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从“博古路线”到所谓“王明路线”（下）

　
　　六，博古路线为什么和怎样变成王明路线的
　
　　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受委托起草“历史草案”和他所写《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都对这条路线定名为“博古路线”，并有比较详细和具体的叙述。1943年“九月会议”后改名为“王明、博古路线”，但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柜架，时间也还是从博古上台后的1931年9月算起。毛泽东不但在早时起草的“历史草案”上说，“左”倾路线的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且1943年9月13日讲话也还是说，“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73　就都是指“九一八”以后。而这个时期，王明已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许多问题实际上和他沾不上边。1933年后他还在不少问题上批评博古的“左”。他宣传毛泽东，但却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王明换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头子，就得有个说法，而这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共党内斗争中倒是很容易解决的。于是，就有了“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74　的定性，并强调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作用。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甚至说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在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那本小册子。75　胡乔木也说，“历史问题决议对四中全会的说法，是同王明的那本小册子联在一起的。可以看决议，决议对四中全会本身并没有说什么，但它说这个会议批准了王明的那个代表党内‘左’倾思想的小册子。”76
　
　　改称王明路线就是因为那本小册子，问题也实在太简单化了。王明的小册子既未经中央会议通过，也没在作为正式文件下达，怎么就能起那样大的作用。难道王明路线的定名就只是因为那本并不出名的小册子？根据我自己在延安整风前后的所闻所见，那本小册子的名声和地位完全是同命名王明路线一起被人为地抬高的。现在一些党史著作还把延安整风、编印《六大以来》等问题或多或少地和那本小册子在延安的再版联系起来，大概也是从有意制造变成人云亦云，后学者只好信以为真了。即以四中全会的决议而论，那完全是米夫起草的。从时间上看，1930年9月举行三中全会，10月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指责立三错误是路线问题，批评三中全会搞“调和主义”。有人提前将来信内容透露给了王明。王明即根据国际来信的精神，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赶写出那本原题《两条路线》的小册子。77　而且从整风前后的情况看，就是中央许多领导人阅读这本小册子也都是在1943年批判王明时的事（这是出自许多人发言时自己的表白），还没有看到哪个人说四中全会前看了这本书及所受的影响如何。也很难说米夫看过王明的小册子。即使看过，专为贯彻国际精神而来的代表，竟撇开国际十月来信，而批准一个据此赶写出的小册子，也实在说不大过去。所以连王明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叫“王明路线”。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奉命找王明谈话劝他检讨。第二天王明致信周恩来提到，即使假定四中全会决议为路线错误，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78　至于“王明路线”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文件上正式定名，因未作调查（只是近年来一些当年在延安的老同志谈起，都说整风时以至建国前都从未听说过“王明路线”这个名词），无法判断，但胡乔木讲的博古上台后仍称王明的三条理由，却并不足以服人。

　　“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80　这里并未讲出王明是怎样把博古搞上台的。而毛泽东后来的提法却是，“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81　胡乔木自己的说法也是，“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组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82　实际情况大概只能是，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是由周恩来、王明同国际远东局一起商定提出名单，并报经国际批准的；或者本来就是国际（这时米夫主管东方部）的主张，国内领导人不能不服从，正像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拱手把苏区的领导权交给赤手空拳的博古一样。而且按胡乔木的说法，四中全会既为“王明一派人”所把持，米夫又是后台，那为什么没有把博古补选成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83　即使改变原来所说第三次“左”倾路线始于博古上台后，而按后来说的始于四中全会那会前写信反对三中全会也是博古和王明联名的，“一脉相承”又从何说起？“承”的是什么？另外，米夫在四中全会前即已来华，会后又留住几个月，前后都在直接指挥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执行的路线是继承国际代表米夫还是王明，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这更是源流颠倒、本末倒置。四中全会搞的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套，王明正是根据这一套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写了那本小册子的，现在到了共产国际反而不执行国际的一套却在搞四中全会的一套，这能说得通吗？如果说两套本来就是一套，那这条理由就更站不住也毫无意思了，而且并不完全合乎实际。因为1933年后，博古在不少方面还受到王明的批评和指责。党史书上虽然通常对此不提，但总不能否认这是事实。
　
　　由此可见，胡乔木所提命名王明路线的三条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有的党史著作，为了证明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的说法，还强调整风前王明作为理论家在延安名噪一时，受到一般干部的崇拜；还说理论是王明等留苏学生的“专业领地”，连毛泽东也“尽可能不去涉足”。其实，这些说法大多是以讹传讹或传抄中的夸张和臆造。事实上那几年正是毛泽东理论创作的高峰时期，写出的理论著作最多。当时党校及其他机关学校（例如我们抗大）的干部学员们普遍欢迎来作报告而且作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至于王明，既无什么理论著作，也没多少文章，六中全会前又很少留在延安，六中全会上已受到批判，怎么可能在延安名噪一时呢？他在1940年再版的那本小册子也并没引起多大注意。引起注意（也只是上层领导）还是1943年“九月会议”受到批判后的事。起码当时最大的学校抗大，在我们这些训练部从事理论教学的同事们中，并没有什么人把王明当作理论家崇拜。也许正是这些情况，加上是共产国际回来的人，使批判教条主义没有拿王明开刀，张闻天反倒首当其冲，王明竟还能落井下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王明列为错误路线的头子是因为他有野心，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连胡乔木也说，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84　这点也许有一定道理，但那只是一时的事，而且属于人们的猜测。因为王明一回来在十二月会议上提的名单就把毛泽东列为第一，并且针对毛的不安，还极力表明他“决无‘夺帅印’的意思”。照张国焘的观察，“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注：总书记）而代之的意向”。85　张闻天后来也感到王明“暗中打击他”。86　1937年回国后，王明确乎表现得不可一世，总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十二月会议”上唬住了大家，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并作检讨，如说，“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87　会议不仅一致通过王明的报告，委托他起草“决议”，而且还决定王明作七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只作工作报告（六中全会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1940年，根据季米特洛夫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1943年中央决定改为刘少奇）。88　但斯大林和国际实际上并不支持王明（可能是一则看出王明不是当领袖的料，二则他在中国毫无基础），大约在他回国前的谈话中还作了交代。所以他虽然显得目空一切、派头很大，但终究未敢自封领袖，还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一定尊重和照顾（如“十二月会议”上的批评未点毛的名）。但是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特别是武汉时期的表现，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担心，以致说出这一时期“中央已名存实亡”这样偏激的话。不过这种担心到六中全会前夕就已基本解除，因为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领导要以毛泽东为首的谈话，从而使王明完全抢劫了竞争的资本，再加上他近一年的表现还引起领导层的普遍不满。王明倒也乖巧，随之迅速改变态度，不担拥护毛泽东为领袖，还成为中央领导层中称毛为“伟大的理论家”和号召学习毛泽东的第一人。从此，毛泽东就基本上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是博古、张闻天也不是整风的主要目标，首先拿他们开刀和狠批他们的教条主义只不过是为了造成声势以扫清统一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的障碍和实现统一组织（领袖的绝对权威）、统一行动（领袖的令行禁止）。所以有的研究延安整风的书上直截了当地说，“可见，就整风运动的最初目标而言，毛泽东既不是针对已经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针对一般党员群众的，他的基本目标是那些手足有权的领导干部。”89
　
　　王明作为整风对象在1943年的迅速升级，即不仅抗战初期的右倾被上纲为路线错误，而且还被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衔者，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第一，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贪功诿过，已引起大家的不满，紧接着还自己跳出来公然反对中央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这年10月初，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针对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和皖南事变后准备和蒋介石破裂的倾向，提了15个措词严厉的问题。王明得知后，以为国际要和毛泽东摊牌，他可以乘机捞一把，于是在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和第二天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都发表了全面反对中央现行路线的意见，批评党的方针过“左”，提新民主主义不妥，并决心与中央急诊到底，到共产国际打官司。后来由于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人员的揭露下，王明即称病不起，他的问题也就旆了。但他这一闹，却撕掉了拥护毛泽东的伪装，还把自己置于毛泽东和中央的对立面，特别是反对到毛泽东思想的要害新民主主义论，这在整风以后领导人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显然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问题只在于时机。
　
　　第二，他的态度不好，还搞小动作。从延安整风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者的表现和态度都是个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王明在这方面可说是表现最差，不仅对自己错误拒不检讨，倒打一耙；还私下串连，挑拨离间（这点最使毛泽东恼火）；以及向共产国际告洋状、求干预等。其实毛对他本来还是相当宽容的，在很长时间，都是只要求他检查和交代抗战初期的错误。但他大概总以自己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且国际一定会为他撑腰（所以一见季米特洛夫上述电报，就反攻倒算）。殊不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拥有政权、军队的大党，国际不能再像当年对波兰、朝鲜等小党那样，可以宣布解散，或任意更换领导。何况这时苏德战起，国际以反法西斯为么一要务，对中国党的事务也很难过多干涉。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对国际表示尊重，尽可能接受某些意见；另一方面在党内问题上，包括对王明，先还有所照顾，后来就不大客气了。结果就形成了顶牛局面。王明的态度越是转不过弯来，这边的批评就越厉害，上纲越高，王明也就越过不了关。不但整风后期是如此，就是整风结束后几乎每次中央会议他都要挨批。建国后好久，他的问题也没有结束，一直被揪住不放。可见中国党对检讨反省、认错“缴械”是多么地重视。所以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还做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同年10月26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又提出王明同志尚未按照中央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不久他也就籍口治病去了苏联。
　
　　第三，由于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顾虑大为减轻。毛泽东常说（有许多人还为之渲染），他长期和国际对抗。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毛对国际是一直很尊重的，如有意见分歧，多是他自觉或被迫放弃原来主张（如西安事变时的审蒋除蒋、皖南事变后的准备国共“根本决裂”和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等），转而执行国际（实为苏共）意见。90　因此，整风期间处理一些问题，包括对四中全会和王明的看法，连胡乔木也说，“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91　这就是为什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年多以后才见报（并非胡乔木和一些党史学家所说是由于管宣传的人不重视）、以批教条主义开始的整风运动在苏德战争后才启动，等等。因此对于王明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因为王明不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国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是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运。对于这样一个来自国际的人，进行公开批判恐怕总得十分慎重，特别是批判内容还与国际有关。所以对1941年10月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等批评王明时引证几位国际领导人的话，毛泽东都特意叮嘱大家不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92　王明生病后一年多也没有再提他的问题。可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缍宣布解散了。此后毛泽东虽然还保有强烈的国际主义传统观念，也需要照顾和苏联的关系，但总有点像苏方联络员报告王明的估计，“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公了一口气。”某些“国际派”的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93　不管怎么说，国际解散后，在处理王明的问题上是可以比较放手得多了。毛泽东自己后来就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94　了。再加上皖南事变以后，毛泽东对国际的干涉和掣肘有所不满，这当然影响到以国际为后台的王明，更要把第三次“左”倾路线同他联系起来。事实证明，王明的担心和估计并非杞人忧天。如果不是后来情况有变，包括整风中的过火斗争和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已引起广大干群的不满，特别是季米特洛夫1943年底以“个人”名义来信，明确提到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等，王明到底会怎样处理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毛泽东第一次复电还说，“在我看来，王明是靠不住的。”并提到他被捕过以及同米夫的可疑关系等。但第二次复电已改为党内团结的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95　此后，“毛泽东没有再提王明‘反党’问题。不久，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党内的问题。”96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特意让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排名在博古之前。
　
　　第四，是当时的气氛，即肃反和路线斗争、以及上下左右的互相影响。胡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当然这里康生起了关键的作用（引者按，这是党史界后来的普遍说法，事实上康生再坏也不可能起”关键的作用“。对此前面已作评论），但是，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97　胡乔木讲的“紧张”不知是什么意思，但根据我们下面干部的体会，就是整风中的过火斗争、无限上纲，进行围攻、强制检讨，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矛盾性质的转化。可以想象，一方面是从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特（这是普遍现象），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搞逼供信，大轰大嗡地进行“抢救”；另一方面怎么可能做到和风细雨，在民主的空气下清算路线错误。所以胡乔木也不能不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整风运动“很民主”；98　一方面又说对毛泽东“很不恰当”的批评，“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99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许多人提出了王明和博古是党外问题，而且王明还被捕过，他的恩师米夫已被苏联处决。上述各种因素，就使第二次“九月会议”对他的批判急剧升温，定性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第五，还有王明博古两人的不同表现和最后结局问题。本来毛泽东在苏区是直接受博古压制，所以对博古的气最大，但后来由于王明和博古表现极不相同，所以一大半气也就转到了王明身上。例如在整风期间，正像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作报告时所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100　而博古呢，一方面对所犯错误（无论过去的路线错误，还是来自对当前工作的批评）进行虚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一方面对分配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有些人说，整风后博古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长，连对当毛泽东秘书才一年多的胡乔木的领导（1942年凯丰生病，胡乔木奉命替代中宣部长101　），也都能很适应。他对工作不讲价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因飞机失事牺牲，成为一位著名的“四八烈士”。正是由于后来的态度，人们对他多表谅解和同情。王明则不然，建国不久即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对他还比较照顾，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他却远托异乡，不思回国。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还参与反华活动，并于最后出版了一本反党的《中共五十年》，使他的面目彻底暴露。这样，一个成烈士，一个变叛徒，于是党史上的“王明、博古路线”就完全变成“王明路线”了，一般已很少再提博古的名字。由此可见，王明之成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衔者，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整风后的态度。如果他能进行深刻检讨，真诚拥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结果王明路线还是成了个符号，许多与王明无关甚至王明不同意的事，也归之于王明路线并成了铁案。

　　七，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有没有个王明路线和什么是王明路线
　
　　讨论从博古路线到王明路线的问题，原是想探索什么是王明路线、为什么叫王明路线、王明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推行中究竟起了哪些足以和他名字联在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王明教条主义的具体内容，等等。但是说老实话，这些问题实在不容易弄清楚，结果仍然是以前的老印象，就是王明路线多半是个模糊概念，只能人云亦云。上面已经讲到，连胡乔木滑自相矛盾，一般党史工作者就更难说清了。因此，我以为把1931年到1934年的“左”倾路线定名为王明路线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总不能把一本既非正式文件，又没有多大影响和没有多少人看过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整风中在康生未提出前并无人提起，而且还肯定四中全会基本正确，都可证明）称作一条路线。何况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归之为王明路线显得实在牵强。如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02　其实，对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的态度，在苏区的许多过左政策，五中全会以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是很难挂在王明的名下的。
　
　　而且王明驻国际期间的作为也委复杂，除执行国际先“左”后有些右的错误政策外，也贯彻了1933年后经过不断调整的许多正确方针，如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起草了《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征得宋庆龄、马相伯、鲁迅等千余著名人士的签名）以及《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由于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极大，所以称为博古路线或王明路线都不合理，最好还是恢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提法。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条路线并不是他们哪位的发明创造，挂上他们不管谁的名字都没有道理。毛泽东自己就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赤的。”103　原来胡乔木说由于博古路线是从王明那里（主要是那本小册子）来的，所以改称王明路线。现在又说王明的两套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那是否又应改称“斯大林路线”了？当然，毛泽东也经常说，外国人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自己要照搬，又怨得谁人。可是不能忘记，中国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对国际必须绝对服从。否则，毛泽东为什么也要服从博古、李德，交出党权、军权，跟着长征呢？
　
　　（二）党内斗争和党史研究都应该讲科学
　
　　延安整风以来直到现在，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党内斗争不大讲科学，随意性很大，致使党史这门学科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违背事实、不讲原则、以人划线、因人而异、改来改去、前后矛盾。无怪乎一些人反映：党史教员觉得难讲，学生则是不愿意听。即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路线这个问题而论，就不像一个科学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倒像一个可以随意用来惩办持不同意见者（有些是错误的，有些还是正确的）的工具，说不好听点就是用来整人的棍子或帽子。例如原来肯定四中全会基本正确时，曾逐条摆出几个“成功方面”；后来认为四中全会“只有罪恶”时，既没提出什么新的论据（只有一本王明小册子），也未否定那些“成功方面”，正确路线就一下变成了错误路线。对此，胡乔木还有所解释，说因为：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经过编《六大以来》，认识才有所提高，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等。104　就算说得通，那第二次王明路线就很难解释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完全清楚，中间并无重大发现，怎么1941年说的几个原则性错误，还特别注明不是路线错误，到了1943年就一下子变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次变化，连胡乔木也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毛泽东不仅讲武汉时期王明是路线错误，而且还提到以王明为首的宗派又一次篡权。105　现在恐怕很难找出有几个党史学家敢于和能讲出武汉时期参与王明宗派版权和犯路线错误的都有些什么人。我曾听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一次路线错误，但这是个人崇拜和以人划线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大恰当的。这是一桩冤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已基本上给平了反。正是由于延安整风以来特别强调路线斗争，又搞乱了路线斗争，所以就使此后的党内斗争经常是非混淆，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给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不应在党史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
　
　　现在继续在党史中加深和制造个人崇拜，对国家对科学发展都是很不利的。延安整风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制造个人崇拜，而且把这变成一个原则问题，党史叙述只能以此为准，至于是否合乎事实倒在其次。以我们这里讨论的同王明的斗争为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基于王明的恶劣态度，为了对他进行帮助，（1941年）10月7日，毛主席偕同稼祥、弼时，找王明谈话。”106　照抄的就更多了，如：“为了对王明进行帮助，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107　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严厉责问的电报后，10月4日毛将电报交王明请他考虑如何答复。“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委米特洛夫复电时，他向毛泽东提出一连串责难。”108　另一本书上的说法是，“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109　究竟毛泽东等去找王明，是为了“帮助他”，还是为“商量回电”，人们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其他许多党史著作为什么要那样写？是作者真从研究史实中得出的结论，还是有意要改变史实，了解情况者大概也是心里明白的。又如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明明是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一再电中央书记处建议召开的；会议两项议程（抗战问题和准备七大）的建议，也是王、周、博电书记处同时商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的；为了不拖延时日能开成会，他们三人又向书记处提议会期为两天。110　但是正式的党史上却是这样写的：“王明（按：其余二人不知是作者们奉命还是自作主张地删去了）不但在内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在延安的党中央，例如他以通知性的口吻致电延安，单独决定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二天。”111　这种叙述总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吧，这样编写出来的党史恐怕不能说是信史。然而这类事例在党史著作中可说不胜枚举。大约可以说，党史书上之所以那样写，为的是进一步拔高崇拜对象和矮化批判对象。
　
　　（四）对党史教科书应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正
　
　　最后，历史问题能不能根据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正，还是只能如陈云说的“一锤子敲定”，112　后人不能再动了？这从学术上讲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否则要历史研究干什么。然而在实际中却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结论与评价，大约只能重复已有的论断和提法，有所修正就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党史的著作，大多是抄来抄去或作点通俗化的工作，很少看到有新的发掘和突破。长此以往，党史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是繁荣不起来的。以我们现在讨论的路线斗争问题来说，就很值得重新进行研究和修正，突破那些出于一时的利害得失考虑而设置的条条框框。例如为了要整倒所谓“教条宗派”，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已事过十多年，也还要提倡进行彻底揭发和批判；但对于涉及领袖和与我们切身有关的大问题，才过去不久（如“文化大革命”），就主张“宜粗不宜细”，从逐渐淡化到停止讨论。这就前后太不一致了。而且这种“一锤子敲定”和“宜粗不宜细”等原则，是适用于一时（说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还是应贯穿整个党史？是只适用于毛泽东，还是同样适用于其他人？这能不能作点明确的规定，使党史研究者心里有个准头。另外，对历史研究是否也得实行“人治”，即领导人一句话就可把多年的史实推翻。例如，博古、张闻天当过总书记，全国上下（书上、报上、课堂上）讲了几十年，但到1982年陈云一句话，从此总书记又在全国上下变成了“负总责”。把中共党史上的路线斗争夸张成十多次固然显得太滥，但说建国后一次路线斗争都没发生过，能说得过去吗？又如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共产国际或它的代表，那么能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重新定性和必要平反？总之，延安整风强调路线斗争，也正是从此以后路线斗争搞得越来越乱。整风期间，毛泽东讥笑“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老爷们”，说“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113　可惜，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和全党仍然没有弄懂路线斗争，吃了“乱斗法”的更大的亏。所以说，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很需要进行研究并加以清理，真正弄懂什么是路线和路线斗争，也还历史以真面目。
　
　　注释：

　　7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287页。
　
　　7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7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2，394页。
　
　　7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4－75页。
　
　　77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第138页；李维汉：《王明其人其事》，《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
　
　　78　《王明评传》，第407－408页。
　
　　7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8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83　这里引证的三条理由均出自胡乔木的同一次谈话，故不再另注。
　
　　8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8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5页。
　
　　86　见前引张闻天《反省笔记》。
　
　　87　《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507页；
　
　　8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89　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90　参阅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文献88－110页。
　
　　9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
　
　　92　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页。
　
　　93　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6页。
　
　　94　1956年9月29日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21页。
　
　　95　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2页。
　
　　96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18页。
　
　　9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
　
　　9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8页。
　
　　9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8页。
　
　　10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101　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21页。
　
　　10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页。
　
　　103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10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215－217页。
　
　　10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287，294页。
　
　　106　见该书199页。
　
　　107　《延安整风实录》，第83页。
　
　　108　李东朝：《王明到达延安之后》，载《百年潮》2001年第11期。另见《任弼时年谱》，第409页。“10月4日”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37页所记。《任弼时年谱》上写为，“日前，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交给王明看，征求他对如何复电的意见。”

　　10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1页。

　　11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3，404页；王玉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991年版，第519页。

　　11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113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45页。

　　（2002年3月15日完稿）

　　摘自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