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陈毅元帅之子不知父亲是干什么的
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老大昊苏的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未完待续)
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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