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下令宣传刘介梅忘本回头

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2）


　　二

　　毛泽东从1953年2月16日建国后第一次到武汉，至1974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到武汉，居住时间短则十天半月，最长的一次达半年之久。他在这里处理党务国务，接见外国首脑、政要和国际友人。东湖宾馆因此有湖北“中南海”之称。

　　他住在东湖宾馆期间，都有哪些与之相关的人命运沉浮跌宕？笔者孤陋寡闻，只提及3个人：湖北黄冈县马庙乡农机站长刘介梅、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毛泽东与刘介梅从来没有见过面。但1957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东湖宾馆南山甲所汇报刘介梅的情况，引起他的特别关注。

　　1957年，在黄冈县委干部会议上，马庙乡农机站长刘介梅站出来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提意见，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水平提高了，只有鬼才相信。”现在“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又很少。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得农民拥护，最好取消统购统销。”还说“光上头喊合作化优越，哪优越，我看一点也不优越。”他在小组会上放了一通，又到千人大会上开了一炮（《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1页）。

　　今天再来看刘介梅的这些意见，句句都是实情。在并非兵荒马乱、又没有发生全国性普遍灾害的和平年代，农民吃不饱饭主要是制度上出了问题。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要求种粮的农民勒紧裤带过苦日子，用从农民嘴里挖出来的口粮到国外交换机器，偿还债务，进行对外援助；票证制度把广大民众的日常需求压抑到最低限度，整天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想过好日子是人的天然欲望，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却吃不到嘴里，而要饿肚子。他们对此有想法，不满意，有什么错？

　　在当时，敢说真话的刘介梅却受到湖北省委、黄冈地委、黄冈县委领导们的严厉批判。据介绍，1956年实行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刘介梅家人均吃粮540斤、油12斤。因此干部们对他做新旧对比，刘介梅心悦诚服，承认自己“忘本”，痛哭流涕。黄冈县委为了挽救刘介梅，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一边是解放前三代讨饭的饭碗、烂衣，一边摆着新衣、新家具（《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1页）。刘介梅成了极好的反面教材。1957年10月20日、12月6日，《刘介梅今昔生活展览》先后在汉口、北京展览。在汉口展览时，5天内有6万人参观，在北京半个月参观人数达10万人。

　　《刘介梅今昔生活展览》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今天已无从查考，联想到高举“三面红旗”时代普遍的弄虚作假故事，读者不难自己揣度。两年后，刘介梅所说的“恶果”充分显示出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口粮不足患浮肿病而死，即使是受到重点供应保障的城镇居民也吃不饱饭，大饥馑在中国大陆整整延续3年之久。

　　农民每年要有多少口粮才够吃？笔者在《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中引用了时任韶山公社书记的毛继生的说法：“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1959年9月17日，中央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就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更不要说农民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50年代的后半期，农民的口粮被不断压缩，以满足因工业“大跃进”爆发式增长的城镇人口及外贸出口的粮食需求。到了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农民不仅在公共食堂里吃不饱饭，就连外出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民兵在村口要道设卡拦截，只能眼睁睁地在家里饿死。被大肆宣扬的刘介梅家1956年人均吃粮540斤，与其解放前三代讨饭的饭碗、烂衣相比较的优势至此荡然无存。这时刘介梅本人是怎样想的？笔者无从揣测。如果他仍然“痛哭流涕”，是为自己的“忘本”哭泣呢，还是为自己说了真话却被别人批判而哭泣呢？当初批判他的黄冈县委领导人会怎样想，如果他们没有毛泽东、湖北省委领导人的特别供应，也可能吃不饱饭，还会为批判刘介梅的伟大成绩（展览都办到北京去了）而欢呼雀跃吗？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并非依靠票证供应制度支撑（参见拙文《毛泽东日常生活与票证供应制度》）。他爱吃的武昌鱼和红烧肉也都用不着拿着发给普通居民的鱼票、肉票去购买，却需要全力维护粮食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在东湖宾馆听到王任重的汇报后，他非常感兴趣，急调黄冈地委的姜一来汇报。

　　当毛泽东听完姜一的汇报后说：“这个故事好，你们可以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今昔生活实物对比教育，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好方法，群众性批评教育，是群众路线的根本。”

　　吸了一口烟，毛泽东继续说：“刘介梅不是黄冈的刘介梅，不是湖北的刘介梅，是全国的刘介梅，可以登报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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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了话，王任重立即执行。9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各地讨论“刘介梅忘本事件”，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3日，湖北日报发表题为《惊人的教训，可喜的转变》的社论和通讯《一个惊心动魂的故事》。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讲到刘介梅：“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说湖北省那么一个贫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领导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农业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102页）。这段话有两处不妥，一是刘介梅只是马庙乡农机站长，而不是什么区一级干部；二是说他“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不知根据是什么？如果说有了“新衣、新家具”就算是，标准太低。即使是按照丰收的1956年光景，刘介梅家人均吃粮540斤，也仅为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所说的当地普通农民吃粮标准的三分之二左右，还是比过去低，远远谈不上“翻身了”、“发家了”。

　　毛泽东对“忆苦思甜”很感兴趣。他于1959年回家乡韶山时呛白昔日同学、好友邹普勋的儿子邹长卫时也是这样。邹说：“每餐吃四两米。”毛泽东告诉他：“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至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粮食亩产比1949年以前还低，农民每天吃粮比以前数量还少，却不愿提及（参见拙文《1959年毛泽东回故乡，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

　　《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的作者章重讲述了这个故事，同时为了维护毛泽东以及湖北省委、黄冈地委、黄冈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正确，依然说“当时对刘介梅的思想讨论虽然有不尽妥当之处，但这种现身说法的忆苦教育，是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第103页）。刘介梅家祖孙三代在1949年以前是不是年年都出门讨饭，现已无从察考。但“忆苦教育”确实成为毛泽东时代经济效率低下，日用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困苦甚至有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挡箭牌”。笔者在“文革”期间多次参加所谓“忆苦思甜”活动，每每见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说着说着就控诉起“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光景。“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都在迅猛发展，像中国这样靠剥夺农民以取得原始积累，让广大民众过苦日子的情况却不多见。对刘介梅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抑制农民需求的一次舆论预演。1958年因地方干部频频“放卫星”、“报假账”致使国家征购粮、出口粮数量一长再长，其后农民因口粮不够吃而大批死亡的现象皆是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就连主持对刘介梅思想讨论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1959年也不得不反思：“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到挨饿了呢？”（《毛泽东在湖北》，第11页）。章重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称颂毛泽东、王任重、章一等各级领导人“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广大农民兄弟姐妹饥馑而死，让广大城镇居民半饥半饱，则显示出当时的中央和地方干部对广大农民生活质量乃至生死存亡的非“人性”态度。章重于2004年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时，依然没有放弃“革命牺牲理论”，为“忆苦思甜”教育方式辩解，可见从反人性到回归人性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