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血泪相和流——北大荒三人采访录之一
在大时代的风潮中，个人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无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的轰鸣中个人命运的悲怆回响恰恰是我们试图触摸的神经。它或许会使历史感到疼痛，但正因这疼痛，我们或许能够见到真正的鲜活的历史。
以下是北大荒开发时十万转业官兵中三个人的采访手记。作者是为了别的写作计划而进行的采访，所以完全是口述实录的形式。
郑加真
2002年1月7日，在哈尔滨农垦大厦1508房间，采访北大荒老作家郑加真
我老家原在温州，父亲考到上海邮政总局当职员，在我5岁那年，全家迁到上海，住在上海的北四川路。我姐姐也参加了工作，在长途话务局当话务员。我记得小时候到父亲的邮局去，挺大一间大房子，摆着一些桌子，很多人在桌子边分信。我父亲单独有一张桌子，因为他是投递组的组长。
上海解放时，我考上了上海军政大学。军政大学校址是政府没收的一家教会学校，我去报到时，见满院子一些穿着军装，打着绑腿的兵，开饭时，一伙一伙的人就端来一盆米饭和菜汤围在一起，在院子里吃饭。我感到这不像个正经大学的样子，很失望，就没有把报到通知书拿出来，回家了。不久，我等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就去了复旦。这一念之差，我就成了建国后参加革命的干部，现在是退休而不是离休干部了，资格和待遇都差了不少。如果我去上海军政大学读书，我的人生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当然，人生没有“如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上下沸腾着爱国热情，大学生纷纷报名参军，我在这一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开始，我被分配到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当参谋，排级待遇。“空司”在丹东，刘震任司令员。战争开始时，北朝鲜没有适合我军飞机起落的机场，我军飞机作战，都是在国内机场起飞，作战后再返回国内，战线长，消耗大。为了战争的需要，决定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刘震司令员就带着“空司”的四个处长、四个参谋入朝勘察修建机场事宜。当时我在“空司”三处（通讯处）任参谋，就随着刘震司令员过江入朝了。
我们是1951年7月分乘五辆吉普车入朝的。第一辆车坐着刘震司令员和翻译；第二辆车坐着苏军顾问，他们当时身分没公开，都穿着志愿军的服装；第三辆车坐着四名处长；第四辆车就是我们这些随行的参谋们；第五辆车坐着后勤和保卫人员。
我们空司三处的人被留在朝鲜泰川郡一个叫鹤峰洞的小村子，负责为新修的机场建立通讯联络，整天架设电台和通讯线路，当时一块工作的，有交大、同济一些学理工的参军大学生，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
我们的处长叫于保河，吉林人，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原是抗联部队赵尚志手下的人，和金日成也在一个抗联部队呆过。抗联干部到苏联受训时，金日成被授予大尉军衔，于保河被授予少尉。于保河第一个孩子降生时，金日成曾带着两条大马哈鱼去慰问。解放后，于保河被送到培养新中国外交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外事系学习，，准备派往驻外使馆任武官。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又回到部队，在“空司”任通讯处处长。由于他和金日成的特殊关系，当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生矛盾和摩擦时，他给金日成打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夫人在国务院任职，据说是掌管国务院印玺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于保河在国务院某部任司局长。有一年，我去参观赵尚志烈士陵园，在那里看到了于保河的墓，死后，他和自己的老战友老上级埋在了一处。他的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中，令我生起无穷的感叹。
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任通讯参谋期间，由于我好学，文字基础好，在同去的上海交大、同济的同学的帮助下曾经编过两期有关雷达技术方面的小册子，属于通俗教材，油印的，在当时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对战争很有帮助。所以，战争结束之后，我就被调到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交大、同济的几个人也都调去了，我们在一起又共同编了二十多期雷达通讯方面的刊物。
这时到了1957年，我的军衔已升为上尉，属正连级。我觉得自己前途远大，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时，上级要求大鸣大放，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批评一个处长，这人是大校，他把公家的一台收音机拿到家里去了。大字报一贴出来，那个处长很紧张，也贴大字报进行辩解。我不服气，就此又贴了第二张大字报，题目就是《领导必须受教育》，仍然批评那个处长。但是这个题目就已经很叫一些人不舒服了。这时，上级不让贴大字报了，让把大字报改为小字报，这时，我就犯了文化人的傻气，贴出了第三张大字报，题目叫《大字报咏叹调》。这三张大字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当时是党员，虽然没有打成“右派”，但要复员到北大荒。
我妻子原是军委“空司”的人事参谋，在一个四合院内，窗子相对，彼此可以望见，我们恋爱结了婚，1954年她转业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宣传部。当时，建筑行业的全国劳动模范李瑞环、张百发就是他们公司的，宣传的声势正在潮头上。听说我复员要去北大荒，公司领导请我们夫妇吃了顿饭，说，我如果不愿去北大荒，可以调到他们公司去，因为我是学文的笔杆子，正好用得上，可以在宣传劳动模范方面出力。但我的决心没动摇，坚持要离开北京，到北大荒去。就这样，1958年3月20号，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来到了北大荒的856农场（即青山农场）。
到农场后，干了一年农活，住马架子，修路，还要给后来的人搭马架子，生活苦得很。我们一百名尉官组成了一个生产队，在这些人中，有一对夫妇，是军委“空司”的俄语翻译，当时和苏联的关系趋于破裂，俄语翻译不吃香，所以给下放到北大荒来了，男的在马号喂马，女的在伙房做饭。不久，为了割羊草，组织了一个青年突击队，我是上尉，由我当队长，到荒原里去割草。有一次，在割草时，碰到了塔头筏子，镰刀一跳，把我的小腿割了很长的大口子，大家把我抬到了窝棚里。由于腿受了伤，我走不了路，只好躺在窝棚里休息。这时，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随便找了两张纸，写了一篇《向地球开战》的文章。这个题目来自郭沫若的诗。文章写了我们这些转业官兵在北大荒的生活和艰苦创业的昂扬斗志，主题是积极向上的。写好后，我把文章寄给了北京的妻子，要她抄好后随便寄给一家报刊。不久，这篇文章在《新观察》杂志发表，我得了50元钱的稿费。我要妻子用这钱买件衣服穿，她买了一些罐头等营养品寄给了我。
这篇文章显示了我在写作上的才华，于是被调到场宣传部工作。在宣传部，我编了一本名为《青山文艺》的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调到《北大荒文艺》做编辑去了。《北大荒文艺》当时集聚了很多作家和文艺人才，聂绀弩在那里编小说，丁聪在那里做美编，他们都是从北京下放北大荒的著名的文化人，还有林予、钟涛、王观泉、王忠瑜等知名作家。那时，钟涛出版了长篇小说《大甸风云》，林予出版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在读者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牡丹江农垦局把《北大荒文艺》解散了，林予等作家大多调到了省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去了。我是党员，省作协上调的人员名单中，我是第一位，我拿着调令去找领导，这时，林予等人都已经办完调转手续走了，领导抽出钢笔，刚要签字，迟疑了一下，说，文化人都走光了，这边的工作没人做，这里也需要啊，说着，把钢笔又放回口袋里去了。我当时正构思长篇小说，领导既不让走，只好留下来安心工作。我到下面一个农场连队去当指导员，正是麦收时节，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江畔朝阳》的初稿。这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了一位责任编辑到东北来组稿，听说我有一部长篇，就特意找到农场来。我爱人也来了北大荒，在农场宣传部工作。我在下边的连队里搞麦收，他找到了我爱人，拿走了书稿，在招待所读了几章后，不辞而别，带着书稿回上海去了。不久，他来了一封信，约我到上海去改稿，我尚未启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中，我被派到嫩江尖山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第49团）一个连队任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东西。嫩江尖山农场水质有问题，很多小孩和老大娘患上了大骨节病，有一次团长下来视察，我请他看一看当地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解决打深水井的问题，团长是现役军人，又专横又霸道，他说：“我就是来慰问知青，不扯那个蛋！”我暗地里让连队把一些患病的老大娘和小孩子集中起来，准备让团长看一看，引起重视。团长临上车时，我请他稍微留一下，看看满院子这些患病的老幼妇孺，以唤起他的同情和良知。团长却说：“不扯那个蛋！”上车就走了。
后来团里开会，当时正搞“批陈（伯达）整风”，我给团长提了意见，团长气得不得了，下决心要整我。这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过去的积稿中又翻出了我的书稿，来信要我去改稿，信已经到了团里。团长和政委闹矛盾，政委肯定了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上海来信的事。团长才没有整了我。正是文革中，我出版了一本写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当然，这部小说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1975年，上级指示，撤销兵团建制，成立农场总局。当时在文革中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中，有些现役军人的领导由于军人至上的观念，专横跋扈，漠视党纪国法，出现了很多奸污女知青的事件。中央领导批示要严办，情节恶劣的要处以极刑。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团长政委全被枪毙了，召开万人大会，由知青武装押解，当场宣判执行，造成了很大的声势。
王震和北大荒有不解之缘，对这个人的口碑不一样，有说好的，有说坏的。解放后，他在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王恩茂在一起搭班子，由于违反民族政策，下令开枪，杀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人，调任铁道部长，后又任农垦部长。有人说，他在北大荒“保护了一些大右派，抓了一些小右派”。前者指的是他把丁玲、艾青等知名的“大右派”安排到北大荒改造的事。后者指的是反右结束后的1958年，中央再不许抓右派了，可是转业到北大荒的一批官兵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和艰苦的条件，有人有牢骚，他就下令在这批人中抓了一些右派。
北大荒抓右派是在云山水库工地开始的，后在全垦区展开。搞批斗会，促干劲，用整风精神促生产，开会、高压，人人自危，弄得十分紧张。各场都有右派队，除了政治上毫无人身权利外，要吃最差的饭，要干最累最苦的活。1959年，全垦区挨饿，有的吃酒糟，有的吃苞米糊磨面、掺树皮、橡子面和少量粮食的食品，那一年，死了几千人。吃不饱，还要参加强体力劳动，为了支援北京搞的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右派队上山伐木，到完达山南麓和北麓去砍红松。深山里，留下很多日本鬼子伐下的没有来得及运出的木材，称为“困山材”。这些“困山材”被运下山，留着自用，伐下的好红松就运到北京去。伐木的工作极其艰苦，又吃不饱，很多人冻饥而死。1962－－1963年间，中央纠正北大荒抓右派的错误，派工作组下来纠偏。中央工作组到山里检查，山间冷房子里死人的尸体冻得梆梆硬，高高地架起来，因为冰天冻地，无法掩埋，只好厝置在山间的冷房子里，其状惨不忍睹。
周树山，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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