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与武昌鱼

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1）


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的故居主要是指“南山甲所”和“梅岭一号”两组房子，这本是专治1949年以后毛泽东历史的学者关注的话题。近日习总书记参观“梅岭一号”，见诸媒体的文字不少。笔者也凑一下热闹，谈点毛泽东与武汉东湖故居的事儿。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到武汉是在1953年2月16日，当时湖北省委接待仪制未备，没有专门为他修房子，遂下榻于汉口市委大楼后面的18号。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住过的房子，有“土暖气”，旁边有一排平房，给随行的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等领导住，每个屋里设了一个火盆（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60页）。2月18日毛泽东游览东湖，对山色秀美，水面浩瀚的风景备加赞赏。次日，他对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说：“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湖的北面，地势平坦开阔，南面层峦叠翠，东西两面，丘陵起伏有致，整个湖区，山水相依，自然条件绝好，是游览休息的好去处，特别是如此浩瀚的湖面，如此清澈的湖水，真是少见啊！”王任重告诉他，东湖面积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5倍（《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96页）。1954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北，邀请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李先念、李雪峰以及时任湖北省长的刘子厚再去逛东湖，显露出对东湖的特殊兴趣（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34页）。

　　本来，湖北省委在1953年的时候已经在东湖岸边修建了两座楼房，用于接待贵宾。毛泽东却对两座房子不买账，批评说：“可真让人不敢恭维，像一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轮船代替？人们为什么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还有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我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他所说的这两幢房子为了突出古代特色，在两层顶楼上扣着比两层楼还高的屋顶，乌黑瓦从房顶一直爬到房檐，远远望去，活像两只匍匍在湖边的巨龟（《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24－25页）。

　　1956年5月，毛泽东到武汉，入住风景秀丽的东湖宾馆“南山甲所”，这是一组新建的庭院式别墅，此后数年间他均下榻于此。1959年底，在东湖滨湖的一块高地的密林间修建了由3座房子组成的“梅岭一号”别墅。此后成为毛泽东在武汉的专用住所。

　　为什么刚刚修建了“南山甲所”还没两三年的功夫，又开建“梅岭一号”？

　　这与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出现的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修别墅的热潮有关。各地原先那些1949年以前修建的别墅，或几年前刚刚修建的别墅此时大都被视为不合适毛泽东居住，由更新的更好的别墅所取代。在北戴河，1954年建成北戴河别墅一号楼，1959年又建北戴河小别墅；在杭州，1954年刘庄刚刚经过大规模修整改建，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百度百科·刘庄》），1958年又在汪庄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雪松树丛，1959年投入使用（《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93页）；在广州，供毛泽东居住的小岛一号楼于1956年落成（欧初《毛泽东与小岛一号楼》，载《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几年后又在白云山下盖了鸡颈坑别墅，1960年初毛泽东带着秀才们在广州读书时就住在这里（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的住所从“南山甲所”改换成“梅岭一号”，也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曾谈到各地纷纷为毛泽东盖房子的不正常现象，从反腐败的角度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无人回应。

　　“梅岭一号”备受毛泽东青睐，成为除了北京中南海之外，他居住次数最多、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每年少则1次，多则3次入住于此，确实不同寻常。笔者认为，除了湖南、湖北在地理、气候和民俗风情上比较接近，自古号称“湖广”一家，令居于此地的毛泽东有故乡之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令其留恋东湖。

　　一是“梅岭一号”符合毛泽东对居所建筑美学的要求。1953年毛泽东游览东湖时就说过“大洋房比小平房好”，1957年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陪毛去苏联，发现毛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此后中南海丰泽园改造时即按此设计；后来毛搬去游泳池住也是因为“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这类青砖灰瓦、高大宽敞、庄严肃穆的建筑，几乎成为毛泽东在全国各地绝大多数专用住所的样版。曾专门考察过毛泽东多处旧居的杨庆旺先生也注意到韶山松山一号“风格与中南海的建筑有相仿之处”；蓉园一号“这栋小楼与东湖梅岭一号、刘庄一号大体相似”；郑州三所“八号楼和我见到那个年代修的别墅，如梅岭一号、刘庄一号、蓉园一号、明园饭店五号楼，外表大体相仿”（《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76、第561、第602页）。其中，除了刘庄一号楼、蓉园一号楼、明园饭店五号楼的修建、改建时间略早，韶山松山一号、郑州三所八号楼、庐山庐林一号、杭州汪庄、韶山滴水洞、武汉梅岭一号都是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建成的，外部建筑风格比较一致，当是参照设计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内部格局功能。曾任《南方周末》编辑的鄢烈山先生回忆他于1994年，东湖梅岭刚刚对外接待游客不久后参观的情景：“别墅区分梅岭一号、梅岭二号、梅岭三号，毛泽东住在‘梅岭一号’。禁区面积很大，警卫员，服务员，秘书们，来请示汇报的中央党政军大员们，当然都要地方住嘛。”“那次参观，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一座专为毛泽东建的冬泳馆。那年头没有恒温游泳池，冬天只能烧锅炉，挺费事费钱的。但介绍说，费那么大劲那么多钱，毛主席只游过一次！还有那个梅岭礼堂，建得也够大的，完全是为开中央全会准备的（万一主席哪天想在这里开全会呢），但是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开过什么全会。梅岭对外开放后，这里一度成为湖北省直机关借用的会场。我去参观那天，主席台前还挂着会标呢，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会刚在这里开过。”“在毛主席的住处，我看到了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的卧室差不多的倾斜的大木板床（我大学毕业的1982年，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允许我们参观），房间里有德国进口的大收音机，以及娱乐室里有供江青玩的从英国进口的台球桌……”（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事实上，由于“梅岭一号”完全是在东湖风景区这张“白纸”上建造起来的，其规格布局甚至比靠改建而成的杭州刘庄、汪庄更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欣赏趣味和实际需要。比较一下新修的庐山庐林一号、韶山滴水洞、广州南湖宾馆与改建的中南海菊香书屋、杭州刘庄和汪庄，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梅岭一号”别墅1号楼，毛泽东住，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及内庭院；2号楼，两层楼，警卫、工作人员住，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等；3号楼，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场所，有宽30米，长60米游泳池、舞厅及剧场等（参见烟波浩淼等《“梅岭一号”》）。建筑面积分别为：一号楼地上一层局部两层，3003.11平米；二号楼地上二层地下一层，6025平米；三号楼地上一层局部两层，4069.42平米（武汉建筑设计院陈焰华、张兵、张再鹏《武汉东湖宾馆1至三号空调设计》2006年1－5月设计）。室内空间宽敞高大，居住舒适。

　　二是“梅岭一号”符合毛泽东对居所环境的审美要求。据资料介绍，武汉东湖宾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东湖山水秀美，景观别致，风光迷人。东湖风景区共分为5大景区，目前已对外开放的有听涛、磨山、吹笛、落雁4大景区，景观景点100多处。33平方公里的水域浩瀚，12个大小湖泊，120多个岛渚星罗，112公里湖岸线曲折，环湖34座山峰绵延起伏，10000余亩山林林木葱郁，湖水镜映，山体如屏，山色如画。东湖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春季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夏季水上泛舟，清爽宜人；秋季红叶满山，丹桂飘香；冬季踏雪赏梅，候鸟竞翔（《武汉东湖－－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湖面比西湖大很多。毛泽东对浩瀚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居住的北京中南海，杭州的刘庄、汪庄，庐山庐林一号附近都有大片水面；广州小岛虽然靠着珠江，但因为经常有航船通过，马达声、汽笛声吵的很，江青入住时甚至因此暂时封航，后来改在南湖之滨再建别墅，就是为了满足在毛泽东这方面的需求。他常说：“一到东湖就睡的比别的地方好”。“文革”期间，毛家“生活大总管”汪东兴告诉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休息得好”是指环境幽深，远离闹市，门前一片浩瀚水面，庭院幽深，没有杂音打扰，“梅岭一号”堪称这方面的佼佼者。

　　三是为毛泽东“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久有在长江“中浪击水”之志。1955年初夏，他在听完湖北省、武汉市领导的工作汇报后，突然提出“我要游长江”，当时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反对。同年12月23日，他乘专列到汉口，又提出了游长江的问题。罗瑞卿、汪东兴等人极力劝阻，找出种种理由，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26日，他特意派来卫士孙勇与武汉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开始在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附近及汉水入长江之处试游，证明长江是可以游泳的。31日，毛泽东从长沙乘飞机到武汉，下午在长江中游了2小时零3分。以后又多次游长江，大多数时间是在武汉，并乐此不疲。

　　四是细心周到的服务。武汉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服务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第一，为保障毛泽东的饮食，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使用上了冰箱。在武汉“梅岭一号”的“餐厅里，最破旧的物什是一个小冰箱。毛泽东有个习惯，中午吃剩下的半盘菠菜，晚上还要接着吃。武汉的夏天很热，为了不让菜馊掉，宾馆就琢磨着弄个冰箱。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并不存在冰箱的概念，最后只好托北京医疗器械厂做了一个冷藏箱，箱内温度最低维持在6摄氏度，基本上可保证领袖吃剩菜不拉肚子。到了上世纪60年代，雪花牌冰箱问世，温度能控制在零摄氏度以下－－据资料，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冰箱才开始进入北京的某些家庭－－宾馆方面给毛泽东换上了新冰箱，可他只是问‘我的冰箱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冰箱找回来。”

　　第二，为了让毛泽东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看上电视，湖北台和央视同时建台，可以在东湖宾馆里收看电视。原西德共产党曾赠给毛泽东一套组合机，由电视机、电唱机和收音机组成，这台足有四个电脑屏幕大的机器是当年世界工业界的尖端产品（鄢烈山称之为“德国进口的大收音机”，是赠送的还是进口的，待考。见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1956年的湖北，还没有电视台，放在东湖宾馆里的这台洋玩意，一度面临沦为摆设的命运。为此，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找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筹建湖北电视台，一年后建成。有了电视台，没有节目，没有发射信号，电视还是没法看，直到1960年12月1日，湖北台终于开始播出节目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发射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

　　第三，专门按菊香书屋毛泽东卧室的床的样式做了床。毛泽东不愿意睡弹簧床、沙发床，而喜欢睡硬板床。一开始，东湖宾馆“曾经找了最好的木匠打造了一个弹簧床，没想到主席当天根本没有睡在床上，因为睡不惯，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后来，又特意做了一个长2.5米、宽2米的大木床，从床头向床脚倾斜。这样，晚上喜欢看书的毛泽东就算睡着了，书掉下来，也只是顺着床板滑到床脚，不会掉到地上，让他从梦中惊醒（《怀念毛主席－－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1994年参观过梅岭一号的鄢烈山先生对这张“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的卧室差不多的倾斜的大木板床”印象颇深。因为1982年他大学毕业时曾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也看见了相似的床（鄢烈山《何必过滤武汉“毛泽东故居”？》）。

　　第四，为他配备了专职厨师。毛泽东到外地，一般都有毛家“小灶”的厨师随行。如程汝明师傅就随毛到过上海、武汉，甚至毛泽东回家乡韶山也随同前往，参与了毛招待乡亲的宴席制作。各地有关部门也派厨师前来帮助工作。比如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跟随的不仅有程汝明、李锡武两位师傅，还有湖南省委、长沙市招待所、宾馆的厨师们。1966年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省委特别派招待处特级厨师石荫祥到滴水洞主厨。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为他服务的除了从北京随行而来的韩师傅、徐师傅外，还有庐山宾馆派去的陈里全和南昌滨江宾馆派去的敖师傅（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74－275页）。但在外地专门为毛泽东配备随行厨师只有湖北一处。东湖客舍（即东湖宾馆）特级厨师杨纯清说，他于“1953年受聘于中南行政委员会，作为毛泽东主席在湖北的随行厨师，多次为主席举行的国宴执厨担纲，在主席身边断断续续工作了6个年头。”（《毛泽东在湖北》，第314页）

　　由杨师傅身上还牵出了个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词是吃了谁做的武昌鱼后所写的“疑案”。

　　据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说，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武汉，第一次在长江中游泳，6月2日、6月3日又边疆两天畅游长江，6月3日晚，他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主席诗中写的武昌鱼是我做的。湖南人爱吃紫苏，主席吃的那道‘武昌鱼’是用紫苏米烧的，这条鱼是从长沙带来的。用紫苏烧鱼可以去掉鱼的土腥味，使这道菜别有风味”（《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6－7页）。

　　杨纯清则说：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在汉口王家巷码头登上“武康”轮，船到金口，毛泽东下水游泳，在沌口上船吃饭。“我替主席做了四菜一汤：清蒸武昌鱼、烧鱼块、回锅猪肉、炒青菜、榨菜肉丝汤。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吃了一小碗米饭，武昌鱼全吃光了”（《毛泽东在湖北》，第314页）。回到东湖宾馆后，毛泽东从客厅里走出来，对在屋外闲谈的杨纯清说，杨师傅哎，你做的武昌鱼蛮不错。后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幅，对杨说：“杨师傅，我刚刚写了一首新诗给你，要不要？不吃你做的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在湖北》，第315页）。

　　以上两个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毛泽东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到武汉的？程汝明说是乘专列到武汉。据他说，当时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但《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绘声绘色地描写了31日凌晨5：30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给王任重，说毛泽东6时从长沙起飞，7时20分到武汉的情节；并且讲了毛泽东看见武昌南湖机场休息室里有一座他的大型雕像，要求搬掉的故事（第76－77页）。当时陪着毛泽东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工地的工程局局长彭敏却回忆说，他们是31日早上8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做汇报的，似乎暗示毛泽东是乘坐专列到武汉的（《毛泽东在湖北》，第57页）。又支持了程汝明的说法。如果毛泽东不是乘坐专列到达武汉，为何他的专列31日大清早就停在武汉？笔者以为《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的说法是对的。据王任重“日记”记载，确有杨尚昆早上5：30分给他打电话，告诉专机到达时间之事（《毛泽东在湖北》，第6页）。至于为什么彭敏回忆说31日早上8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汇报工作，这辆专列是怎么到武汉的，还搞不清楚。

　　其次，毛泽东第一次在长江游泳是在上午，是在下午？杨纯清说毛泽东在汉口登上“武康”轮，船到金口，下水游泳，在沌口上船吃饭。杨说显然有误。湖北、武汉各级领导对毛泽东游长江，担心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水温太低。所以31日专门派人测量长江武汉段的水温。一般来说，室外水体受日照影响，在下午13时至15时水温最高。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说，“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毛主席就兴致勃勃地从船上下水游泳”（《毛泽东在湖北》，第58页）。《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书描写的更具体：已到11时半了……王任重对毛泽东说：“时间到了，请主席用餐。”并告诉毛泽东，“下午可以游泳，长江水温已经测了，摄氏20度。”……“下午2时，船至新亚码头。晒得黝黑，嗓子沙哑的王任重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毛泽东喝了一小杯茅台酒，悠闲地走下扶梯，孙能帮他在扶梯上抓牢蹬稳。毛泽东笑咪咪地左右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江水浸一下，使体温适应，然后两手一撇，跃入江中，舒腿伸臂，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第82－83页）。毛泽东在午饭后游泳的说法也可以从王任重日记中得到证实：“午后2时许，我们陪毛主席（杨尚昆同志也一起下水）从蛇山北边下水，一直游到汉口的丹水池附近”（《毛泽东在湖北》，第7页）。

　　其三，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词是在5月31日游长江当天写成的呢，还是在6月2日、3日两游长江之后，于3日晚写成的？这涉及到究竟是吃了谁的武昌鱼才触动灵感的关键。笔者认为，通常吟诗填词讲究词句、意境双美，需要反复锻炼词句，很费时日的。王任重“日记”说过，毛泽东的七律诗《到韶山》，“先是在韶山写出草稿，到庐山定稿”（《毛泽东在湖北》，第16－17页）。毛泽东写成《水调歌头·游泳》草稿后并不是不能示人，但一般是请诗友帮助提意见。环顾毛泽东1956年5月在武汉时，身边几乎没有一个诗家（王任重在韶山松山一号曾写过诗，水平不算太高），杨纯清师傅恐怕连诗词格律也闹不清爽。毛泽东在5月31日游长江的当天，就把自己刚刚写成、未经仔细啄磨过的词章送给第一次为他做饭的杨师傅，于情于理说不通。但说6月3日写成此词，也有令人不解之处。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晚8点我们请主席到省委大礼堂看楚剧。省、市1300多名干部集中在这里，一见主席到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在湖北》，第8页）。照此时间计算，毛泽东看完戏回到南山甲所怎么也快11时了，如果从此时开始填词，恐将通宵不眠。看来在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毛泽东是哪一天写出草稿，哪一天最终定稿之前，只能将其看成一个写作的过程，武昌鱼也是泛指，杨纯清师傅的清蒸武昌鱼、程汝明师傅的紫苏武昌鱼都可能与之有关。

　　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服务极为细心，如“主席办公室的台灯是经常亮着的，有两次灯周围都烤焦了，电工师傅就把电压由220伏改为了60伏，就算主席不小心碰到了电源，也不会被电到了”（《怀念毛主席－－－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又如东湖宾馆毛泽东“卧室中一张高大的沙发，也是依照中南海毛泽东坐的沙发做的。但毛泽东身高1.83米，坐在沙发上读书、批文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天热，皮肤上易起湿疹，王任重想了个办法，要东湖客舍将沙发上的弹簧垫取下，代之以海绵。又在海绵垫下挖一个孔，便于通风透气。使毛泽东每次来东湖客舍，都有一种身在自家的感觉”（《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97页）。

　　当然，有时毛泽东留恋武汉东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仿琴先生在《给东湖宾馆正能量补充点资料》的博文中曾有所提及，兹不辍述。（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