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5）
三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里并非全是平静的日子，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光，这就是著名的“七二O”事件。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地军队开始介入“文革”。在武汉，当时有“百万雄师”及与其对立“工人总部”、“三钢”、“三新”等两大派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以及直接介入“支左”的独立师支持“百万雄师”一派，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组织，并将其头目和骨干抓了起来。武汉的武斗规模在6月中旬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进行武装扫荡，态势日益严峻。26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又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杨成武在1967》）。但从安全考虑，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同意毛泽东到武汉，不同意他去长江游泳。毛泽东定了的事，轻易不容改变。武汉之行还是实现了。
据陈再道回忆：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公布后，“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个阶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毛泽东在湖北》，第19－20页）可见明确支持“百万雄师”的陈再道在武汉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并无意打倒陈再道，但希望陈检讨过去的支左错误，支持造反派，这样造反派就会拥护陈。
7月14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李作鹏乘专机赴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清晨，周恩来入住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决定由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还把原来属于“百万雄师”一派的宾馆工作人员换成另一派。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解决西南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也从重庆赶到武汉，入住“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则住进了东湖宾馆乙所。
晚上9时，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陪同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站。毛泽东到达东湖宾馆后，跟以往一样入住“梅岭一号”。
谢富治以为毛泽东当天晚上要休息，反正没事，天气又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群众以为中央来人要解决武汉问题，对立的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周恩来，周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15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关于西南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谢富治讲，王力补充。当事人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从15日下午到17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
几十年后，人们对当时究竟讲了哪些话，很少说的很具体，陈再道、王力的回忆都很笼统。而据参加会议的武汉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
周恩来本着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陈再道不知周的讲话原则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十分抵触，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又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空15军军长方铭在1967年8月进城组建武汉警备区时，也给造反群众回忆了当时拍桌子的情景：在陈司令说军区想不通，“百万雄师”工作更难做，周总理回答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
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搞成这个样子，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性情鲁直的陈再道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犯了错误，为什么要支持造反派组织，在思想上比较抵触的原因，也有此次中央来人，周恩来未通知陈再道到机场迎接，又将保卫工作交给武汉空军的刘丰，把宾馆内“百万雄师”观点的服务员换成造反派观点的，令陈、钟以及武汉独立师的领导心里不高兴，认为不相信他们等缘故。
17日，毛泽东发话了：“（造反派群众）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正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
当天深夜，“（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微行－杨成武在1967》）
18日，周恩来根据经毛泽东审看过的发言提纲在武汉军区会议上做了总结，其中在后来引起争议并直接触发“七二O”事件的“四点意见”（其实是“八点意见”，陈、钟以及独立师、“百万雄师”最反对的是前4点，后4点略）如下：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6页）。
据说，陈再道也当场表示想不通，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晚上18时，周恩来带二人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在座的还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等人。“文革”后，陈再道对15至18日的汇报会，甚至他跟周恩来拍桌子的情形大都语焉不详，对于见毛泽东的情节却描述颇细：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页）
王力的回忆却不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
晚上9时半，会议结束，会后，周恩来认为陈、钟二人已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武汉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吃过晚饭后便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到水利学院向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其中王力讲了这样一段话：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后来被称为“四点指示”（其内容与周恩来所讲的“八点建议”前半部分相同）。
陈再道回忆说，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第二天陈、钟二人确实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释放造反派头头，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做军队及“百万雄师”的工作。陈再道后来在检查中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钟汉华也在检查中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我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传达了。”正是这个没有预先做任何思想工作的鲁莽行为，成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据事后揭发，18日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牛师长相继离开会场。牛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下午16时，一些独立师的战士冲进军区大院，随后战士越来越多。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二人，要他们去做工作。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到军区大院劝说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冲进军区大院的独立师战士强硬要求谢富治接见，质问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指“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后来独立师6台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
也就是在19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毛泽东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
“百万雄师”对独立师立即予以呼应。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随后以来到达军区大院食堂，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独立师作战科长在军区会议室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定下首先冲击东湖宾馆西门和北门的计划。
20日凌晨，住在“百花二号”的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其他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突然“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许多人乘坐吉普车和3辆大卡车，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冲进了东湖宾馆。此时东湖宾馆的外围警卫仍属独立师负责，8341部队只控制梅岭一号的3座楼及附近树林、要道。“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包围“百花二号”后，随即冲进楼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见面。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双方发生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都挨了打。朱兆强、班尔杰又带人冲上了二楼。
据戴维堤（他与在场的尹聚平后结为夫妇）描述，此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来许多人，大门警卫形同虚设，而附近100余米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情况十分危急。
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7月20日上午，被（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怒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力争劝阻，这些人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百花二号”距毛泽东居住的“梅岭一号”只有百余米，离杨成武居住的“百花一号”也近在咫尺。在寂静的凌晨，吉普车、大卡车的马达轰鸣，几百人喊口号、争吵和打人、抓人，人声鼎沸，打破东湖宾馆贯有的幽静。它对梅岭一号和百花一号有多大影响，毛泽东、杨成武对此有什么反应，至今还没有正式公布的资料。
《微行：杨成武在1967》对这事的说法是：
（7月20日）又是杨成武吃罢早饭之际。不过，睡得晚，起得晚，早饭后已是日上三竿。
又是谢富治匆匆赶来。这次不是慌迫，而是神色严峻，走到身边才说：“出事了。‘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冲击我们住的二号，把王力抓走。”
“警卫部队？”
“看来，他们是一气儿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坪上。谈判中，我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
这段文字中，除了说韩爱晶和谭厚兰被“百万雄师”的人“拥出去”了，是闹了张冠李戴的大笑话外，说杨成武在嘈杂的喧闹声中能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据时为中央代表成员之一尹聚平的丈夫戴维堤说，当时被抓走的除了王力，只有张根成和尹聚平。张根成被抓到独立师关起来，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才把人交出来；尹聚平在半路上乘人不备，跳下卡车逃走。只有王力最惨，被抓进武汉军区大院后，挨了打，腿也被打坏了。据说，当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在钟汉华等人的帮助下，王力化装逃出，辗转藏身于驻武汉市的29师和武空。
在北京方面，7月20日上午，“七二O事件”的情况被急报给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周即告之可以根据情况把毛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同时决定安排一下马上飞武汉。下午，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及对策。《毛家湾纪实》说，“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叶说“……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记得当时北京的情形是：“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据吴法宪回忆，邱乘飞机于下午2时左右到达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页）
20日下午3时左右，周恩来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两个中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北京起飞后，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报，派人乘车到达周恩来专机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准备当面向周恩来告状，迫使他重新对武汉问题表态。
当时随行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像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
当事人吴法宪却说：“在（周恩来）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远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页）
在山坡机场，周恩来通过电话向在王家墩机场的刘丰问讯情况，刘随后赶来商量进城办法。由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见不到周的专机，逐渐散去，危机解除。最后还是飞机还是飞回王家墩机场，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晚上，中央代表团成员张根成看见周恩来戴黑眼镜穿军装进入百花一号，立即与杨、谢、李、汪、余商量确定安全转移毛泽东的办法，旋即去毛处，劝他转移。
对于劝毛泽东离开武汉，《微行：杨志武在1967》是这样描述的：
“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
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
据当事人说，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周恩来20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P250）。
据《微行》一书描述：
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
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斯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吴法宪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也同时到达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阵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88页）吴本人虽然不在武汉，但他身在指挥所，对毛赴机场的各种信息都能及时掌握，其说法未可忽视。
据说，毛泽东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陈再道的说法是：“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的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湖北》，第24页）。按陈的本意，“他们”是指写了劝毛离开武汉那封信的林彪、江青。但劝毛离开武汉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等人为其安全转移耗费了大量心血。从周恩来及护送部队在21日不得不化装成“百万雄师”，一路高呼拥护“百万雄师”的口号，才蒙骗过满大街手持武器的“百万雄师”成员，顺利到达机场的情况看，当时的武汉当时确已成凶险之地。
毛泽东相信陈再道不会搞兵变，这个判断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陈再道手下的人不搞兵变。独立师官兵手持武器，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迫使团长、副团长出面改变已有决议，甚至绑架、殴打代表团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逃兵变嫌疑，且直接威胁到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的安全，迫使他不得不在大家的劝说，极不情愿地离开武汉，难以了却畅游长江的愿望。
在完成转移毛泽东的头等大事之后，周恩来开始频频过问被绑架的王力下落。他亲自要求陈再道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又通过孔副司令、叶副政委去找。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4页）。21日早上，他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后来，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29师找到，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9日傍晚，周恩来同北京全体来员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岗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井岗山至今还记得周恩来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260页）。
7月22日凌晨，李作鹏、王力、刘丰等人，周总理、谢富治一行先后从武空司令部、东湖宾馆赶到山坡机场。凌晨5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武汉军区孔庆德、叶明，武空刘丰等开会，由孔庆德暂时主持军区工作，由武空命令空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44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
据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一文回忆，22日早上，他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事件中几个重要人物后来的结局令人意想不到：负了伤的王力回京，在群众大会上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但很快就身陷囹圄，在秦城监狱苦度岁月。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后来升为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在“9.13”事件之后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下场同样悲惨。“七二O”事件后来被淡化，陈再道于1972年被“解放”，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从一定意义上说，武汉东湖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本“袖珍读本”，反映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富，也颇耐人寻味。
最后顺便说一事：笔者曾因为一些好事者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问题上肆意编造假故事，因此写了一些文字予以揭露。目前这类造假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有蔓延其他领域的趋势。前不久有网友揭发，发表在网上的一份抗日英雄赵一曼的遗书实物图片，遗书使用横格纸、横排书写和简体字。文字横排是1955年10月才由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及各地报纸首次采用横排方式。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赵一曼烈士不可能在那时使用横格纸、横排书写和简体字，可见遗书不是真的。无独有偶，鄢烈山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博文说：“去年春天我到武昌参加凤凰网搞的一个活动，重访东湖梅岭，却已面目全非。冬泳馆、礼堂被剔出‘毛泽东故居’范围了，而‘故居’里收音机、台球桌之类陈设也不见踪影……经过这么一过滤，一屏蔽，‘毛泽东故居’真是够简朴的，当年一党一国领袖的驻跸办公处、中国政治中枢的‘风范’全没了，竟比今天珠三角一些村官的别墅还密切联系群众！当然更比不上最近美国总统刚刚接待过习近平主席的那个庄园。”（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读后无语。只是想，连革命传统教育都要靠弄虚作假来进行，那么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自信在哪儿呢？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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