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2）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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