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告诫：到中南海跳舞，谁也不许和主席谈下放的事

回看血泪相和流——北大荒三人采访录之二

　　在大时代的风潮中，个人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无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的轰鸣中个人命运的悲怆回响恰恰是我们试图触摸的神经。它或许会使历史感到疼痛，但正因这疼痛，我们或许能够见到真正的鲜活的历史。

　　以下是北大荒开发时十万转业官兵中三个人的采访手记。作者是为了别的写作计划而进行的采访，所以完全是口述实录的形式。

　　石振芬

　　2001年12月28日，在大庆市东风新村石振芬家采访。

　　我是河北蓟县人，父亲只有小学三年文化，跑到北京给人钉鞋。但他很聪明，渐渐地发展起来，后来竟然管理一家工厂。我父亲有几房女人，我是他的四姨太生的。1933年，我母亲生了我，五岁前，我和母亲一直住在乡下。

　　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乡下到处修炮楼，烧杀抢掠。母亲带着我到处躲藏。有一次到一个叔伯嫂子家串门，为了躲避日寇的搜查，妈妈带我藏在秫秸垛和夹壁墙里。后来在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跑到北平去找我父亲。我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把我安顿在北京郊区一个县里住下来。

　　北平解放以后，我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这是一座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干部的学校，党的高级理论家如艾思奇、杨献真都给我们做过报告。朱总司令也到学校做过报告。我在“革大”只待了半年，被分配到军委工程学校。这座学校设在河北的张家口，原是日本人的一座军营。去了后，就参加了建校劳动，背砖，做泥瓦活儿，没少吃苦。我是49年7月到张家口的，9月份，来了一批上海、浙江的大学生。同学们革命热情很高，总上街头去演讲和宣传。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到街上扭秧歌，演戏庆祝。大家都是热血青年，对民族的解放和新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谁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

　　在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外语班。

　　1950年，军校成立文工团。我被分配到文工团。我本不想去，想好好学习外语，但组织分配，不去不行。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一生和文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工团里有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历和水平都很高。我原来读到高中二年级，在那里，是属于水平较低的。开始，军队文工团的工作就是配合宣传任务，扭秧歌、演活报剧、搭彩楼等。开始时，我想学一门乐器，但却被分配到戏剧班搞声乐。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没有上前线。各大队干什么互相不知道，一些保密工厂我们进不去。我就知道五大队的学员在学通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隔壁，能听到报话机哒哒的响声。

　　1952年，军委工程学校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迁西安，成立了西安军工学院，另一部分迁到河北宣化，成立了通讯学院。我留在了北京。

　　回北京后，正逢全军第一届文体汇演，我被安排到秘书科负责票务工作。文体汇演结束后，我们这些文艺兵一部分分到了总政，另一部分分到了军委公安军文工团。我到了公安军文工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到边防部队给官兵慰问演出。在文工团期间，全国各地的边防部队几乎都去过。

　　我在歌舞团当声乐演员。原来，话剧团想拉我过去。文工团话剧团大多都是首长的妻子。那时有一个误区，不会声乐器乐又没有舞蹈演员的条件就到话剧去，似乎能说话就可以演话剧，所以话剧团集中了很多首长的妻子。这些人文化水平低，到一起就谈孩子。我在她们宿舍住过一夜，全谈孩子。我很烦，觉得她们素质太差，所以我不愿意去话剧团。后来领导就动员我去歌队。他们认为我的声乐条件是个未开发的矿藏，我自己也想在声乐上有所发展。

　　那时，我们经常接待友好国家的军队歌舞团。像苏联的红旗歌舞团、波兰、阿尔巴尼亚的部队歌舞团也都来访过。每逢外国军队的节日，那些国家的大使馆都举行招待会，我们就被邀请去大使馆参加联欢。逢五一、十一的重要节日，我们还到天安门去演出或举办舞会。我们也经常参加中南海的舞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跳舞。去中南海参加舞会时，规定不许穿裙子和花衣裳，全穿军装，都打扮得非常朴素。只有在越南胡志明主席来访时，在公园搞游园联欢会，才让大家穿上花衣裳。

　　我和毛主席、周总理都在一起跳过舞。跳舞时，领导人也和我们聊天。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多到农村去，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周总理问我对未来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我说自己想上大学，周总理说：“人民军队就是一所好大学嘛，要在部队好好干。”我们感到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平易近人。罗瑞卿到我们那里去，正逢我们休息，他问：“大家都在干什么呢？”我们告诉他，有些人在楼上打牌。他问：“现在在排什么剧目？”我们告诉他，正在排《麦收之前》。下次见了面，就会问，那个《麦收之前》排得怎么样了？他和我们都很熟，就像朋友一样。

　　中南海的小型舞会，参加的都是毛、刘、周、朱，贺龙从来不参加。邓小平有时半夜来，向毛主席请示工作，然后匆匆离去，从来不参加跳舞。可是在北海高干俱乐部的舞会上，周总理去时，总是带上贺龙。

　　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经常见到“高干子弟”，他们家教甚严，非常朴素。毛主席的孩子穿着带补丁的蓝裤子，手里总是拿着书，在一旁悄悄地看。刘少奇的五个孩子大多穿着苏式的褐色的条绒背带裤。问他们的名字，总是很腼腆，不愿说。我们就逗他们。有一次，康克清带着孙子来了，脚上穿两只不一样的鞋，原来另一只磨破了，被警卫员拿去补。康克清怕孩子难为情，就做孩子的工作，说：“穿不一样的也很好嘛，只要能走路没什么不好嘛！”

　　那时，为了给官兵演出，我们经常到海防前线去，福建的大登岛、东山岛我们都去过。到东山岛演出时，为了防备美蒋的飞机空袭，总是先看好防空洞，一旦有情况，好及时隐蔽。美蒋特务为了刺探情报，装扮成解放军。为了防备特务混入岛上，驻岛的战士军装也不断变换。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文工团的人吃完了肉丝面，告诉那些想吃海蛎子面的暂时留一下。可是，海蛎子面还没做好，上面忽然来了命令，要紧急撤退。我们和驻岛的战士分乘十辆卡车，一直开到潮州。当时驻防的是48军，这次紧急撤退的原因，我们始终不清楚。但当时确实很紧张。我们的演出，一直到海防最前沿。大船靠不上去，战士们就到船边把我们一个个背到岸上去。我们这些女同志不愿让战士背着上岸，就纷纷跳进浅海往岸上跑。部队文工团全是军队作风，演出任务一下，即便刮七八级风，也要上岛。那就坐着机帆船去。一旦刮起台风，为了不被大风掀到海里去，战士们就抱着大石头不撒手，有一次我们被台风困在海岛上，六七天的时间，全吃肉罐头。

　　到了1958年，我离开了部队文工团被下放了。

　　原因有两条，一是我的阶级成分不好；二是个别领导对我有看法。前一条不用说，后一条也很简单。我们文工团有一个唱河南梆子的女演员，平时和我关系不错。她觉得光唱河南梆子不行，问我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说，你有唱河南梆子的基础，声音条件不错，可以向声乐方面努力。这本来不算什么，但是，团长却在大会上批评说，文工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民乐，可有人竟动员演员学习声乐，这是什么问题？结果我就被列入了下放的名单。团里一个叫金明的战友听说要下放我，心里不平，说：“石振芬是少有的戏剧女高音，这样的业务尖子怎么能下放呢？”为此她受到了严厉批评，并被勒令检查。

　　当时部队大量下放官兵和形势有关。一是彭德怀提出“背靠沙发”（指苏联），要大量裁军，二是边疆开发也确实需要人手。但是，下放的人不是历史有点儿问题，就是领导不喜欢，或者说“犯过错误”的人。因为成分问题，我已经受到过歧视。有一年，苏联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要到莫斯科去演出。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我被取消了出访资格。为此，我还当着政委的面大哭了一场。一个女孩子，这种沉重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知道自己要离开部队和战友了，心情非常复杂。1958年3月9日，我们到中南海最后参加了一次舞会。政委告诫说：谁也不许和主席谈到下放的事情。其实毛主席是知道的，舞会结束后，他还和中央警卫师文工团的几个女团员照了像，勉励她们下去好好锻炼。

　　当时我爱人也在下放之列，组织上动员我爱人到北京电台去。我认为他的声音条件不是太好，所以我劝他不要去。我还是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因此我报名要到北大荒去。政委找我谈话，要我再认真想一想，我的态度很坚决：我就是要去最艰苦的地方，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者。第二天公布了名单，到北大荒的人中有我。

　　当时去北大荒的军人很多，后来号称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军委往北大荒送人，特派一辆专列，总参谋长黄克诚到西直门车站去送我们，真是人山人海。虽都是军人，但来处不同，军阶有别。有的夫妻同行，有的携带家口，有师团级干部，也有炊事班长，普通士兵，但汽笛一声，车轮启动，我们都成了北大荒人。

　　火车到黑龙江省的密山县城一直走了三天。我们到北大荒来，一方面觉得自己被打入另册，多少有些委屈。但更多是受理想的鼓舞。当时苏联的许多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我们就是从那里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共青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对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影响非常大，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更好的明天，觉得越遥远越艰苦的地方越充满了诗意。在火车上，我们一路激情澎湃，歌声不断。队伍中除了我，还有几个女高音，如我的朋友，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妹妹胡心。我们唱《八月桂花》、《山楂树》、《深深的海洋》，唱朝鲜民歌《布谷鸟》……这些美丽深情的歌声，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

　　火车到北大荒的密山县城是晚上九点，下了火车，大雪壳子一尺多厚，冷风扑面，四野黑咕咙咚，只有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小灯，像一团鬼火。我们全都傻了，不知往哪里去。孩子哭，大人叫，呼喊声响成一片。身边响着唰唰的脚步声，我们只好跟着往前走。到了一个叫土台子的地方，大家挤进了一个大空房子。很多人挤丢了，找不到单位，也找不到亲人，四周全是陌生的脸。一下子到了这样的环境，有人开始抱怨。孩子的哭声、大人的互相招呼声、抱怨声……响成一片，嗡成一团。一个叫张龙的文工团团长，是延安的干部，他跳到台上大喊：“共产党员站出来，帮助维持秩序！”经过一阵子混乱，各个部队的人好歹集中在一块，大家席地而坐，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后，来了一些汽车，宣布名单，把我们分配到各个分场。我被分到了850农场五分场八队（连）。各个农场带走了各自的人。原野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拖拉机在前面开路，我们的卡车跟在后面，就这样来到了八连。

　　这里没有多少老百姓，基本上全是劳改的犯人。那些犯人被命令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安顿下来后，已经到了晚上。通知让去吃晚饭，我不想去。理想和现实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心里很不平静，一点儿都不饿。吃饭回来的人说，吃的是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第二天，伙食就变了，每人一小碗大馇子米饭，一小碟煮黄豆和冻葫萝卜。想想刚过去的日子，几乎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在北京，冬天穿黄呢子军装，夏天穿毛哔叽军装，放假到颐和园去玩，就换上军便服。我们经常到中南海，和毛主席周总理跳舞，到部队去演出，到处是鲜花和掌声。走到大街上，到处是艳羡的目光。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样子。未来的前途怎样，我一点儿也不敢想。

　　第二天就开始摇麦种，就是把杀虫的六六六粉和颗粒肥拌到麦种里。为了搅拌均匀，用手柄摇装着麦种、农药和肥料的铁桶。一会儿拖拉机来取一次麦种，那边也在日以继夜地播种，我们一点儿也不敢怠慢，整整摇了一夜，直到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才停下来。把我们累得头晕眼花。

　　当时好像麦种多得不得了，土地也大得无边，把麦种撒进地里，就是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这些刚来的垦荒者想了很多名堂，如“天女散花”，把麦种随意扬撒，还有什么“裤播机”--把两条裤腿装满麦种，架在脖子上，一只手攥一只裤角，走在翻起的土地上，把裤子里麦种撒进地里。这种粗放作业，包含有恶作剧的味道，很多麦种就这样被糟蹋了。

　　播完麦子就开始栽土豆，同样要抢进度，所以我们日夜削土豆种，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后来说是军委要来慰问，于是我们这些文艺兵又被安排排演《军垦战歌》，迎接军委的慰问团。

　　苦干了两个多月，又说周总理要来视察。为了迎接周总理，组织又把我调到850总场当工作人员。后来，周总理没来，我就被留在了总场管档案。

　　这年十月，农场组织文工队。我提议，把周培源的女儿调来文工队，她是总政歌舞团的。当时下放到北大荒的文艺兵很多，他（她）们都有很多艺术特长和业务能力。如公安军文工团、24军文工团和空政文工团等，都有许多下放的文艺兵，所以文工队很快就组织起来。

　　当时王震在搞云山水库。水库建在密山和虎林两县交界处，大部分下放的官兵都被调去修水库。五月份就上了队伍，来的人住马架子和地窨子，夫妻同来的，在老百姓的厨房间壁个后道闸子，好歹能睡下两个人，就住在那里。有的窝棚大通铺用箱子隔开，拉上蚊帐或被单就隔成一家。没有机械，土方和石头全靠人扛人挑，伙食也不好，很多人闹痢疾。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刚从部队下来，有军队的作风和较高的思想觉悟，尽管劳动强度非常大，还是坚持苦干，当时我们的文工队就上水利工地去慰问，然后留在那里一同劳动。

　　在这种环境下，当然有人有不满情绪，尤其是伙食太差，吃的就是大馇子、窝头、冻白菜、冻萝卜、土豆和酸菜，而且卫生条件也不好，很多人提意见。王震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骂了一通，然后抓右派。后来抓出一个，叫白×峰，开大会批判一通，把他押走了。

　　尽管有牢骚，大家还是真干。冰天雪地，工地上，很多人就穿一件带部队番号的绒衣，挑着土筐跑上跑下，绒衣汗气腾腾，结着一层白霜。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已经忘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因为一切个人的想法和忧伤都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有一次，我因事到总部的招待所去，刚推开门，我就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一支十分熟悉亲切的旋律，这歌曲的名字叫《织女穿花》。是由孙正作曲贺彬编舞的一支歌舞曲，当年我曾参与演唱，周总理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听到这支熟悉的曲子，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仿佛从前的生活是我的前生。想一想从前的日子，再想想当年受苏联文学影响一心要到艰苦的地方来创业的理想，把艰苦的环境和遥远的边疆想象得像诗一样，再看看眼下的处境，真是百感交集！不久，总政歌舞团来慰问，我们到车站去迎接他（她）们。看到那些男女演员青春勃发，穿着黄呢子制服，心里真是苦涩极了！

　　我们850农场文工队的演唱水平绝对是国家级的，其中24军的独唱演员杨×是全军闻名的业务尖子。当时，北大荒建中苏友谊农场，我们用歌舞招待苏联专家，演出的节目精彩极了。

　　这年十月，我被调到农垦总局文工团，各方面的文艺人才荟萃一起，如著名的版画家晁楣，还有一些文学方面的人才等。虽然条件艰苦，我似乎又回归了文艺队伍。大家都下决心开创北大荒文艺，争取创出更多的成果来。我在文工团又演话剧又唱歌，什么都做。我们排了歌舞《云山水库》，《军恳战歌》，排了话剧《夜闯完达山》、《北大荒人》等许多表现军垦生活，讴歌革命热情的剧（节）目。还参加了《赫哲三百人》、《豹子湾的战斗》的演出。

　　1965年，我被派往850农场5分场4队去搞“社教”。那时我有病吐血，但是一直坚持工作。我脚穿黑胶鞋，旧棉袄，腰里扎着麻绳，和大家一起拉爬犁往地里送粪，累得满头大汗，吃的是食堂里的酸窝头。我有病，吃不下，光是喝水。晚上还要给妇女们讲大课，解决各种纠纷。好象一下子回到了战争年代。领导看我总吐血，让食堂给我做了病号饭，面条里下了四个鸡蛋，我一顿全给吃光了。

　　我在北大荒这些年，也有一些机会调回北京，但都没有调成。当年在“华北革命大学”时，学校成立文工团，我没去，后来文工团改为“青年艺术剧院”。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要人，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没去报到，结果后来去了公安军文工团。来北大荒后，一些战友给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写信，主任答应重建文工团把原来的演员们全部调回去。后来谢富治当司令员，没同意，所以就没调成。1959年，周总理把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调了回去。我的战友胡心（胡松华的妹妹），丈夫是驻巴基斯坦的参赞，为了工作需要，也通过周总理调回了北京。胡心当二炮歌舞团的团长，她想调我回去。但我们原来的文工团长升任了二炮的文化部长，他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四十岁，艺术的青春已经逝去，很难在事业上再有发展了，但胡心还是想把我调回北京。后来她的丈夫升任驻伊拉克大使，随着丈夫去国外上任，我调京的事情才放下了。尽管我们夫妇永远留在了北大荒，但我一生都会感谢她的战友情谊。我1958年来到北大荒，一直拼命苦干，1960年入党，因为有一种信念在支撑，不想做逃兵，所以我自己从来没有为回京的事情找过任何人。回北京探亲，都不敢去领导家串门。文革后，罗瑞卿出来工作。他从前是我的老领导，和我也很熟，我也没为回京的事去找过他。

　　我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北大荒，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对此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当然，在时代的大潮中，想一想有些人的遭际，还是心情酸楚。有一次，我爱人老马到安达办事，在县城街道上看见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哼着曲子，还手舞足蹈打着拍子。老马觉得这人不正常，又觉得好像是部队文工团声乐队的老队长。跑近前一看，果然是老队长龙春立，人已经“造”得不成样子了。龙春立原是北大日语专业的学生，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当过我们的声乐队长。后来到文艺报工作。著名歌唱家张权被打成反革命，他说过几句不平的话，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又查出他是“历史反革命”。原来在北大读书时，进步学生组织到延安参观，据说其中有一个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于是龙春立受到株连，也被怀疑是特务。两项政治罪名加在一起，被下放到安达县文化馆当音乐辅导员。故人相见，百感交集。后来，他儿子考大学填错了志愿，他急惶惶跑来找我们帮忙。我们托人从教育局给弄了一张志愿表，重新填报了。为了感谢帮忙的人，他特意从安达跑来，背了半麻袋礼物，凡是求过的人都送到。人家开会，他就蹲靠在墙外，等人开完会。他给我们送来两瓶酒，我们又心酸又难过，抓住他的手说：“哎呀老队长啊，你咋还给我们送这个呢？”可是他一脸木讷，只是呆呆朝我们看。

　　张少亭少将原是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国防科工委工作。我们回北京探亲去看他，他说，他退休前要办的一件事就是给龙春立平反。听了这话，我们回东北后就赶到安达去找他，让他赶快和张少亭少将联系。费了好多周折，在离火车站很远的一幢土房子里把他找到了，人已经木了，一脸风霜，似乎无知无觉，无喜无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周树山，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