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之子不知父亲是干什么的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老大昊苏的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