽东把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敬献给他的一张云豹皮和一张金丝猴皮，赠送给章乃器。章乃器很高兴，把云豹皮放置在客厅里，与来访的友人一起欣赏。作为两人间私人友谊的纪念品，他一直将云豹皮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应该说，毛泽东与章乃器的关系，在1955年以前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章乃器执掌粮食部，较好地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于他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是比较倚重和赞赏的。粮食部的工作曾屡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说水电部的工作做得好，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粮食部比水电部晚成立三年）；章乃器是“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也有相同的评价。周恩来还组织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章乃器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但进入1955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还要从民建内部的一些矛盾说起。
九、毛泽东对“红色资产阶级”的看法
民建成立于1946年，是由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主要来自胡厥文领导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此在民建内部，一直隐隐约约有“迁川派”和“职教派”之分。这两个组织一个是经济团体，一个是教育团体，都没有政治纲领。胡厥文认为工商界的多数人不善于搞政治，故建议黄炎培与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章乃器合作，把章推到了前台。民建的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章程等，全部是章乃器起草的。
解放战争后期，黄炎培等在沪的民建领导层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难于舍弃“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民主建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迟迟未能作出政治上的表态。但章乃器却抛弃了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发表《乾纲重振》的檄文，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1949年又在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当时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文件，几乎全部是他起草的，但他本人一直是以个人名义从事政治活动，直1949年5月23日到得到民建领导层的授权，他和孙起孟等才开始以民建在港理、监事的名义，代表民建参加活动。
黄炎培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了首任主席。后来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他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后由于国民党的压力，黄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不久沈钧儒、章伯钧等盟内左派在香港否认民盟的解散，恢复了活动。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后黄虽然被保留了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但事实上不能参与民盟的活动，因此也就特别在注重民建的地位。章乃器年富力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又比民建其他人早，难免让人有不安全感。这种老年人的疑惧，古今中外都有，民主党派也不例外。
在建国前夕，由于各民主党派都有人竞争政府内的职务，搞得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一次宴会上，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大老发生言语摩擦，柳亚子看不下去，当场使酒骂座，气得李维汉说柳亚子“流氓”，举座为之不欢。民建内部也有人主张今后由黄炎培一人代表民建，施复亮指责章乃器过去“擅自代表民建”、“争代表权”。当时章气愤地说明自己从未擅自代表民建，要求组织彻查；曾表示“如此是非不明，我要脱离民建”。此事当时虽经人斡旋未形成更严重的冲突，但在章乃器与黄炎培、施复亮等人日后的关系上，却投下了阴影。
周恩来曾特别找章乃器谈话，征求他对自己职务安排的意见，并谈及各党派的朋友都要求安排，他很为难。章乃器表示，自己是做事的人，不想争地位，叫我做银行顾问也好，国营企业经理也好，甚至农场会计也好。周说对你的才干我们是了解的，今后会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倚重你。黄炎培曾在一些场合及日记中说，章乃器要他提名自己当政务院政务委员，但章乃器否认有此事。在黄炎培一个人就占了分配给民建名额中的两个（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长）之后，以章当时在民建的地位，任此职务已无须争取，党派提名也只是例行手续而已。
民建发起时有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即“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这在中国政党史上是特有的，主要是由于当时一些民族工商业家担心黄炎培搞家长制。在推选常务理事时，只有胡厥文得了全票。解放后，民建的领导体制采取召集人制，由黄炎培、章乃器、南汉宸三人轮流主持工作，每人两个月。黄炎培对“召集人”的头衔感到不舒服，因为其他民主党派领导都有主席、主任委员的头衔，他只是个召集人。
由于民建内部纠纷日多，章乃器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大大减少了民主党派方面的活动，专心致力于粮食部的工作。为了顾全大局，章乃器同意在实行集体领导、不搞家长制的前提下，由黄炎培担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己担任副主任委员。后来他再度急流勇退，先后辞去了在民建的两个兼职，并把第一副主委让给了李烛尘，自己退居第二副主委。但矛盾仍未解决。
章乃器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民主党派内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章乃器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
荣毅仁评价章乃器“待人诚恳、热情、性格秉直”，他的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章乃器所担任的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这在当时是最敏感的话题，而他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一些问题上与两会的一些同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1954年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工党代表团还到粮食部访问，章乃器现身说法，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章乃器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插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认为他在美化资产阶级。
章乃器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 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
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于10月27日邀请全体执委座谈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与章乃器曾有如下对话。
章：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要多些，因为他们过去受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好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你主观主义。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资本家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搞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了象高岗、饶漱石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要象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少些，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上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会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参差不齐。
在此之前，章乃器分别在同年10月18日和27日致函毛泽东，第一封信是谈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体会，末尾有这样一段话：“最后，提出一点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学一点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辨证法则。”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对此的批注是：“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章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前些时候向您反映的民建郑州市分会说当地私营工厂百分之百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不准确，这是由于写稿人和签发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热爱有欠缺，和对违法和不违法界限不清造成的。信中还谈到，下面有很多人在那里随便立法，他们提出的对工商界的要求，比对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要求都高，如果按这些要求衡量，我们粮食部也是违法的。他在这封信后还附了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毛泽东将第二封信批给周恩来、陈云、彭真、李维汉、徐冰传阅，并在11月1日覆函章乃器说：
乃器部长：
前后两信均已收到阅悉。感谢你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从上述几件事来看，毛泽东对章乃器的某些观点有所微言，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出发点，除委婉地指出他有“主观主义”之外，还表示对“红色资本家”的观点，“大有合作之势”。
在1956年10月15日民建的中央常委会上，章乃器还谈到毛泽东与他的另一次谈话：“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由于毛泽东有了这样的说法，章乃器在后来又说过：“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学会了否定自己的阶级的时候，我们肯定了这一个阶级是革命的，那是完全适当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这对于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这样说有好处，针对它能消灭阶级，不能推论说是维持它的阶级，夸奖它能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但不久之后，民建内部的另一场争论使毛泽东收回了他对“红色资产阶级”的看法。（未完待续）
章立凡，凯迪社区 200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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