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兽性正疯狂，对“牛鬼蛇神”拳脚相加

回看血泪相和流——北大荒三人采访录之三


　　在大时代的风潮中，个人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无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的轰鸣中个人命运的悲怆回响恰恰是我们试图触摸的神经。它或许会使历史感到疼痛，但正因这疼痛，我们或许能够见到真正的鲜活的历史。

　　以下是北大荒开发时十万转业官兵中三个人的采访手记。作者是为了别的写作计划而进行的采访，所以完全是口述实录的形式。


　　顾震夷

　　2002年1月7日，在哈尔滨农垦大厦1508房间采访北大荒作曲家顾震夷


　　1

　　上海沦陷时，我父亲顾执中任《新闻报》采访部主任，他当时以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出名，日伪特务就想杀害他。但《新闻报》社址在法租界内，我父亲也很警惕，特务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我爷和我都生了病，我父亲回家看我们。走时，拿一本德文书回去，一边走一边看。这时，从后面驶来一辆汽车，停下后，车里的人向我父亲开枪。我父亲颈部中了弹，他很有经验，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拐着弯子，特务又开了两枪，但是没有打中。回到报社，父亲身上流满鲜血，子弹从右后颈横穿过去，但没有伤及动脉。法国一个传教士看了父亲的伤，说，太危险了，这是上帝在保佑你啊！

　　形势越来越紧张，在日本占领的上海宣传抗日，报纸没法办下去了。我们全家就迁往香港，不久，又由香港辗转回到重庆。我大姨父钱大钧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他原是国民党空军次长，但他没有处理好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些事情和宋子文汇报，没有找蒋，蒋对他很不满，把他给撤了，当时在重庆赋闲在家，我们开始就暂住在他的家里。我父亲当时在新闻界很有名望，蒋听说我父亲来到重庆，就约见了他，问我父亲有没有工作？我父亲说有；问有没有房子住，我父亲说有，又问有没有困难，我父亲回答说没有。回来后，我大姨父问了蒋约见的情况，就埋怨我父亲，说，你要说没工作，他会给你工作；你要说没房子，他会给你房子；你要说生活有困难，他会给你钱，可是你……我父亲没有作声，他有文人的骨气，不愿意求助蒋介石。后来。张治中将军让我父亲任海外部的专门委员，这个部是怎么回事，都做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想可能是联系海外人士参加抗日或筹集抗日经费吧。我父亲有了公职，住在市区，我们全家住在郊外的乡村。记忆中，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常常钻防空洞，等飞机过去，我们出来时，看见炸得一片废墟。我那时小，在防空洞里吓得直哭。

　　我父亲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认为日本人不会向北打苏联，而将要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进攻，因此要求去缅甸办中文报纸，继续宣传抗日，国民党同意了我父亲的请求，我们全家就坐着一辆破卡车，沿着滇缅公路去了缅甸。滇缅公路十分难走，一路上颠簸得厉害，在山路上还常常看到翻车。这样，历尽艰辛，全家好歹到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在仰光，我父亲办了个新闻专科学校，还经常在当地的报纸上写社论宣传抗日。全家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的房子又脏又破，还没电，有一次，一个华侨商人来到我家，说要卖给我父亲一条裤子，我父亲看裤子不错，问多少钱，那商人回答说，只要一个卢比（缅甸币，相当于一块钱），我父亲觉得奇怪，原来那商人仰慕我父亲的民族气节和人品，怕我父亲不收他的礼物，因此提出要收一块钱把裤子卖给我父亲。

　　战事继续向南太平洋发展，日本人将要占领缅甸。为了全家的安全，我们又从缅甸回到了重庆。当时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有一份国民党政府出资办的中文报纸叫《印度时报》，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国民党政府派我父亲去做《印度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我们全家又去了印度。原《印度时报》的社长把报纸办得一塌糊涂，听说我父亲将要取代他，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父亲接手的时候，整个报社只剩下两块钱。我父亲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论，希望华侨支持这样一份在海外宣传抗日的报纸，支持的办法就是在《印度时报》上发广告和订阅报纸。社论发表之后，第二天，报社前门庭若市，爱国华侨纷纷来购买报纸，这情景使父亲十分感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时报》在父亲的支撑下坚持下来。

　　当时，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大喊中国亡国危机，散布失败情绪，我父亲很恼火，就在报纸上写文章予以反击。英国当局发现文章有对英美不满的言词，就不卖给报社印刷纸张。父亲到处交涉抗议，说，你们英国人既然讲言论和新闻自由，为什么如此横蛮无理，扼杀言论？英国当局只好把纸张卖给了报社。由于《印度时报》的影响，父亲的爱国情操受到了在印华侨的景仰和尊敬，无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在新德里，父亲所到之处，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当时，是父亲事业的顶峰，也是全家生活最安定，物质条件最好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了国内。当时，我家有两个显赫的亲戚，一个是我大姨父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另一个是我四姨父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李及兰，由于有这种社会关系，我父亲原来所在的《新闻报》让我父亲出任主编。我父亲最厌恶新闻和官府联系，尤其不愿意利用国民党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利，所以，断然拒绝做报纸的主编，并且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开始办学。我父亲热衷于培养新闻人才，因此办了一个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还办了一个民治中学，我父亲自任校长。很多名人都光顾这所学校讲过课，如许广平、郭沫若、艾思奇等。由于我父亲和国民党不合作，始终没参加国民党，而参加了民主同盟，国民党视我父亲为眼中钉，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国民党在上海抓了爱国的“七君子”，当时我父亲没在，如果在的话，肯定也被抓了。

　　上海解放前，我父亲感到在上海不安全，又带着全家去了香港，解放后，从香港辗转回到北京。周恩来挽留我父亲，说：执中，你留在北京吧。我父亲不愿从政做官，还是回到了上海。

　　解放初，我父亲在上海办了个《通俗报》，后来新闻不许民办，报纸很快就停掉了。这时，上海复旦大学请他去当新闻系主任，他没有去。他认为新闻如果没有自由，就算不得新闻，因此就不想再沾新闻的边儿了。他要求搞数学，就到北京高教出版社任职，转而去搞数理化去了。

　　早年，我家很穷，父亲只念了私塾，考上了一家教会学校，因为成绩好，年年享受奖学金，在那所教会学校里，他接触并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等课程，打下了一点数学的底子。他在那所教会学校毕业后，去工部局教外国人学中文，这一段生活对他的外文提高很大，他学会了七国语言，早年曾周游世界，我姐姐就生在去英国伦敦的轮船上，因此她有英国国籍。日本侵略东北，搞“九一八事变”，国联派李顿（德国勋爵）调查团去东北调查，我父亲和戈公振是随团记者。

　　我父亲一直是爱国者，他参加过民盟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的最主要言论是：“肃反时随意抓人，公民没有人身安全，宪法如同废纸。”这使他成为全国最大最闻名的“右派”之一。


　　2

　　1950年，六十三军在上海招收文化教员和文艺工作者，我当时十三岁，正在读书，但我愿意参军，就瞒着家里去报考，结果一下子考上了。

　　要去参军，我知道最大的障碍在父亲那里，他担心我年纪小，不会让我去。我觉得首先应该先做好母亲的工作。回到家里，我就缠着母亲，说六十三军招兵的事，假装闹着要去考。母亲被我缠得不行，只好说，你年龄小，人家也不会要你，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去。我问，真的吗？说话算数吗？母亲说，当然算数。我立即就拿出了部队的通知书。母亲一看，没想到我已经考取了，知道想拦也拦不住我，眼泪便无声地流下来。但她没有反悔，就含着眼泪给我收拾东西。东西收拾好后，马上就要开拔，怕父亲知道，我就把东西从后窗拿出去，通过门卫送到了外面，我就这样瞒着父亲去了火车站。火车四点开，我把早就写好的信交给一个同学，让他在四点之后把信送到我家去。可是那个同学没有等到四点，把信早早送到了我家。我父亲看了信，吓坏了，以为我被坏人拐跑了，马上弄了一辆汽车，飞速赶到火车站。火车还没有开，我父亲见了我，知道我是真的参军，就含着泪嘱咐我几句，这时，火车就开了。自此，我告别了父母，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抗美援朝中，我们六十三军整军入朝，我当时十四岁，随军去了朝鲜。我在政治部当文书，夜行军时，美国飞机常来骚扰，人好办，听到飞机声，疏散开趴在路边，飞机很难发现目标。可是，汽车就容易被袭击。敌机袭击我们的军车，常常两架飞机，第一架撒下照明弹，十几里公路亮如白昼。汽车还没有冲出照明弹区，后面的飞机赶上来就俯冲扫射。有一次行军中，我们见到飞机把一座房子炸了，冲进去，救出几个伤员。当时，美国特务很多，也很猖獗。上级规定，往回走的汽车必须带伤员，有一次，一辆汽车回国途中，司机让伤员下车，先到路边一座大白房子里休息。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灯，不一会儿，美国飞机来了，把那座白房子给炸了。原来，那司机是美国特务，他打开车灯，给美国飞机指引目标。

　　有一次，我军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活捉了美国飞行员。审讯中，这飞行员说志愿军要打第五次战役。这样的核心机密，连师长一级干部都不晓得，马上给志愿军司令部打电话，“志司”立刻下令让把这飞行员送去。

　　在朝鲜的行军非常艰苦，有时在漫天大雪中没完没了地走，又饿又累，就盼吹休息号。号声一响，趴在路边就睡。更可怕的是挨饿，在朝鲜征粮也很不容易，虽然规定征粮数目，但部队不断地来，你征一点，他征一点，老百姓就有了抵触情绪。每个士兵一条细口袋，斜挎在身上，装的就是你的军粮。有时口袋瘪瘪的，只好和口袋里有粮的战士一起走，盼望能借光吃一顿饱饭。

　　在朝鲜作战的美国飞机，一般为Ｆ84喷气式飞机，翅膀平伸，双翼尖上各带一个喷气筒，我们都称它为“挑油桶”。还有一种飞机是燕子式的Ｆ86，这种飞机和苏制飞机的机型差不多，但不多见。炸弹落下时，如果带着“嘘－－”这样长长的尾音，这不可怕，因为炸弹会落得很远。如果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大，给人一种恶魔扼住你的喉咙越卡越紧的感觉，那就非常可怕，因为炸弹是从你的头顶落下的。美国飞机投下的炮弹有两种，一种属延期信管的，炮弹落下扎入地下很深再爆炸，会把地面炸出三米深的大坑，对建筑物和防空掩体的破坏极大；一种属瞬发信管的，这种炸弹落下后，一片小小的树叶也会使它瞬间爆炸。它的破坏力小，但杀伤力却极大，贴着地面炸开，爆炸中心四五十平米内的目标都不能幸免。

　　有一次我们和敌人对峙，在中间的开阔地带，朝鲜的百姓仍然在稻田里劳动，他们的房子没有了，晚上只能睡在坑道里。在我军的坑道外面，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在玩，他们弄一堆沙子，玩挖防空洞的游戏。忽然听得一声脆响，敌人打过来一发流散弹。这种炮弹杀伤力极大，接着就听到了一个朝鲜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不一会儿抱进一个孩子，两条腿全被炸飞了，有一条还有皮肉连着。我忙着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马上就由他母亲抱着往团卫生所送。走在路上，那个孩子就因流血过多死去了。当天夜里，我们攻克了对面敌人的山头阵地，算是给这个无辜而死的孩子报了仇。两军对峙时，敌方的阵地是绿的，而我方的阵地是黄的。因为敌人的炮弹多，把我们阵地上的树啊草啊全炸光了，成了一片焦土。有时，敌人甚至把山头都用炸弹削去一米，山上的石头都成了粉末。

　　我在部队年龄小，不怕死，但也没立过功。有一次住在朝鲜老乡家里，两个朝鲜大嫂眼盯盯望着我们，她们以为我是个女孩子，因为我脸白，又一脸稚气。有一次团支书找我谈话，说，盆里一共才五块肉，你吃一块两块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五块肉全吃掉呢？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朝鲜呆久了，我们给朝鲜人总结几个特点，叫作“炕大屋子小，锅大口小，裤档大袄小”。

　　在志愿军部队里，团以上的干部有马骑，营以上的干部发一双马靴，普通战士就是大头鞋。那时官兵关系非常好，我们的团政治处主任，每次行军时都把马让给体弱的战士和伤员骑，他身体很不好，但咬着牙，拄着棍子坚持走路。有时到了宿营地，政治处主任却不见了，他落在后面很远很远，一个人在山路上跋涉。

　　司号员汪得志是个碎嘴子，嫌我小，不懂事，他看不惯我，总爱说我这说我那的，我最恨他了。有一次我们在兵站领了军装，背着军装过一条封锁线。中间要过一座木桥。敌人每隔一分钟打一发炮弹，把木桥炸得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必得乘敌人打炮的间歇跑过桥去。我跑到桥中间时，一脚踩在木桥的窟窿里，卡在那里出不来。正在危急时刻，已经过去的汪得志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把我拉出来。我们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就落下来。这件事使我理解了战友的意义。

　　志愿军中有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刘光子，有一次他过一个山口时，发现了敌人，哒哒哒就射出一梭子子弹，就在他换弹梭子的间歇，他又向敌人抛出一个手雷。敌人有七八十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懵了。刘光子用朝鲜话大喊：“巴力巴力康！”意思是“快走”。美军中有朝鲜翻译，明白了他的意思，又不知对方的底细，全举手投降了。他押着这队美国兵，走了一段路，才遇到了自己的部队，结果他一个人活捉了六十三个美国兵，立了特等功。

　　后来我分到了监护工兵连，负责看守军用仓库，保护运输线。汽车司机听不到飞机声，在要紧的路段，我们隔二三里站一个士兵，听到飞机声，就打“防空枪”，给司机报警。司机马上关了灯，隐蔽起来。可是，有些朝鲜司机不听这一套，照样开灯行驶，带累得志愿军的车也跟着挨炸。我们就对朝鲜人民军的司机平射，强迫他们停车熄灯。对待俘虏，我方和朝方开始也不同，我们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可朝方无论投降与否，一概格杀勿论。所以美军和李承晚的部队遇到志愿军，打败时就投降，遇到朝鲜部队，就顽抗到底。后来，统一了俘虏政策，这个局面才改变了。

　　我在朝鲜作战时，上海我家辖区的派出所有一天通知我母亲到派出所去一趟，我母亲吓坏了，以为我牺牲在朝鲜了，给死亡通知书。结果我母亲哭了一宿。第二天，我父母两个人都去了，原来就是给发了一个军属证。我父亲很生气，把派出所的人狠狠骂了一顿。

　　后来，我在朝鲜得了气管炎，正好要停战了。1953年7月停战，同年九月我回国，住进了嫩江的第23路军的医院。我的病好之后，我可以复员回上海，但我特别喜欢部队，对部队很有感情，就要求回到了部队。先是到丹东，部队换防，随着187师到了河北邢台。我在部队盖营房，打石头，灌浆，砌石头，几乎成了个泥瓦匠。不久，我被授予少尉军衔，每月七十二元津贴。


　　3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本来我对画画也很感兴趣，但我周围画画的人太多，没人搞音乐，更没人研究作曲，所以我就开始钻研起音乐来。

　　在朝鲜行军作战中，什么东西都几乎扔掉了，但几本作曲的书始终留在我的背包里。

　　可能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很早就有了投稿的意识，记得十一、二岁时，我向报刊投过一幅画稿，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拍皮球玩，来了个邮差，问我父亲道：“请问顾震夷先生在不在？”我父亲指了指我说：“他就是。”邮差很吃惊，把一封信递给我，打开一看，是一封退稿信，上面写着对我作品的评语：“技术太差。”

　　我发表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在朝鲜战场时，发表在师里《火线报》上的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保卫西海岸》。

　　1957年到了，我父亲被打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右派”，正巧赶上我回上海探家，听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父亲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父亲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对党和社会主义感情很深，怎么会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呢？全家笼罩着一片沉闷的气息，我在路灯下的阅报栏里读到批判我父亲的文章，心情又紧张又痛苦。我父亲主要的“右派言论”是：“肃反随便抓人，宪法如同一张手纸。”这种言论自然被视为对党的不满和和对社会主义的攻击。

　　有一天，有人递进一张名片，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印着“骆剑冰”三个字。我父亲说：“这不是胡风集团的吗？要见我干什么？”进来的是一位干瘦的老太太，对我父亲说：“我和胡风在日本同过学，就因为这个，把我打成了‘胡风分子’，关了我一年监狱。顾先生你说得对，宪法真是如同一张手纸。”老太太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忽然见我站在父亲身边，穿着军装，吓了一跳，很不安地嗫嚅起来。我父亲指着我说：“这是我儿子。”老太太心神方定，对我父亲说：“顾先生，现在人家说您什么，您都不要辩解，把它应下来，否则您要吃苦头的。”说完，这老太太就走了。回到部队以后，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在和组织交心时，我谈了对父亲打成右派不甚理解的心情，同时汇报了“胡风分子”骆剑冰到我家“煽风点火”的情况。那位干瘦的老太太最后的命运如何，我始终不知道。这事后来成了我一生的心病，对那位骆剑冰先生始终怀着深深的歉疚和悔恨。我觉得自己太过于天真，总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这时候，人人要“过社会主义关”，部队也在开展讨论。讨论的题目有三个：第一，肃反时是否冤枉了人？在讨论中，有人说，冤枉过好人，但出身好，根红苗正，又立过功，也没事。也有人说，没冤枉人。我说，开始可能有人受过冤枉，但后来都得到了纠正。第二，合作化运动是否使生产得到了发展？我说，生产肯定能发展，但不能一下子发展起来，得逐步地发展；第三，农民比工人苦吗？我说，农民比工人苦是事实，但工人创造的价值比农民高。这三条发言不咸不淡，也没啥意思，讨论完后也就扔到脑后去了。

　　这天，部队有一批兵要复员。吃饭前，领导要我参加复员兵的会餐，我才知道，我已被列入了复员兵中。领导告诉我，一条去北大荒，另一条回老家上海。我决定不回上海，去北大荒，并要求临走前回上海探一次家，这时，我已订了婚，对象在上海，我很想念她，觉得她也会给我一些情感上的慰藉，这时，我正出于苦闷之中。

　　我探家回来，部队的团支书正式通知我，我已被开除了团籍。我虽然知道这不符合组织程序，但也毫无办法。开除我团籍的理由是讨论会上我对三个题目的发言，但已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成了“肃反冤枉了好人，合作化不能使生产一下子发展起来，农民比工人苦”。

　　我虽然心中不服，可谁会听你的申诉？

　　到北大荒，我是抱着真诚的理想来的。我暗暗给自己定下了三条：一，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好身体；二，好好改造思想，要求进步，争取重新入团；三，争取成为一个作曲家。我来到了北大荒853农场，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生活十分艰苦。食堂的伙食很糟，许多转业官兵有牢骚，也有人不安心。我这人很呆，就个食堂写一张小字报，批评食堂卫生和伙食太差。这时，王震正在北大荒抓“右派”，我因此惹了祸，大会小会批斗我。我当时年轻，也不太在乎，白天批斗干活，晚上还照常练习作曲。我被调到853二分场的修路队，由于我会作曲，又调到文工队，无论到哪里，我都拼命死干。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鼓励我说，这一段改造得很好。我听了，非常感动，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当时农场对文艺活动很重视，把我调到了文工团。我太喜欢做专业文艺工作了，我写了首歌，发在全国有名的《歌曲》杂志上。这时，853农场要把我要回去，借口“小字报事件”，要把我打成“右派”。1959年8月，正是麦收时节，我回到了853，从此在这个农场呆了整整二十年。

　　“小字报事件”并没有把我打成右派，中央来了工作组，纠正北大荒打右派的错误，我侥幸得以逃脱，但是记了大过。我决心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在工作上拣最苦最累的去干，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一天，我白天劳动完了，夜里在屋里闷头作曲，那边团支部在开会。我多么想重新做一个共青团员啊。出得屋来，起风了，要下雨，我把农场屋子的窗户一一关好，这时，共青团支部会议散了，一个支部委员走过来，对我说：“你都二十五岁了，就别想着入团了。”我听了，又懊丧又生气，说：“要求入团，是我的权利，我的年龄并没有超龄，为什么不可以入团？你们只应考虑我是否合乎团员的条件，为什么要剥夺我要求进步的权利？”我就给我原来所在的部队写了封信，说明我的情况。部队来信说，我的事早就平反了，应该恢复我的团籍。就这样，我回到了团的怀抱。由于我工作努力，还当过团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我妻子胃病犯了，直吐酸水，我去卫生所给她取药。卫生所的大夫正拿着毛笔写大标语，写到“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连着写了两个“帝国”，我说，你怎么写了两个“帝国”呢？大夫就把那张纸废了，叠起来，给我进里屋取药。我看旁边有墨汁毛笔，抄起笔来，在他废弃那张纸的背面也想写两个字。写什么呢？写毛主席语录吧，我写到“蒋介石对……”这四个字时，大夫出来了，我拿了药就走了。后来听说出了反标（即反动标语），说有人歌颂蒋介石，说蒋介石对，自然就是毛主席错，就这样，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对此，我极力申辩，说那段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行，我因故没写完等等，但无人听你这些，我被关进了连队设立的临时监狱。妻子正怀孕，听了后，去喊冤叫屈，终是无用。关在这个连队监狱的，共有四个人，有“走资派”，相当于生产队长的级别，还有一个放牛时奸牛的人，称为大流氓；还有一个地主成份的人，称为“大地主”，再就是我－－“现行反革命”。我们被关在一起，不能回家，干最苦最累的活，有时，拉大木头的车从山里回来了，我们这些人半夜被踢起来，去卸大木头。看我们的人是一个阴沉的老家伙，他不发话，我们就得一直干下去，如果中间停下来，他就喝斥我们。他有时躲在一边睡觉，我们也不敢停止劳动。每天劳动回来，就赶忙溜一眼食堂门口贴着的海报，因为各班常常在晚上开批斗我们的大会。一般“走资派”陈元凯是主角，我有时陪斗。在会场上，一般不会挨打，只是挂着黑牌子，弯着腰，听会场申斥我们的“罪行”，有些人发言，然后喊口号，都慷慨激昂，义愤添膺，说些“十恶不赦，罪该万死”，表示要把我们“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样折腾到半夜，散了会，由民兵押我们回去。可走到门外，却常常遭到埋伏在门外的北京知青的袭击。他们都曾是造反的红卫兵，被煽动和点燃的兽性正疯狂着，所以对我们拳脚相加，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有一天，我坐在禁闭我们的屋子里，见一辆马车从窗前走过，我岳母坐在车上，妻子盖着被子躺在车上。我岳母看了我，说：“生了”妻子抬起身子，望着我说：“生个男孩”。就这样，马车在我眼前走过去了。我不能看我的孩子一眼，更不能回家。

　　在蹲禁闭的日子里，革命群众吃白面馒头，我们吃玉米面窝头，伙食很糟，营养也上不去，妻子有时偷偷塞给我一张油饼，我就贪婪地吞下去。在苦难中夫妻间的相濡以沫，让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一个和我共同搞过“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来审讯我，对我大搞逼供信，让我招认“夺权之后”怎么安排自己的“黑班子”。我要夺什么权？我何曾想过要夺什么权，夺连队的权，当个生产连队的队长吗？真是荒唐！可你不说，就不断地折磨你。如果你说出你“黑班子”的人，那几个人可能也会被抓起来，遭到和我同样的下场。我知道，这是他们要整更多的人。我被折磨不过，就不想活了，就胡说一气，下了自杀的决心。他们录了我的口供，把我押到外屋去，他们几个人很兴奋，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人的防线已被攻破”等等。这天夜里我被放回了家，我对妻子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毒打和折磨，不想活了，他们逼我说，我瞎说一气，冤枉了好人，我要用死来洗刷我的悔恨，向被我冤枉的人赎罪。妻子竟然同意了，说，我看你也受不了这个罪了，死了也好！这样，捱到夜深，妻子竟睡去了。我拿出早就预备好的十一片安眠片决定自杀。我记得曹禺先生的剧作《日出》中陈白露要自杀时，从瓶里倒出十一片安眠片，这个版本后来我再没有查到。但我认为这十一片安眠片就是可以致人死亡的数量。平时，我向大夫索要时积攒起来，刚好够了这个数量。我写了遗书，表示我“招供”的话是假的，那些人并不是我“黑班子”的人，然后我就吞下了这十一片安眠药。妻子半夜被我的呼噜声惊醒，怎么推我我也醒不来，但似乎也觉得我死不了。后来，负责审问我的人也来了，把我拉起来，在我耳边大喊，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喊声，但就是醒不来。就这样，我昏沉沉睡了三天三夜，醒过来了。他们再没有追究我的“罪行”。大概他们也觉得这种事情太过荒唐，我真死了，他们也要担责任，所以再没人提起过。

　　后来我的事情平了反，连队让我喂猪。我受宠若惊，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因为阶级敌人是不能喂猪的，怕他们搞破坏，把猪毒死，让我去喂猪，说明我已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干得十分认真，也不怕吃苦，并且开始记“养猪日记”，每天夜里爬起几次，照料那些要分娩的母猪，不怕脏，不怕累，给猪接生。每只栏里有几头猪，猪的情况怎样，心里都有数。有一次，牛栏里一头牛分娩，小牛淹在深深的粪池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我跳下粪池，把小牛拉出来，弄得全身都是稀牛粪。没人表扬我，也没人鼓励我，但我觉得自己在改造思想，想革命，就得这样干。

　　我现在老了，退休了。想起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一生，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时间很晚了，就这样吧。

　　周树山，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