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陈毅死后儿子写诗讥讽毛泽东:一死何须万岁泪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3)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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