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当面批评：润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4）


　　毛、李在东湖宾馆相见是因为“1958年，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了两条标语。一条是‘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另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得知后，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适逢毛泽东来武汉考察，李达抓住机会，便请时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梅白陪他去见‘润之’”。

　　“李达一见毛泽东，并不寒暄，劈头便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梅白赶紧解释说标语是武汉大学学生在下乡搞调查时发现的。毛泽东要梅白写出这个口号来。梅白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等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便碰了碰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不料，这个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了。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梅白见天色已晚，就叫卫士长李银桥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

　　“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度，我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

　　“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

　　“在回家途中，李达对送他的梅白说：‘My dear younger Mei（亲爱的小梅），毛泽东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她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

　　“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很好！’”（储建国《李达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与李达之争发生在什么时间？查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共有3次。一次3月29日至4月12日；一次是9月10日至15日；一次是11月21日至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北》，第330－第333页）。从时间上看，3、4月份是成都会议刚刚召开过不久。成都会议虽然再一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在全国农村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但各地大放“卫星”，搞浮夸还是从夏天才开始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口号不可能这么早就提出。当年9月，毛泽东视察了武汉大学等几所学校，令人奇怪的是，只有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副校长张勃川两位校方领导相陪（《毛泽东在湖北》，第245－第251页），身为校长的李达不在其列。对照8月份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视察人民公社，尤其是他沿途盛赞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还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第84页），在“热气高，干劲大”的火热形势下，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说出“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样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11月21日至12月28日这段时间。这期间住在南山甲所的毛泽东都做了些什么？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会上既批了“共产风”，也着重讨论了浮夸风和高指标问题。毛泽东本人也强调中央、省、地领导都要有个清醒的头脑。特别是12月1日，他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谈到了冷与热的关系：“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头，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7页）这些看法与他跟李达他讨论“发烧”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李达在11月底到12月期间到南山甲所去见毛泽东比较可信。

　　但说到“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很好！’”他是不是有过这种态度，说过这些话，令人生疑。

　　林彪曾称毛泽东为“拗相公”，意思是说他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举行的武昌会议上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左”，反对浮夸和高指标，但显然是对“热”与“冷”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为了保护“冲天干劲”（热）而不愿意完全肯定“科学分析”（冷）。如果当时就认识到自己有错，甚至提到在认识论上“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度，接下来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7月，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否定“大跃进”的彭德怀等一批领导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接着在全国各地开展反右倾运动。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个“大跃进”。

　　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在8年之后，不过两人并未见面。

　　1958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参观了武汉大学的化学系、物理系工厂区，得知大学生们都参加了教育、科研、劳动生产工作三者结合为一的“教育革命”，仅化学系就有30多个工厂，其中在炼焦厂的学生每天分为两班，每班工作12个小时。对这个今天看来荒唐至极的所谓“教育革命”，毛泽东兴致勃勃，予以肯定（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45－252页）。校长李达却对这场闹剧式的“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持反对态度。１９６１年武大党委开展整风，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主持，其后积极推动“教育革命”的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真，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都被调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李二人在工作上配合颇为默契。1963年，当年陪同毛泽东视察武大的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他想把被调离的侯福珍、罗鸿运二人重新调回武大担任副书记，李达不同意，一直闹到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那里，以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不得不出面将调动取消。李达从此成为中南局、湖北省委领导人心目中的“另类”分子。

　　1966年4月10日，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的前夕，中共中南局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他点了武汉大学李达、中山大学容庚和刘节的名字，并且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遣工作组。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28日，时任武大党委书记的庄果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派人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于是，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都被追逼写交待、揭发材料。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两天后，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庄果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

　　76岁的李达从此沦为“阶下囚”。

　　批判李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举行各种群众大会，李达被叫到会场上接受批判，被按下头认罪。二是在报刊上发表各种声讨文章。但一开始报刊电台并没有点李达的名字。其中原因，王任重在“文革”中向群众组织“交待”时透露了答案，他曾经三次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是在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是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因此有一段时间湖北报纸、电台对李达的名字都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

　　６月３０日，李达被湖北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两天前，毛泽东刚刚从长沙来到武汉，入住“梅岭一号”。虽然目前无从得知对李达从“不要点名”到“公开点名”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但从常理上说，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许可，极少有人敢突破他设置的界线。

　　7月16日，毛泽东游长江。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负责“管制”李达的武大教育工作队让刘秘书探听李达的想法。李达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

　　但李达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刘秘书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７６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关于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武汉大学的宋镜明、何文撰写的《真情留楚天》一文记叙的是：“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湖北》，第143页）。

　　不管哪封信的内容为真，李达的核心想法都是希望当年一同参加过党的“一大”的老相识救命。但这封信送到“润之兄”手里极难。拿到信的刘秘书把信交到武大书记庄果手里。庄果让刘秘书告诉李达，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李达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秘书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秘书愣了一下，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

　　10天之后，这封信终于换了个信封，走机要途径寄往北京。

　　李达不知道从武大到梅岭一号近在咫尺的路途上，一封信竟要“走”那么久，也不知道毛泽东７月１８日晨已离汉回京，更不知道王任重于１７日晚上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8月10日，毛泽东得知李达请他“救命”。这是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工作人员写的。毛泽东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也批示：“即送任重同志”。

　　据王任重和时任湖北省长的张体学说，毛泽东此时还是要保李达的命。他曾当面指示王任重：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长张体学也传达了对李达问题的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８月１６日，张体学在武大师生员工大会说：“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但在武大教育工作队掌控下的李达并没有享受到“吃饭、睡觉、拉巴巴”的“优待”。

　　当时，校卫生科停止了对李达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8月上旬，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没有得到批准。8月13日晨，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19日晨，又高烧39.4℃，从床上摔下；但直到22日早上，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并不准夫人石曼华前去护理。身为6级高干的李达化名“李三”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24日，李达病逝。次日尸体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关于《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以及《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以上关于李达之死的内容主要依据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武汉大学的宋镜明、何文撰写的《真情留楚天》一文谈到李达之死时说：毛泽东与李达这一对亲密的战友永远地分别了。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回顾党的历史时，讲了党的“一大”代表情况，特别提到了李达，说他是党的创始人，在当武汉大学校长，前两年去世了。毛泽东没有重复林彪、康生强加给李达的所谓“地主份子”、“叛徒”等罪名。从此，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终于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会”（《毛泽东在湖北》，第144页）。

　　以上文字并不真实。

　　其一，毛泽东虽然在接到李达的“求救书”后，提出不要把李达整死，但没有提出任何保护措施。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可以说，毛泽东除了表示报刊、电台在一段时间内不能点名，要求不把李达整死之外，再没有做“亲密的战友”应做之事。

　　其二，李达之死与林彪、康生没有任何关系，纯系在武汉大学荒唐的“教育革命”和李达与省委多年矛盾的背景下，陶铸、王任重等人对李达进行宗派斗争的结果。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都是发生在陶铸、王任重权力范围之内的事。除了毛泽东一度不同意点名批判，后来又说李达没什么用了，但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话，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中央其他领导人插手李达案，更没有任何证据说是林彪、康生强加给李达“地主份子”的罪名。至于“叛徒”一说，根本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

　　其三，说毛泽东没有忘记李达，在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他，认为他是党的创始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对李达的肯定与李案平反似乎毫无关系。此时，主张斗倒李达的陶铸、王任重甚至湖北省委、武大党委的领导大部分已被打倒，武大一些群众组织也公开提出要为李达“翻案”，但一直拖到1974年1月13日才举行“李达同志追悼会”，“没有忘记李达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影响，始终是个谜。

　　据说，王任重晚年时，曾说过自己对不起两个人，其中一个便是李达（《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既有此悔，何必当初？（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