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从“博古路线”到所谓“王明路线”（中）

　　三，整风开始只提博古路线没提王明路线的原因
　
　　从1941年“九月会议”到1943年“九月会议”，提到第三次“左”倾，一般只称博古路线，还无王明路线之说。这一历史事实前面已多次提及，并引证了王明自己的说法，即他在1944年3月7日通过苏联驻延人员给季米特洛夫密电中的反应。34　就是说，延安整风不但开头，而且整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以王明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但是建国后修改的《历史决议》、一些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以及各种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党史著作的提法，就都冠上了王明的名字，如“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35　“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36　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37　“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38　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胆是这些廉洁的流传，却在党史上造成这样一种定论，即延安整风一开始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对象的。这种把事后的认识和说法当成早先的结论，在党史上实在不少，因此对这个路线的提出和改变也有多说几句的必要。
　
　　对于整风开始只提博古路线而未提王明路线，还可再举以下几件事例加以证明。
　
　　一是上面提到过的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写的“九篇文章”初始稿题目为“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内容中加上王明的名字，则是1943年“九月会议”后的修改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介绍“九篇文章”时，了把“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的稿件搅在一起，开头就不实事求是地说成是毛“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后面更一再提到“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集中揭露了以王明为赌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性质及危害等”，“‘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批判，”等等，这就和他介绍“九篇文章”的初稿题目相矛盾。可见介绍的内容只能是1943年修改后的稿件。39
　
　　二是毛为政治局起草的“历史草案”，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始于“九一八事变”，这正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上台之后。“历史草案”开宗明义还指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40　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博古为代表而不是王明，因王明这时已出国。毛泽东1942年2月21日同王稼祥覆电周恩来，仍坚持对过去路线这种分期的看法。电文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41　直到1943年1月，“任弼时在大会（指西北局高干会）的讲话中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42
　
　　三是从1941年“九月会议”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的头一阶段，对王明的批判基本上还限于抗战初期的右倾问题，并没有同第三次“左”倾相联系。而且，不单是从博古路线变成王明路线有一个过程，就是王明抗战初期的几个非路线的原则的错误，升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升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到“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也都是经过了好长的时间。
　
　　整风开始，毛泽东把第三次“左”倾路线命名为博古路线，其实这一定性倒是比较准确和切题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时候，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王明等已离开上海，由他们二人指定并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执行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博古这时只有二十四岁，既未做过多少实际工作，又未担负过什么实际领导（此时还不是中央委员，只做了几个月的团中央书记），其水平可想而知。43　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还批评说，此人比较刚愎，又比较懒（不大看材料），但却分工起草对下的指示文件，因此毛泽东批的“九篇文章”中就以他的为最多。其次，博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采取了压制和排挤态度，如批准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先后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剥夺毛的党权和军权，只让他去后方作没有太大权力的苏维埃工作（后来他干脆请假养病）。第三，博古一进苏区就掀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让李维汉查组织、追后台，目的在于把毛泽东给套进来。而且后来还想送毛泽东去苏联养病和在五中全会上去掉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因国际不同意而未果。第四，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极左政策、加上打仗又全靠李德的瞎指挥，因而导致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仓皇长征。而且直到遵义会议，博古还不承认错误。第五，组织上违背集体领导、搞家长制，后来更“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44
　
　　当然博古标明的是执行国际政策，但实际上他在有些地方比共产国际还“左”。当1932年后法西斯威胁增长，国际政策已开始调整时，中国党的政策还是继续向“左”倾。所有这些，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博古也是完全承担责任。他在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45　毛泽东直接受博古压制，受气数年，对他的意见也最大。所以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斗争矛头已主要移向王明时，毛泽东也并未放松博古。1943年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46　而且直到最后也还把博古放在同志圈外。1943年12月28日以政治局名义发给各地党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47　这时不但参加高级班学习的不少人提出王明、博古是党外问题，而且中央文件也不以同志相称了。能否保住党籍已成问题。《博古传》中也说，“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48　如果说，王明是由于态度不好引起公愤，而且还有个国际背景和历史问题（被捕过），那么博古恐怕就完全是由于博古路线了。毛泽东对那几年受他的气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四，清算第三次“左”倾为什么迟迟未针对王明
　
　　现在几乎一切党史著作，在讲到延安整风时，都说是为了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或者简称“王明路线”），肃清它的影响。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不但全党普遍整风中始终没有提到过王明，就是政治局整风也是最后才提到他的“左”倾错误问题，而且提得比较笼统。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不能排除有共产国际的因素。这点下面再说。现在先谈直接有关的几点。
　
　　（一）对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路线的估计
　
　　1941年“九月会议”认定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看法大约一直保持到1943年的第二次“九月会议”开始。既然如此，也就不用特意去清算王明在四中全会前后的帐了。及至“九一八事变”后犯了路线错误，这时他已离开中央去当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了。对四中全会看法的根本改变，是第二次“九月会议”蹭。在康生作批判《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而作的煽动发言后，毛泽东才提到，“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49　直到1945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才正式通过决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50　至于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讲“两个宗派”的发言中，把四中全会说成是“篡党”、“夺权”，则明显带有偏激情绪，前后也有点矛盾。如前面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了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接着又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51　既然四中全会后才有这个“宗派”，而且头子是博古，那王明怎么能成为“最主要的”？还有刘少奇批判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52　也显得“左”得过火。本来，我们在前面对四中全会已经谈过一些看法，但鉴于有关的偏激之说至今在党史界仍占统治地位，例如胡乔木就坚持“四中全会是夺权”，53　所以这里还得再谈两点。一是四中全会从召开到定调都是米夫一手操纵的。米夫既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而来，从政策路线到重要人事安排，恐怕他不但需要秉承国际意志，还得照顾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意见。例如他是奉命冲着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来召开四中全会和改组中央的。但情况却是，“大会对‘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的提案单独交付表决。18人不同意，6人同意，提案被否决，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也不能不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54　另一方面，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员必须“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55　所以李维汉说，米夫来到中国，说王明等人是正确的，“政治局同志的态度就都转变了”。56　既执行国际指示又服从多数意见的四中全会，怎么能说成是“篡党”、“夺权”，夺谁的权？二是上文已讲过，四中全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完全抹煞，因为毛泽东在“历史草案”中指出的那些“主要的根本的方面”依然存在。即以组织而论，在选出的九个政治局委员和七个候补委员中，至今明确说成“教条宗派”的好像也只有王明一人。而且国际远东局提出选他为候补常委，还因周恩来的建议而没弄成，仍然让他只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央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和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六人中，连一个“教条宗派”中的人也没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王明这么一个角色，只进了政治局和代替刘少奇任江苏省委书记，竟单枪匹马地一下子篡了党，迅速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宗派”中央，不知其他十多个人是否和为什么会那样盲目地跟他走。而且控制了中央码头的这个宗派也没有将该派的积极分子博古、王稼祥等补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反而除王明外补选了刘少奇等四个不属于该派的人为中央委员，刘少奇还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也继续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57　这样一个中央组成，怎么能说成是“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毛泽东语）？这是否过分夸大了王明的能量而抹煞了其他中央领导成员的作用？如果没有四中全会，刘少奇怎么能当成中央委员，还和毛泽东一起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又怎么能算成“罪恶”？

　　（二）内战后期毛泽东受排挤不是王明之过
　
　　在内战后期，毛泽东曾直接受博古的压制和排挤，同王明并没有什么历史纠葛，而且还得到过王明一定的支持和保护。毛泽东记怨也记恩，既容易感情用事，也善于藏而不露，所以对王明回国后一年的某些作为，他也能照顾到当时的形势和王明的身份，采取温和态度。现在许多党史著作上说，内战时期毛泽东如何受到王明路线甚至王明的打击，其实都只是空洞的言词而列举不出什么事实。王明经过四中全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那几个月的工作重点还在江苏省委（曾有一阵称江南省委），特别是在上海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和进行人事改组。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又过了两个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已无法在上海工作。王明就乘机要求也获准去共产国际当中共代表团长。他和毛泽东从没见过面，互相并不了解，在这一短时间里也无工作上的联系（四中全会后苏区工作分工由周恩来管）。王明到莫斯科后虽然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也就是国际的路线），但没有见到他反对毛泽东的事例和言行。李维汉几十年后还特别提到他在莫斯科期间没听王明说过毛泽东搞右倾机会主义。58　在工作上，王明上有国际的节制，对国内也只能通过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怎么可能远在莫斯科搞出一条“王明路线”？而且事实上，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一般都知道总书记博古，却很少人知道还有个王明。我们在前文中就曾举例说，连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的罗瑞卿都没听说过王明。更应强调的是，王明同博古的关系和对毛泽东的态度后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起初他支持博古中央及其对毛泽东的批评。但从1933年国际开始调整政策起，他因近水楼台，又感觉敏锐，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则既闭塞，又刚愎，反而落到后面。所以此后两人就开始出现政策上的分歧。王明不但在同康生发给国内的电报或信函中，而且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批评博古中央在土地、富农、工商、劳动等政策上的过左倾向。
　
　　另一方面，王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下，从1934年起改而对毛泽东采取了某种支持和保护的态度。例如1934年4月20日王康（王明和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的“严重弱点”，实际上促使反“罗明路线”停了下来；以及同年8月2日王康致函中央，批评五中全会的某些问题等。59　共产国际反对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领导和送他到苏联养病，以及对五中全会撤掉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不满等，都是王明传递的。60　而且王明还在一些场合突出宣传毛泽东，如在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的发言中，赞扬毛泽东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在他列举的中共领导人名单中也把毛泽东排名第一，博古反倒排为第十二。在党的战略转变中，王明更是中共领导层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猛批“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中提到王明时也说“八一宣言还能考虑”。61　这些都说明，第三次“左”倾亦即博古路线时期，功过相抵，王明没有太大辫子可抓。他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1937年回国以后，即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那人所共知的右倾和对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但还是对他采取了温和甚至保护的态度。例如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王明作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作结论时仍然说，“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62　就是1941年“九月会议”上层整风开始，集中清算第三次“左”倾（后来党史上通称王明路线）时，受批判和作检查的主要还是博古、张闻天、李维汉等人。王明不但未受到多大冲击，他在发言中反而以正确自居。毛泽东这时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是检查抗战初期的右倾问题。在王明倒打一耙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只算抗战初期的账，宣布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在准备的《讲话大纲》中，“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63　此后就没有再多谈王明的问题，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可见，整风头两年，不但没有人提出王明“左”倾路线，而且批判第三次“左”倾也都没有针对他。应该说，这绝不是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疏忽。
　
　　五，王明路线的出现和定型
　
　　在延安整风中，提到王明路线，只是1943年后且限于上层的路线斗争。至于中层以下，在整个整风过程中也没听说过王明路线这个词。向全党和公开提到，更是建国以后的事了。而且就是上层，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大批王明的时候，开始提的王明路线也并非后来党史著作中讲的王明“左”倾路线，还限于抗战初期的右倾，只是把1941年还说的“不是路线的错误”给他升级为路线错误就是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就对王明路线的批评来说，事实上早在7月中旬就已开始了。”这是指194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但也还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64　过了两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极为严厉地指名批判了王明，说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并提出警告，“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65　此后的发言，包括林伯渠、叶剑英、朱德、周恩来等，都按毛泽东定的基调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时，才“第一次在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右倾投降）路线”，并概括其特点为四条。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66
　
　　这些情况都说明，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开始，对王明的批判虽已由“原则性的错误”升为“路线错误”，但都是指的抗战初期。而且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赌注中央正确路线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恐怕也不象后来分得那么清楚，否则为什么至今不能公开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的报告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以及任弼时1938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大纲》（4月14日）和《补充说明》（5月17日）。至于苏维埃后期“左”倾的路线错误，名称从博古路线变为王明路线，又是稍后的事了。
　
　　根据现已公布和可以看到的文献，首先把王明推向犯第三次“左”倾路线前列的是康生。如前所述，第二次“九月会议”头三天，集中批判的还是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9月13日会议继续举行，康生第一个发言并提出新的问题。他说，“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6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评论这一发言，说它“显然含有严重错误”（如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并说“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68　前者姑置不论，“发生了较大影响”大概是事实，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有两点。一是他的发言实质上提出了王明“左”倾路线问题，纲领就是那本小册子。二是四中全会是错误的，第三次“左”倾不能从“九一八”算起，而应该从四中全会算起。几天后才是毛泽东着重谈“两个宗派”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就提到我们上面认为不好理解的“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王明”，以及“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等。他在10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中更明确提出，“过去，王明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69　在此期间，周恩来、刘少奇等在发言中也都狠批王明的小册子，并彻底否定四中全会。及至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已正式提出“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同日以政治局名义发的指示，还特别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将“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等。70
　
　　从这些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短时期内，对党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评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次“左”倾从博古路线正式变成王明、博古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从博古变成了王明（博古作第二遍检查时已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71　），四中全会从“基本正确”变为“只有罪恶”。这些变化起因于康生，所以毛泽东在事后很久还说，“四中全会的错误是康生同志发现的，不是我的功劳，四中全会决议归根到底是反右，不是反‘左’，是错误的。”72　但是康生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恐怕绝不是他个人一时所想。有些延安时期的同志早就议论，根据康生的为人、他当时的地位与职务、他同毛泽东的工作与私人关系，以及休会几天和他发言完毛泽东接着讲等情况看，大概可以认为，他们两人事先进行过商议和讨论，康生的意见是先摸准后表达毛泽东的想法。这就使这位王明当年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变成了反王明的英雄。（未完待续）

　　注释：

　　34　见前引《＜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35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2，963页。如前所述，《决议》中点名是建国后出版《毛选》时修改加上的。
　
　　36　毛泽东在1943年“九月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3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页。
　
　　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01年版，第70页。
　
　　39　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2－232页。
　
　　40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页。
　
　　4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5页。
　
　　42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310页。
　
　　43　参阅《博古传》。
　
　　44　毛泽东语，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45　《遵义会议文献》，第104页。
　
　　46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整风五十周年》，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47　转引自《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82页。
　
　　48　《博古传》，第453页。
　
　　4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0页。
　
　　5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3页。
　
　　5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7页。
　
　　52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5页。
　
　　5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54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21页。
　
　　55　《六大以来》（下），第1页。
　
　　5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3页。
　
　　57　有关四中全会的情况，参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00－201页；《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19－421页；《周恩来传》（一），第275－285页。
　
　　58　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5页。
　
　　59　分别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评传》，第226－227页。
　
　　60　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0页。
　
　　6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页。
　
　　62　1938年11月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520页。
　
　　63　《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633－63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2页。另见《延安整风实录》，第86页；《任弼时年谱》，第410－411页。
　
　　64　见该书第282－283页。
　
　　65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56－257页。
　
　　6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75页。
　
　　6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5页。
　
　　68　见该书第286页。
　
　　69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0－261页。
　
　　70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第262－282页。
　
　　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72　1965年毛泽东关于印尼局势的谈话。
　
　　摘自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