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程中,由军机处新派“四卿”之一的杨锐从宫中带出的光绪衣带诏,乃是激惹政变的重要关节。诸多史书(包括教科书)均言光绪自感行将被废,特下密诏,促请新派诸员设法相救,内有“今朕位即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这样告急相央之句,又云袁世凯于法华寺从谭嗣同处接诏后回天津告密于荣禄,荣禄连夜乘车入京赶赴颐和园见慈禧,慈禧再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禁光绪、废新政、杀“六君子”。
其实,历史真况与此出入甚大。张国淦《北洋述闻》“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文,载有光绪衣带诏原文及袁世凯给其兄的家书,据此可窥见这一段史事的真相。再据近年杨天石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毕永年日记”,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一文,一些重大细节终于浮露水面。
1898年6月,礼部主事王照呈奏“转移观听法”,提出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开阔眼界,以利变法开展,并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但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抑王照奏折,不肯代奏。7月19日,六堂官被光绪革职,擢王照三品衔并以四品京堂候补,六堂官因本身利害所系,四布危言耸听,以期激怒慈禧太后,整体全盘推倒新政,避免自己的被革,政局形势确实比较紧张。
8月1日,光绪又召见握有七千北洋新军的实权派人物袁世凯,超越擢升其为候补侍郎。此次召见因明显带有笼络之意,暴露出光绪企望掌控军权的意图,引起后党惊恐。直隶总督荣禄对此大为不安,西太后在紫禁城里又遍布耳目,精于政治的她哪里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因此,是年8月初的北京政局处于帝后两党矛盾激化的前夜。
不过,杨锐携出衣带诏在7月27日,即光绪召见袁世凯之前。当时,维新派为求变法甚为激进,有点迫不及待,屡促光绪痛下决心罢黜旧派昏庸大员,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黜尽老派守旧官员,尽擢新锐俊秀,毕其功于一役。如变法初期,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碰遇荣禄,谈及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显然,康有为将变法之事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变法仅仅只涉及高层人事,只要皇帝发话,建立权威即可成事,未看到变法牵一发动全身,将改动社会既有利益格局,传统习惯势力必然步步抗拒处处抵触。处于漩涡中心的光绪,当然要比下面的维新派官员清醒得多,自感权力未足,根基未稳,不能骤然行动,恐激起对立派的拼死反抗。故于7月27日降密谕,要求维新派商议筹划,拿出切实可行之策。衣带诏最重要一节的原文如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此时的光绪,心态尚稳,只是要求在“不致有负圣意”的前提下,希望维新人士拿出切实可行之策,以达到罢黜旧官尽行新法之目的。光绪在密谕中还明确示意,如果罢黜旧员一事操之过急,有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乃是将来时,并不是已经有失位之危的现在时。至于有人所记同日赐康有为的密诏,其实就是这一由杨锐带出的衣带诏,由林旭转录之后再交康有为,并无另赐密诏。政变后,杨锐被难,康有为始终未见到密诏全文。所以,王照等人认为所谓光绪密谕全系康有为的伪造,从而否定有光绪衣带诏一说。
维新诸臣接到密诏后,急躁愤事,断章取义,将“则朕位且不能保”改为“今朕位即不保”,将“妥速筹商”引申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夸大了情况的危急性与尖锐性,以期引起众人义愤,采取断然行动。这一份篡改后的“密诏”由林旭抄录后交康谭二人,分别示人以商谋对策。此时,九月天津阅兵将行废立的传说已流布甚盛,“四卿”及康有为、徐世昌(袁幕僚、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等人接旨抱头痛哭,于是定策倚用袁世凯,要他诛杀荣禄、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即著名的“围园杀后”,这才有后面光绪召见袁世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等一系列事件。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云:八月初三谭嗣同突然夜访,出示上谕,要求袁带本部新军入津,宣旨诛杀荣禄,以袁自代直隶总督,然后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卫皇宫,一半兵力去围颐和园,迫使太后交权。精明的袁世凯见上谕乃黑笔所写,并不是皇帝专用的朱笔,且内中并无诛荣围园之语,不免面露疑色,谭嗣同便说他有能力挟制皇上,再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围园时的杀后任务由他们完成。而且,袁世凯初五日再次觐见皇上请训时,皇上定会面付诛荣围园之朱谕。袁听到谭出“挟制”二字,不寒而栗。
两天后,即八月初五,袁世凯再次入宫请训,光绪只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似乎北洋新军以后可从荣禄处独立出来,不必再受其节制,虽有暗示其不必听命荣禄之意然并无杀荣围园之意。当然,袁世凯此处之语多有隐饰,但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接到密诏这一关键情节。
幸好,袁世凯曾给其兄袁世勋一封家信,内中道出实情:
【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张国淦以前清缙绅身份仕宦民国,1912年入阁袁世凯政府,直至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后“出局”,退出政坛,专事著述。解放后,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张氏与北洋政府高层人士多有过从,曾与袁世凯数次谈到戊戌之变,洞悉内情,所引资料较实。他通过对各种资料比较分析,参佐其与袁世凯的几次谈话,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致兄之书较为确实可信。
八月初五光绪面交袁世凯密诏,实有其事,当时的一些记载辨无其事,可能出于对光绪的保护。而且袁世凯于维新初期确实倾向帝党,故得帝党推荐破格升为擢侍郎,并由谭嗣同传达密旨要求其杀荣禄围园。八月初四、初五,袁提兵入京,此时他正徘徊于两大阵营之间,观望风向以相机行事。
袁世凯初五入宫请训奉有密诏,出来时在宫门遇到荣禄,荣禄拦住袁问为何带兵来此?袁世凯此时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否则他曾说“杀荣禄如杀一狗”即可成“杀袁世凯如杀一狗”。因为,在这关键时刻,袁世凯若稍一含糊搪塞,荣禄完全可立予杀毙。袁世凯家信中的“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说明袁世凯内心十分矛盾。可见戊戌之变确为袁氏告密,地点在北京不在天津,时间为八月初五。而且进入八月初,帝后新旧两派进入即将摊牌的短兵相接,后党密谋废立在先,光绪下诏诛荣围园杀后在后。衣带诏一节,确有其事。至于衣带诏真迹,杨锐被害后,其子将密诏秘藏回川。11年后,于宣统元年缴呈光绪弟摄政王载沣交实录馆。按皇家惯例,先帝大行之后,由新帝完成对其一切行为的“实录”。故此衣带诏得传于世。
不过,若按杨天石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武力夺权密谋”一文,则认定光绪始终不知“围园杀后”这一密谋,全是康有为、谭嗣同搞的“挟制之术”,袁世凯告密更是在慈禧回宫之后,而非荣禄赴园求见之后。
该文称:9月19日(八月初四),慈禧接到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的奏章,内称“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该奏章坚请慈禧“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密捕维新派文廷式等人的“大同学会”,严加惩办。替杨崇伊递上奏章的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在一旁哭诉哀求。慈禧本来就担心维新变法将损害自己的地位,现在又来了一个甲午年打败中国的日本鬼子,马上要和皇帝见面,二人结合起来,自己还能保住权柄么?“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裴毅然,《扬子晚报》200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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